大 尺 度 的 思 考
小 鹰
引言
一、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及其核心
二、毛泽东的主观唯心主义
当我第一次坐飞机升上天空，和许多人一样，我很惊奇所看到的景象与日常见到的有这样大的不同。房屋、树木、街道、车辆都越来越小，变得像玩具一样，整个城市的结构一目了然，弯弯曲曲的河流像蛇一样蜿蜒着，星罗棋布的湖泊在阳光下如同碎玻璃片一样闪光。当飞机爬升再高些，就只能模糊地看到海岸线的轮廓。假如运气不好，那飞机下边就只有一片漫无边际的云海，或许，偶尔可以见到远处的闪电，那里正在下着暴风雨。有了人造卫星之后，人们可以直观地证明人类是住在一个球体上，可以观察到地球的冷暖、风云的运动、植被的改变，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地预见几天后的气象，或警告人们全球气候变暖后会带来什么样的长期恶果。
大尺度的观察可以使我们看到和预见我们以前不能看到和无法预见的东西。
这对于历史来说也是一样。每天打开报纸或电视，我们会知道这里有过一刀一枪，那里有一群人在开会。到年终时，各新闻机构会评价本年度的十大新闻或一位年度人物。中学的历史课会告诉我们，炎黄大地上曾有过夏商周秦汉一类的王朝更替。《资治通鉴》则记载着许多经典的故事，以告诫后人。假如我们升得再高一些，从几千年的尺度上来观察中国大地，我们会看到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我想，我们将看不到所有的历史细节，所能见到的只是一片暗灰色的封建主义的云雾，或许这里那里有过一些闪光，或许云层正在变薄，但我们还不能说已经看到了尽头。
是的，我们无法低估这封建主义的云层。荃麟1946年曾这样写道[1]：
我们这个民族，是具有比世界任何国家更深厚，更悠久的封建主义的传统，这种封建主义有如盘根老树一样深植于一切社会底层之中，它的毒液浸透着广大的社会生活的土壤。它不仅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可怕地低落到生存线以下，而尤其可怕的，是把中国人民的精神思想麻痹到极悲惨的境地。……
四千多年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统治，一方面造成了广大的愚昧、贫困、迷信、无知，一方面又孕育出无数大大小小的奴才，形成了一个奇形怪状的社会组织。而作为这个社会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骨干的，便是那封建道德与封建意识。这就是确定奴隶主与奴隶，主人与奴才，绅士与农民，老爷与小人诸种关系的一种伦理观念，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谓一级一级安排着的人肉筵席的一种伦理观念。中国儒家一向所争的什么道统法统，也就是这种玩艺儿，而在儒家以外所谓道家的清静无为思想，实际上也就是配合在这种人肉筵席上的一种使人昏迷的毒酒而已。经过几千年的时间，这种意识已经深深渗透于社会日常生活中间，所以仅仅形式上的改革，是不能铲除它根深蒂固的基础的。封建主义这个东西善于借尸还魂，去了君主专制，更换了军事独裁；去了宪法制度，更换了保甲制度；去了尊孔读经，更换了新的思想统制，实质上还不是一样。甚至拿中国的结婚来说，从旧式结婚，改为了“文明结婚”，而在实质上多半还不是买卖婚姻，这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人说，中国也有法西斯思想，我以为如果中国有法西斯，也还是封建主义的变种。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用这句话来形容中国的封建残余实在是最恰当不过的，封建残余固然是“残余”了，然而这个“残余”的“百足虫”，却仍然多方面的钳制着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的历史不得不走迂回曲折的道路。从封建的中国到民主的中国，必须经过一番从全体人民生活中的连根牵底的剧烈的意识革命，这就是民主主义的思想斗争。这斗争是艰苦的，长期的，这也就说明，为什么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不得不迂回曲折地前进。
荃麟是在“五四”运动的二十七年之后写的这些话。“五四”运动是历史上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闪亮点。经过浴血奋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那场历时十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情形又怎么样呢？以反封建著称的老作家巴金在八十年代中写过一篇《买卖婚姻》[2]，他说：
“文革”初期我还以为整个社会在迈大步向前进，到了“文革”后期我才突然发觉我四周到处都有“高老太爷”，尽管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新旧服装，有的甚至带上“革命左派”的帽子。这是一个大的发现。从那个时候起我的眼睛仿佛亮了许多。一连几年我被称为“牛鬼”，而一向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真正的“牛鬼”却穿起漂亮的衣服在大街上游逛。我指的是封建残余或者封建流毒。当时我已从“五·七”干校回来，对我的批斗算是告了一个段落，我每天到单位学习，人们认为反封建早已过时，我也以为我们已经摔脱了旧时代的梦魇。没有想到残余还在发展，流毒还在扩大。为了反对买卖婚姻，为了反对重男轻女，为了抗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用笔整整战斗了六十年，而我的侄女今天面对着买卖婚姻还是毫无办法。……我不能不发问：“五四”时期的传统到哪里去了？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反封建的传统到哪里去了？怎么到了今天封建传统还那么耀武扬威？
荃麟和巴金都是亲身受过封建制度的桎梏，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起来参加反对三座大山的前辈。他们最有资格来谈论“五四”，谈论封建主义的顽固。巴金在评论一位在香港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作者时，还这样写道[3]：
譬如谈到“五四”，有一位作者认为“五四”的“害处”是“全面打倒历史传统、彻底否定中国文化”。我的看法正相反，“五四”的缺点恰恰是既未“全面打倒”，又不“彻底否定”，所以封建文化的残余现在到处皆是。这些残余正是今天阻碍我们前进的绊脚石。“‘文革’之所以做出这许多令人震惊的事情”(那位作者这样说)，正是从封建社会学来的，作为十年浩劫的受害者，我有深的体会。
