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左联”精神80年
小 鹰
[附录] 美国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谈 “文艺与政治”的问题。(2010年4月25日)
[摘要]
讨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时，论争通常不察对“政治”的理解常有概念偷换的问题，有以“特殊”代替“一般”的弊病，例如，把“政治”简单地等同於某一“政党或政见”、等同於具体的“路线和方针”等等。因此首先必须正确理解“政治”的涵义，跳出混淆“马”和“白马”的逻辑，才能切中问题的要害。
本文以三个和尚的关系为模式来朴素地理解“政治”，是希望还给它一个更原始、更客观、更广泛的定义。对“政治”的这种理解包括了，但不只是限于，“阶级对阶级的斗争”；“阶级”和“政党”可以消亡，但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政治”就依然会存在。
以鲁迅为首的“左联”作家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主张写作“为人生”、“为启蒙”。以文艺的方式暴露社会的真实关系是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反映矛盾，克服矛盾，是文学为政治服务一个具体的重要内容。文艺与政治应当而且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并不就一定会成为某物的“附庸”或“工具”。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是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的。最近和朋友在讨论纪念她的80周年，我发现他们一方面高度评价了“左联”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却得出了与“左联”精神截然相反的结论。
这些朋友认为，我国，特别是解放以后，有一条路线
“把文学艺术认定为政治的工具”，它“要求从事文学艺术的人成为驯服的工具”，实行了“文化专制主义”；而另一些“从‘左联’过来的人”，虽然“一直认定文学就是人学，一直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他们却“努力着要把这两条对立的路线捏到一起，甚至幻想着把它们融合为一体。”结果不但徒劳无功，而且“招致惩罚和摧残”，甚至“搭进了自己生命”，最终都失败了。因此，只有彻底放弃“文艺为政治服务”才是“中华文艺振兴的新起点”。不错，自文革之后，“四人帮”所鼓吹的“文艺为政治服务”论已受到普遍的“口诛笔伐”，这同批判“两个凡是”一样，粉碎了加在文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对於我国文化事业的改革开放、繁荣兴盛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革命性的举动。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一类以“反其道而行之”的简单“否定”式来批判“四人帮”，在理论上若有偏颇之处，以至于“矫枉过正”，则反而会贻害文艺自身的健康发展。因此，我想借此纪念“左联”之机，与诸君商榷几点。
“文艺为政治服务”命题的提出要追溯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把“政治”看作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这一狭隘的定义已含有很强的主体意识和功利意识。特别是他强调“文艺服从政治”，就在概念上隐含了把“政治”与某个实体，例如具体的“政权”、“政党”、“政治家”，或者，与政治家的某种“政见”等，简单地等同起来的契机。这种具有强烈功利主义的主张，在战争年代里作为权宜之计，或许是说得通也行得通的。但不能否认，这里已有概念偷换的问题，有以“特殊”代替“一般”的弊病。
解放之后，这种偷换概念的倾向越来越强，最后干脆将“文艺为政治服务”代之以“文艺为‘朕’治服务”，“文艺服从‘朕志’”，要把文艺和文艺工作者变成思想统治的“御用”工具。毛泽东一意孤行，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他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则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事实表明，毛已从一个战争年代里的无产阶级政治领袖逐渐蜕变为他所描述过的
“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了。文革之后，邓小平讲过不要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要改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这种提法在当时来说虽然有着一定的进步和解放的意义，但它对文艺的约束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把“政治”换为某一“主义”，在概念上就更狭隘了，况且，现在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搞不清楚，要由政治家来定。同样，“人民”和“敌人”的概念也往往由政治家来定。这样的口号不是很有问题吗？我们后面还会再谈到这一点。
总之，如果我们不能跳出毛混淆“马”和“白马”的逻辑，要讨论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那出路要么是文艺不可避免地沦为“政治”的附庸或工具，要么就只有主张文艺与“政治”完全无关了。
如何才能正确和全面地理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政治”、如何理解“服务”。
首先，什么是政治？
说得通俗一点，政治其实是人群社会生活关系的产物或表现。俗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从一到三，随着相互关系的演化，起了纷争，有了矛盾要解决，“政治”也就产生了。