“文化革命”开始后的第二或第三年，我和一些朋友对“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做法已是疑团满腹。我的一个好友同我谈起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对中国社会的看法，核心就是“一人”。也就是说，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君王专制的社会，一切由皇帝自己说了算，或者“朕即国家”，然后就是“君臣父子”的顺从道德关系。我们同意黑格尔的看法，认为“文化大革命”也不过是这种体系的延续。同时，我们也谈到《共产党宣言》里提到的“封建的社会主义”，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辛辣而俏皮的口气写道：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看到这些，我们也不禁哑然失笑。但当时，除了观察和思索之外，我们并没有，也不能做些什么。现在，痛定思痛，有可能再来冷静地反思这一段历史。
让我们抓住这封建制度的核心 ──“一人”── 来分析。
毛泽东和几乎所有的开国皇帝一样，是有着雄才大略的。他精通文史，胆识和才智过人，有着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高明的政治手腕；外交上高瞻远瞩，不屈从美苏等大国，极力保持民族独立自主。他敢于独立发展核武器和导弹卫星，以第三世界为基础来与超级大国抗衡，使中国能够从一个被列强欺压的境地站立起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不可否认的历史功绩折服了党内外许多人，他的诗人文采、幽默谈吐也为他增添了不少个人的魅力。
然而，这样的“圣明天子”并非是无懈可击的。相反，在建国后的政治经济领域里，可以说是败笔连连、劣迹斑斑。1957年春天整风到“反右派”，1957年秋天批判“反冒进”到后来的“大跃进”，1959年纠左到“反右倾”，其间又夹杂着“大炼钢铁”、“高指标”、“浮夸风”，和“一大二公”、“共产风”、“平调风”的“瞎指挥”。从1962年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到发动“横扫一切”、“砸烂一切”的“文化大革命”，不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天怒人怨、民不聊生是誓不罢休。
从认识论来讲，毛泽东的错误是从辩证唯物主义滑向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结果。平心而论，从1937年的《实践论》、《矛盾论》到1956年《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不是后来发表的、“改得很吃力”的文字)，都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智慧。他看到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僵化，着重批判了教条主义。我记得，中学时我曾在家里读过《论十大关系》的打印稿，他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讲话生动活泼，令人耳目一新。
但是，建国以来，毛在强调主观能动性、强调精神因素的同时，却忽略了客观条件的重要性。特别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所依据的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改变过来，更不用说支持其统治的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文化和思想。在这种条件下，要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无异于“揠苗助长”。关于这一点，党内有许多人的头脑是清醒的。1951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有人就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十多年”，“十年之后，就可以采取某一些社会主义步骤；也可能十年之后，还不能采取这种步骤，还要等几年。”1954年9月在作宪法草案的报告时，他也说：“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种很艰巨的任务。我们决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这种改造。我们必须根据群众的经验和觉悟程度，根据实际的可能性逐步前进。”
作为宣传工作的高级干部，荃麟也是持有这种唯物主义的认识。他在1948年发表长文《论主观问题》，批评舒芜、胡风等人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念和文艺思想。荃麟写道：
舒芜先生说到主观的性质，“是能动而非被动的，是变革而非保守的，是创造而非因循的，是役物而不是役于物的，……”他竟是断然地肯定了，主观是支配物质而不受物质支配的，这是什么唯物论的观点呢？自然，任何马列主义者并不否认主观有能动作用，有创造作用，能够加速和促进物质的变革，但是恩格斯不明白说过吗？“经济的关系是最终决定的东西，不管其它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条件对于它有着怎样的影响。”[4]
……
很清楚的，主观作用可以决定任务的能否顺利完成，而任务的本身则必然是由客观的条件所决定。例如在今天中国革命形势决定了我们斗争任务，而要完成这任务则需要加强我们阶级的自觉和战士们的主观作用。但是无论如何，客观的条件只能决定我们目前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一切战斗必须服从于这一目标，并不能凭我们自己的主观要求就可以使它立刻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即使在全部胜利之后)。为什么呢？因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并未具备。同样的，苏联今天的物质条件只能规定它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而还不能应主观的要求在今天就立即进入共产主义的阶段。[5]
这显然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阶段论的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这里顺便提一下，四十年代荃麟与胡风等人在文艺思想上的斗争，言辞虽然尖锐，但还是属于批评讨论的方式，是思想交锋而不是政治问题。胡风在1954年就文艺问题写了卅万言的意见书，表达了他对文艺工作的看法，提出办同人刊物，广开言路等正确意见。毛泽东据此却将他定为反革命集团，并在全国思想文艺界大抓“胡风分子”，这显然是混淆了矛盾的性质。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却是，在毛把胡打成反革命的同时自己却成为一个极端的“主观论者”；此外，舒芜、胡风等人所为不过是“书生空议论”，在政治上并没有造成什么危害，但是毛却将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大规模地付诸社会实践，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给我国的政治经济带来的损害则是空前的。
毛泽东不顾我国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条件，急于推行生产关系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1958年在全国农村的所有制问题上大搞“人民公社”，说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吃饭不要钱”；在分配关系上又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当作资产阶级法权来批判，搞“平均主义”、刮“共产风”，以为这样就可以“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些头脑发热的东西远远地超越了时代的条件，结果严重地损害了生产力的核心因素──人的积极性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除了否认物质条件的重要性之外，“主观论者”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主观意志、强调运动和斗争，却不讲按客观规律办事。文革中盛行的口号是“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八亿人口，不斗行吗？”1958年的大跃进则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结果自然是像唐·吉珂德与想像中的“魔鬼”风车搏斗一样，被引力定律重重地摔到地面上。
说到客观规律，这里我忍不住想回顾一下1974年5月底毛泽东与著名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关于对称性的一次谈话[6]。
“告诉我，为什么对称是重要的？”
毛泽东在谈话的一开始这样问道。在毛看来，对称只是一种静止的、均衡的概念，李政道写道：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人类社会的整个进化过程是基于“动力学”变化的。动力学，而不是静力学，是唯一重要的因素。毛泽东坚持认为，这在自然界也一定是对的。因而，他完全不能理解，对称在物理学中会被捧到如此高的地位。
李政道随即以铅笔和本子作了一个简单的演示，
我把一支铅笔放在本子上，再使本子倾斜朝向毛泽东，然后又朝向我。这支铅笔就在本子上来回滚动。我指出，尽管没有一个瞬时是静止的，然而整体而言，这个动力学过程也有对称性。对称这个概念决不是静止的，它要比其通常的含义普遍得多，而且适用于一切自然现象，从宇宙的产生到每个微观的亚核反应过程。毛泽东赞赏这简单的演示。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向一位物理学家讨教对称性问题，我想，他可能是想在自然科学中验证自己的“斗争哲学”，或寻求对它的支持。尽管李政道为他作了很好的解释，但是我怀疑毛并未理解其中的精髓。
对称性实际上就是变换中的不变性。在千变万化的物理运动中，对称性的规则意味着对运动的约束和限制，同时，它也为人类认识运动提供了一把相对不变的衡量的尺度。说得具体一些，1918年德国女数学家爱米·诺忒(Emmy Noether)揭示和证明了：时间、空间在平移和转动中的对称性与能量、动量和角动量的守恒定律有着深刻的关联。这种思想后来又被推广到更多的对称性和守恒律中去。现在可以说，几乎每一种物理对称性都对应着一种物理量的守恒(反之亦然)，在对称性未被破坏之前，该物理量在运动中保持不变。这些对称性或守恒律就是物质运动的最基本的客观规律，要是没有它，这宇宙将会是何等的混乱！人们可以认识它，应用它，但不能违反它或改变它。客观规律的存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而宇宙可以被理解的依据也正是在于此。这就是为什么“对称在物理学中会被捧到如此高的地位”。对称性蕴含着自然界中最基本的运动法则：守恒律和不变性，甚至也决定了物质的结构及其相互作用。然而，毛泽东却把对称性或这些运动法则理解为静止的、僵死的、消极的东西，不清楚自然界中变和不变、平衡与不平衡、运动和静止、自由和规律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除夕之夜，毛泽东在住所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夫妇。朱莉回忆道[7]，
毛泽东是我们在中国遇到的第一个放下了那种矫饰的人，即以为这个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社会。他的语调实际上是怀疑的，对他的人民，尤其是对年轻人，几乎是失望的。“年轻人软弱，”他对我们说，“必须提醒他们需要斗争。”……“党内有斗争，阶级之间有斗争，除了斗争之外，什么也靠不住。”他告诉我们。
然后他忽然问道：“你们怎样想？”
他的问题突如其来，以至大卫和我一时都踌躇了起来。接着我们便齐声说道：“我同意……”。我们的嗓音如同彼此空洞的回音。当毛期待我们说出更多的话时却是一阵沉默。最后他再一次地说，“这种斗争很可能会持续两三百年之久。”
当毛谈到斗争时，正如朱莉所写，
他变得活跃起来了，我们第一次看到他像个年轻人。他一起戳着两个食指，用力地强调需要斗争。对于毛来说，斗争不只是一个词语，那是他的哲学的基本原则。
是的，我们是需要斗争，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本身也并没有错，因为这就是人类的历史，而且是每天都仍在发生着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按照客观规律来“斗争”、来“改造世界”，搞“主观论”、“唯意志论”是行不通的。从毛泽东和李政道关于对称性的对话，我们可以追寻到他那套“斗争哲学”的反科学的唯心主义根基。
只是主观地强调运动和斗争，不讲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是他的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大的缺失。这种缺失也明显地表现在他后期关于矛盾同一性的问题上，也就是对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认识。在毛看来，似乎只有“分”和“对立”才意味着革命和斗争，而“合”与“统一”则代表“修正”和投降。
这里插入的对于毛后期的哲学思想片面性的分析，是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个“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以及许多政治事件背后的更深刻的认识论上的根源。现在一些批判毛路线的文章往往止步于“揭发控诉”阶段，局限于披露史实、搞清真相。这些当然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如果不进一步从哲学上、从认识论上加以深入的分析，就难以防止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以至再度迷惑和掌控人们的头脑。