我们这样朴素地理解“政治”是希望还给它一个更原始、更客观、更广泛的定义。说“政治”只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可能还是窄了点。人群社会生活关系除了在利益、分配、希望、要求方面的不同之外，群体甚至个体起源於文化、意志、宗教、信仰、种族、地位(包括性别和能力)和人性等差异都会表达在“政治”之中。以三个和尚的矛盾为简化的“政治”起源模式中就存在着人性的因素。对“政治”的这种理解包括了，但不只是限于，“阶级对阶级的斗争”；“阶级”和“政党”可以消亡，但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政治”就依然会存在。
如果说广义的“政治”不是指某个特定的“政党”或“主义”等衍生实体，不是政治家们所垄断的东西，那么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就可能有一个较客观和更广泛的涵义，而“服务”也不再是被简单地理解为某物的“附庸”或“工具”了。
在人类的社会里，每个人对“政治”都应当有着自己的话语权和特殊的表达方式。现实主义所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本意，其实是希望以文艺的方式来关心天下大事。一部文艺作品只要客观地揭示了现实社会的真实关系，无论作者的原意如何，它实际上就已经是介入和服务了政治。至于这种揭示究竟是否“真实”和深刻？在艺术上能否成为“传世之作”？则是要通过长期的历史实践来检验。
邵荃麟1962年在“大连会议”上讲过[1]，
“反映矛盾，克服矛盾，是文学为政治服务一个具体的重要内容。”或更早在1948年写过[2]，“暴露现实的真实关系，这是马恩对于作品的一个基本要求，这也是现实主义的基本要求。”由此，我们可以说，许多伟大的作家写作时未必有要为政治服务的意念，但是他们的“揭示社会真实关系”的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实际上却起到了为政治服务的效果，长久为后世传颂。莎士比亚和巴尔札克是这样，曹雪芹写《红楼梦》，鲁迅写《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和《祝福》，也是如此。显然，作者如果没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敏锐的社会洞察力，没有精湛的艺术功力，是达不到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这种高度的。那么，文艺如何服务政治才算是好？作者在“揭示”中是否应当有倾向性？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荃麟在主张有倾向的同时，也说过[2]：
恩格斯确是反对公式主义地表现倾向性，因为这是不能达到教育的作用的。在给明娜·考茨基的信中他这样说：“但是我认为倾向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同时作家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将来历史上的解决硬塞给读者。”这和他“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说法是完全一贯的。这种“特别说出”和“硬塞”的倾向性，决不会是现实主义的，在政治上也是没有力量的。
政治意识也好，人性表现也好，文艺应当是思想和感情自然的流露。古代《诗经》中“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表达的青年男女的爱情关系固然给人以人性的美感，而“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诗句中奴隶对剥削的反抗和对自由的追求，也是一种人间关系和人性的反映，也赋予人一种更深的震撼之美、同情之心，却并不使人就有了“附庸”感或“工具”感。
这也就是说，政治和艺术应当而且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其次，什么是“左联”精神？
我以为，那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作家们，继承“五四”运动的反帝和反封建、追求民主和科学的光荣传统，以文艺作为投枪和匕首的战斗武器，为一个光明的新中国而不屈不挠地奋斗的精神。
事实上，以鲁迅为首的“左联”艺术家创作出了许多艺术性高、时代感、战斗力和感染力都强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些作品岂止只是有思想性？它们乃是深刻地揭露了现实背后的真实关系，以文艺方式直接介入了对腐朽的统治阶级和各种反动势力的政治斗争。可以说，其中不少作品是艺术与政治统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典范。而这类作品产生的原因，却正如鲁迅自己所述[3]：
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完全变成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关系。我们看了，总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们还得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这因为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
不能否认，“左联”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文艺团体，“鲁迅的方向”也曾被誉为“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那么，同一批“左联”人士，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为什么在政治上又先后受到残酷的打压和迫害呢？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此时的共产党自己已成了统治阶级。毛泽东地位的改变使得不能再容忍“左联”的战斗精神，“反右派”运动之后，“踌躇满志”的他甚至认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假如还活着，也会“要么不再说话，要么已被关在牢房里不能说话。”这说明他们是多么害怕“左联”彻底的反封建的战斗精神！而这也恰恰应验了鲁迅自己的预见[3]：“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