到了1958年11月“大跃进”已经明显失败，毛泽东在郑州、武昌和上海等地的一系列中央会议上不得不压低高指标、批评虚报作假、承认“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承认“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但是这些“纠左”的讲话并不彻底，头脑还在发烧，嘴巴还在硬；同时毛也有“投鼠忌器”的隐忧。忌器者之一是怕伤害所谓“革命群众的冲天干劲”、怕泄了“六亿人民的气”，实际上还是不肯放弃他那唯心主义的“主观战斗精神”；忌器者之二则是怕否定“三面红旗”的“始作俑者”他自己的地位。因此，这些会议并没有什么具体行动，国家的实际情形变得越来越坏。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浪费了许多粮食，“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使得丰年却不得丰收，加之在虚报产量的基础上全国大大超额征购粮食，结果，据不完全统计，到1959年4月全国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已达两千五百万以上[8]。
毛的隐忧终于在1959年7月下旬的庐山会议上显现爆发，面对彭德怀的上书，毛立即从“纠左”转为“反右倾，鼓干劲”，继续沿着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大跃进”。随后的惩罚当然是沉重的，不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从1959年到1961年，饿死的灾民数以千万，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饥荒死亡的人数。到了1962年毛泽东不得不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作了不情愿也不像样的“自我批评”。但是他的“投鼠忌器”的矛盾情结一直解不开，很快地他便又找到了新的武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下，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到处搜寻“修正主义”靶子来批判，到处搜寻“反党集团”以至“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来斗争。与此同时，又把鼓吹“空头政治”、“唯意志论”和“精神万能论”的林彪选为接班人。当林彪倒台之后，对他是作为“形左实右”来批判，唯恐否则将由此追寻到毛的唯心主义的总根子，唯恐由此进而否定他的“文化大革命”，以至“三面红旗”。
在所谓“反修防修”、“阶级斗争”等用来震骇群众的口号背后，“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毛在玩弄帝王术以清君侧，排除异己来维持宫廷权力的斗争。然而，待林彪出逃坠亡之后，毛已是力不从心、枪法大乱，“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越来越多，钦定的接班人一个不如一个；文革后期的“四人帮”鼓吹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水滸”等运动，则到了“黔驴技穷”、“回天乏术”的地步。全国大多数人都已厌倦这一类“捕风捉影”、“草木皆兵”的批判把戏。“左派们”在所有的典故中再也找不出什么新鲜玩意儿来支持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了。此时，毛泽东的“臀部”已明显地露出“带有旧的封建纹章”来。
荃麟在那篇文章中指出，“主观论者”片面地强调主观能动作用到了颠倒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基本关系的地步，实际上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实践证明，恰恰是这种罔顾客观条件、违反事物发展规律、一味夸大主观能动作用的修正主义哲学，导致了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政治经济生活中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泛滥，给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毛泽东一向是给别人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似乎唯有他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关于“反修防修”的一系列慷慨激昂的“最高指示”至今还迷惑慑服着一些人的头脑，但是他本人却在最基本的问题上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件多么可笑又值得深思的事情？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9]中讲，“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那么，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又发生在中国，发生在毛自己身上呢？邓认为，这是“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一点不错，个人集权的人治而不是法治，是封建社会的特点。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1958年11月“纠左”的武昌会议时毛泽东还是相信粮产量是7500亿斤，这比头一年翻了一番，他是很满意的，但是陈云不同意公布这个浮夸不实的数字(后来核实只有4000亿斤)。在1959年7月初庐山会议的初期，胡乔木曾与田家英、李锐等在会外闲谈到此事，根据当年的笔记回忆，李锐这样写道[10]：
武昌会议公布粮产七千五百亿斤时，陈云曾不同意公布，告诉了乔木，而乔木没有向主席汇报。为此，上海会议(1959年3月，引者注)乔木挨了批评，(毛)称赞了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这时乔木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少奇说，不要公布公社决定，王不敢去汇报，少奇向主席转告了，结果(毛)发了脾气。乔木说，王稼祥应当受到表扬，不久又进了政治局，於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右派运动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讲假话的习惯。去年讲假话成风，登峰造极了。
胡乔木那样做大概是由于陈云有过“前车之鉴”，那就是陈云和周恩来在1956年曾理智地提出过经济建设中“反冒进”的建议，但是后来从1957年9月到1958年5月的多次中央会议上他们受到了毛泽东长达八个月的反“反冒进”的严厉批判。值得讽刺的是，就在这个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还在大讲“作假问题”，他说“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11]可是，连这最高的“一人”周围的官员都不敢或不能讲出实话来，毛只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事情，只听他愿意听的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什么样的风气？唯物主义又从何谈起？这里的弊病就在于君臣的实体，猫鼠的关系。任何国家都需要领袖，领袖也会犯错误，因而要受到监督，也可以批评和更换。封建的终身君王集权制无论如何是不适合现代生产力发展的。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人偶然发生的事情。几千年来，无论是国家省市还是家族家庭里，一级一级地都是照此章办理。这种“君臣父子”、“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是由封建社会小生产的生产方式所确定，这种封建意识也深植于社会的土壤之中。而奴隶心理、奴才习性又刚好与“帝王思想”、“个人迷信”配为一对，“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极左思潮”的引领下，正确的主张很难得到认可，相反，封建国家君主制和党内生活家长制却越演越烈，全国上下迅速陷入一片“红海洋”的疯狂。
“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上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12]这种封建君主式的“个人崇拜”和奴隶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极点。毛泽东带头无视党章的民主原则，践踏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这一切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由下“为所欲为”，而我们的体制中却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停止他。伟大“领朽”就这样领着大家大步走向封建腐朽。
荃麟1946年曾这样写道[1]：
这奴隶主义就是封建文化的精髓。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本是精通这个诀窍的。我看他们着实要比那些“为艺术而艺术”或者说“与政治无关”的文化人，更懂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所以，任何一朝统治最稳固的时代，往往被称为文物最昌盛的时代，实际上也就是文化思想统制最厉害的时代──虽然到了他统治最动摇的时代，也是一样；所不同的，前者更为富于所谓“文化”的麻醉，而后者就不得不更配合于皮鞭和牢狱了，这些我想诸位看看历史是会非常亲切地感到的。
是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也表明了这一点。长期以来，人们的思想禁锢在唯心主义和奴隶主义里面如此之深，毛死后还有人坚持“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甚至至今还不允许对毛泽东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进行批判。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平等”、“自由”、“博爱”和“民主”等口号是对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和奴隶主义的挑战。当然，资本主义政治体系本身并非完美无缺，它也还有它自己的问题，但是为什么类似“文化大革命”破坏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已经彻底失败了。我们可以说，这一类事情是从封建主义衍生出来的畸形怪胎。我国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它决不是简单地使用“形而上”的办法，或者“破四旧”的暴力就可以砸烂的。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进步的关键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一切社会发展的规律。要想改变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摆脱小农经济的落后状态，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力极大的提高一定会相应地改变人们的观念和思想。例如，荃麟和巴金深恶痛绝的把子女作为商品来交易的“买卖婚姻”，在那时将不会有什么市场了。这才是“釜底抽薪”的解决途径。
谈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王若水有过这样一个论述[13]：
关于主要矛盾，八大的提法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种提法表明中共意识到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不相称。也就是说，中国在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应有的程度时就提前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与其说中国的生产关系是先进的，不如说中共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行动是超前的、左的。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并不有利於生产力的发展。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不是提高落后的生产力以适应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是根据生产力的水平来重新建立合理的生产关系。
毛泽东的后半生竭尽全力地要用主观唯心主义来改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规律，他的意志不可谓不强，化费的时间不可谓不长，国家和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但他还是失败了。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或许不能超越或绕过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资本主义”这一阶段。
为什么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宗旨错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根本就是反历史潮流而动，它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也违反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首先，在1949年以前，由于种种内因和外因的限制，资本主义在中国从来就不曾，事实上也不允许，得到充分和健全的发展，因此，根本谈不到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其次，资本主义本身也并非如同被诅咒的“牛鬼蛇神”、“洪水猛兽”一般。相反，像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谈到俄国革命那样，我们也可以说，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像中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地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
当然，这是从突破封建主义桎梏方面来谈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对封建主义社会的否定和进步。
“其实，资产阶级法权是封建主义特权的对立物，是在同封建主义斗争中产生的，在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商品实行等价交换，这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基本原则。”[14]我们社会今天还存在的贪污腐败、官商勾结、滥用职权的弊病往往是由特权而不是法权产生的，是封建主义在作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平等、自由、民主”的口号，要求法制、透明度和舆论监督等等，正是针对封建主义的等级特权制，结果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概念的来源值得我们注意。“文化大革命”号称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是开了历史倒车，结果封建主义反而得到大大地发扬和复辟。资本主义极大地解放了被封建主义禁锢的社会生产力。自十八世纪以来，西方一些国家摸索到了这一条路，“捷足先登”，很快地成为“民富国强”的经济大国。那么旧时的中国能不能也走这一条老路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已是“时过境迁”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然地要求把它的触手伸到全球各地，以榨取最大的利润。资本主义的强国之间也在激烈地竞争，为利益的冲突彼此争斗，大打世界大战，更何况那些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落后的封建主义的农业国？在“船坚炮利”的西方文明的攻击之下，中国是不可避免地要沦为帝国主义掠夺的半殖民地的境地；即使有一点点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商业，也只是“惨淡经营”、“杯水车薪”而已，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根本无法与之匹敌的。
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国要想富强，就必须首先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中国人民经过近百年的奋斗，最终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完成了这样的历史任务。“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中华民族复兴和富强的起始点，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人们都还很看重一种叫做“国界”的东西，往往以此为基础来为各自的利益争斗。因此，在如今强权如狼似虎的国际环境中，我们也必须懂得珍惜国家的主权和统一。
但是那时我们应当朝哪里起步呢？
新中国在政权巩固之后，由于政治上“一边倒”的原因，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很自然地采取了苏联的模式。这种新兴的社会主义体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管理。在苏联的头几十年时间内，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大萧条，它以经济的高速增长曾一度引人瞩目。这种高度集中的、强化的国家机器也使它得以抗衡并最终击败入侵的德国法西斯，而一跃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实践似乎也“表明”这条路行得通。然而，现在看来，这种经济体制中主观的因素太多和个人的权力太大，给主观唯心主义的“瞎指挥”、想当然地干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则开了大门，结果，往往人为地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调。同时，在条件不成熟时强制性的“公有制”不仅伤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和生产积极性，也容易造就一批官僚特权阶层。苏联和中国的实践均显明了这一点。特别是苏联，它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十分强大，但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和轻工业却相当薄弱。仅从畸形经济的角度上来看，这一“泥足巨人”日后的坍塌也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另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是成熟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体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主张以市场经济主导的自由竞争、自动调节，极大地解放了被封建主义桎梏的生产力。不过，在追求最大利润的指引下，早期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财富的聚集、生产资料和市场的垄断，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产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各种社会问题，并造成对自然资源盲目的掠取和对自然环境的任意破坏。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深刻地揭示了它内在的矛盾和破坏性，然而，如他们在晚年所承认的那样，他们低估了这种体系的潜力和生存的能力。资本主义到现在还在发展，其原因在于它为其自身稳定而作的不断的调整。事实表明，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而与劳工为敌，拼命榨取，实际上只能事与愿违，结果是社会表现不稳定，资本集团的利益受到相当的损害。后者意识到，只有造就一个庞大的、满意的、有盼望的中产阶级才能形成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基础，从而对资本集团本身长远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美国以及一些先进工业国，特别是从二战之后，在政府的干预之下，设立了反企业垄断法，设置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的标准，建立了退休、医疗、贫困救济和失业劳保制度。通过资本利润的分享和回馈，工薪阶级的工资和福利不断改善，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中，稳定的中产阶级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权力，生活具有相当的保障，也有进取的余地和盼望；同时，他们又成为国家税务的主要承担者。尽管现在劳资之间仍会有矛盾，不时仍有罢工发生，但国家在整体上却仍然是稳定的。
当然，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本身也并非就是完美和终结，它也还有许多丑恶的东西和内在的矛盾。其中的致命之处在于：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固然会激发人们的动力，促使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发展，但是，以赢利为唯一目的的旧有商务观念同时也会导致贪欲、欺诈、掠夺和战争。作为动力的“利润”这个东西像是一把双刃剑，正如托·约·登宁所描述的那样：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泼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如果说这一法则后来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资本利润甚至可以把政府和法律本身也变成为它的仆役，使其对社会的一切破坏性行为均成为正当合法的操作，而不再需要“铤而走险”或“践踏法律”。只要看一看云集于美国国会山周围的资本游说者、看一看某些“利令智昏”的议员、大法官、甚至总统本人在能源环保、枪支控制、医药价格，以至对外的强权和战争方面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明白他们是如何赤裸裸地效力于特定的集团利益。这种更深层次的官商勾结的腐败使得资本主义往昔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光辉黯然失色。
总之，如果一个制度单一地强调“利润”，其后果正如癌细胞以自我无限增殖为目的，失去了自律节制的机制，最终使得整个机体崩溃，癌细胞自身也将失去了生存的依据。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
从一两百年的尺度来看，不同经济发展模式各自的优劣之处是一目了然的。今天我们可以借鉴以往或他人的经验，思考历史先哲们的预言和告诫，但是重要的是，不可以盲目照搬别人的做法，也不可拘于某人的某句“名言”，而是一定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条件，分析综合两种模式中的长处，汲取前人和他人的教训，根据世界的形势来不断地寻求适合可行的办法，并及时进行调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不足为训的，而“摸着石头过河”则是一句坦率地承认“我们不知道”的大实话。的确，历史上谁也不曾做过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检验真理，走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的道路。
然而，要探索就意味着思想和舆论上的解禁和尝试。破除帝王思想和奴隶主义，政体上的民主化、法制化则是必须的，也是我们主观上可以做的促进和保障。否则，我们搞的将仍然是封建的官僚资本主义，甚至是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结果扼杀掉许多正确的思想，使国家“重蹈覆辙”。历史证明，主导思想和政策的失误往往导致社会几十年的停滞或倒退。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看到封建主义的阴云毒雾仍然笼罩着中国大地，那么就决不能轻视对于封建主义文化和思想的斗争。
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时，荃麟讲道[15]：
我们已经走过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以上的旅程了，并且经历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八年民族战争。然而到今天，我们还仍然处在低沉的密云期，仍然在为着二十八年前就提出的一个德谟克拉西思想，苦苦地争求，苦苦地斗争。这在世界已经是一次看熟的旧课本了，而我们还在从头念起。我们的文化运动仍然还不能离开启蒙阶段，而且还仍然遭受种种迫害，这深刻地显示了我们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历史的道路是迂回曲折的，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道路也是迂回曲折的。
荃麟也讲过“封建主义这个东西善于借尸还魂”，“我以为如果中国有法西斯，也还是封建主义的变种。”巴金也说文革后期他突然发觉，一向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封建残余或者封建流毒“却穿起漂亮的衣服在大街上游逛”、“突然发觉我四周到处都有‘高老太爷’”，“有的甚至带上‘革命左派’的帽子”。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问题。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和善于变异的病毒一样，很容易适应环境的改变，即使在极端“革命化”的“红海洋”里，它不但不曾消亡反而大大发展。正如巴金所说，“‘文革’之所以做出这许多令人震惊的事情，正是从封建社会学来的，作为十年浩劫的受害者，我有深的体会。”
是的，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清廉的政府和光明安定的社会，相反，它在文化上的一个“丰功伟绩”便是把几千年淀积下来的最肮脏丑恶、愚昧腐朽的文化渣滓和社会上最卑劣无耻的人性全给翻腾上来，把各种污泥浊水全给搅成一片混汤，导致人们社会价值观的丧失和信仰的崩溃。正是“文化革命”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让人彻底见识、效法各式各样的封建魔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今日中国的贪污腐败横行，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讽刺和惩罚。
今天，尽管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不是还常常可以见到《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和《阿Q正传》中的人物和现象吗？从贪污腐败、贿赂奉承，奴隶心态、麻木不仁，“假洋鬼子”、“不准革命”，“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到自私、保守、涣散、愚昧，缺乏公众道德观念、少有社会整体意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过，可怕的是，今天这些腐朽的东西往往在“恢复民族历史传统”的口号下出现，它更能迷惑和麻痹人。现在一些人热衷于或拘泥于封建道德观念在字面上的解释，甚至赋予它们摩登的意义，但是鲁迅却能从“仁义道德”之后看出“吃人”二字，看出旧礼教的实质，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观察问题的高度和深度不一样。还是想引用巴金的话[16]：
我们的民族决不是因为“五四”而“再无立脚之处”。恰恰相反，因为通过“五四”接受了新思潮、新文化，中国人民才终于站了起来，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五四”，哪里有我们今天的一切？不论如何清高，真正的功过、是非总得弄个明白！？即使我毫无贡献，提到“五四”我总是充满感激之情。
……我们找不到民主的传统，因为我们就不曾有过这个传统。“五四”的 愿望到今天并不曾完全实现，“五四”的目标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达到。但这决不是“五四”的错。想不到今天我们中间还有人死死抱住那根腐朽的封建支柱，把几千年的垃圾当做基石，在上面建造楼台、宝塔。他们四处寻根，还想用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准则“行事、做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恢复民族传统历史”，而是荡涤封建主义的文化，促使国家早日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
总体来讲，我们不能否认毛泽东是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然而，任何一位伟人都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中国社会的局限性使他最终未能冲破封建势力的罗网，这是一位英雄的历史悲剧，也说明封建势力的影响是如何强大和深远。评论历史伟人，最忌讳的就是拘泥于一时一事、一言一行来下结论。我们把毛泽东放到历史背景中，从大尺度上来思考，是为了避免“瞎子摸象”的弊病。毛泽东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是他执政后种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而这种修正主义哲学能够在我国风行持续几十年之久，则是封建体制、封建思想存在的结果。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要破除封建主义，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在实践中除了尊重客观条件之外，还要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没有任何可以取巧的地方。遵行客观规律才有自由意志可言，否则，只能像共工一样，头触天柱而亡。我们在1976年不是已经有过一次“不周山下红旗乱”，需要女娲来补天了吗？
写于2006年9月
2009年9月修改
[1] 邵荃麟，《我们需要“深”与“广”》，原载汉口《大刚报》，1946年5月7、8日；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91页。
[2] 巴金，《买卖婚姻》，载《随想录》，作家出版社，北京，2005年10月第1版，480页。
[3] 巴金，《老化》，载《随想录》，作家出版社，北京，2005年10月第1版，634页。
[4] 邵荃麟，《论主观问题》，原载《大众文艺丛刊》第5辑，1948年12月；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上册，214页。
[5] 邵荃麟，同[4]，219页。
[6] 李政道，《李政道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杭州，1999年5月第1版。
[7] Julie Nixon Eisenhower,《Special People》,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NY, 1977, p.160.
[8] 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2003年2月第2版，上册，338页；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714页。
[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 - 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293页。
[10]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1993年，43页。
[11]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99年6月第1版，446页。
[12] 李锐，同[10]，339页。
[13] 王若水，同[8]，285页。
[14] 王若水，同[8]，339页。
[15] 邵荃麟，同[1]，90页。
[16] 巴金，同[3]，6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