“四人帮”一伙偷换“政治”的概念，将“文艺为政治服务”代之以“文艺为朕治(或志)服务”，以此作为大棒来扼杀艺术生命，的确使人深恶痛绝。但是，如果我们又以彼为根据，就鼓吹“文艺与政治无关”，以为这样才能“振兴文艺”，那么怎样理解从“五四”到“左联”时期出现的许多艺术性和政治性都很强的优秀作品？又怎样评价在民族生死关头出现的一些“声色犬马”、“鸳鸯蝴蝶”的无聊黄色文化？无疑地，前者大大地唤醒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后者反成了腐朽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闲文学。我想，那些
“从‘左联’过来的人……不论是冯雪峰、胡风、邵荃麟，还是周扬、夏衍、田汉”都不会同意这种“振兴文艺”的办法的。其实，主张“文艺与政治无关”的这种口号，正是中了封建统治阶级使人“昏醉麻痹”的“精神屠杀”的毒计，反倒使得文艺真正沦为他们得心应手的“工具”和“附庸”！而且，这样的帮忙
“惟方法巧妙得多了，竟至于看不出来。”正如鲁迅所言[4]，“今日文学最巧妙的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派。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代，确是革命的，因为当时是向‘文以载道’说进攻的，但是现在却连反抗性都没有了。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的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故也变成帮忙柏勒思(plus)帮闲。”纵然，毛和“四人帮”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抓在手里，随心所欲地当作功利主义的武器，在维护个人权力和地位的争战中用来压制民主、打击异己，其危害极大，但如果因此就将“政治”话语权拱手相让，一味笼统地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并视之为
“中华文艺振兴的新起点”，那将是与“现实主义”道路“南辕北辙”，与“非常具有战斗气息”的“‘左联’精神”“背道而驰”了。中国的封建主义传统根深蒂固，“文化大革命”号称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是开了历史倒车，结果封建主义反而得到大大地发扬和复辟。因此，“中华文艺振兴的新起点”应当是恢复从“五四”到“左联”时代对封建主义文化坚决斗争的传统，对祖国的文化遗产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
“文艺为政治服务”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概念的延伸。不过，现实主义说的是要以文艺的特殊方式来实现，而不是简单的政治教条说教。事实上，现实主义对作者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技巧的要求是很高的，远非一般涂鸦之辈所能企及。人们常说“画鬼容易，画人难。”而要真实地、生动地揭示和刻划出人的复杂内心以及“人对人的”本质关系，那就更是困难的事。作者需要对人、对社会有敏锐而深刻的洞悉和思考，从这一高度上，通过严密的构思来把握他的人物、事件和矛盾的发展，通过生动活泼的典型性格创造，而不是以枯燥的说教或虚幻的情节，来感染读者，来表达他的信息。这是一种难度很大的“思维工程”，在把握对象和揭示真实关系的慎密这一点上，可以说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科学家是相通的。
但我也要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这种理解，只是限于现实主义文学的范围。因为，文艺的功能不只是揭露现实背后的真实关系，它还可以启蒙心智、陶冶性情、赏心悦目、抒发情怀、休闲娱乐、美化生活等等。因此，我们也决不能期待所有的作家都要按照现实主义的道路来进行创作。文艺是有着多种多样的表现方法，从题材到形式、从技巧到手法，都在不断地探索和更新。在这个意义上，讲“文艺为人民服务”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仅限于此，而且片面强调百姓“喜闻乐见”，过分追求市场导向和经济效益，又容易陷入迎合世俗文化的泥沼。进而，如果因为文艺的多元性就掩盖文学与政治客观的内在联系，否定“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真实涵义，那就抹杀了文艺的前一种功能，使文艺又沦为为专制主义服务的“愚民政策”的工具了。
当然，是否用文艺的方式服务政治以及如何服务的问题，最终仍在于艺术家自己的选择，并不可以强求一致。如果这样来讲如何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我想，对现实主义来说是公平的，而艺术家们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我不敢妄评其他“左联”前辈，不过我认为，邵荃麟是懂得文艺，也懂得艺术家的。他对其毕生潜心研究和竭力倡导多年的革命现实主义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在他心目中的现实主义是政治和艺术高度统一的有机体。荃麟的文艺观是形成和定格在由“五四”到“左联”的时代，他痛恶“文艺与政治无关”论，认为这是封建统治阶级使人“昏醉麻痹”的“精神屠杀”，他也同样痛恶“政治”对文艺工作的简单粗暴的干涉，主张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坚决反对“题材决定”论、反对“无冲突”论、反对“一个阶级一个典型”、“拔高英雄人物”等有害理论，力主“作家对简单化、教条主义、机械论的批评应当顶住。”[1]这些都是他的世界观的自然流露。从荃麟一贯言行的总体来看，他决不是一个徒劳地
“努力着要把这两条对立的路线捏到一起，甚至幻想着把它们融合为一体”的庸人，而是一名需要对来自极“左”和右的两面攻击同时作战的斗士。(点击参见：小鹰：《邵荃麟和现实主义》)再回到“左联”。
“左联”的诞生和消亡(1930─1936)是处在一个国内外、共产党内外都在剧烈动荡的时代，因此她也少不了内部的纷争和人事的纠缠，而文人间的龃龉更是历来就不可避免的事。这正如鲁迅所说[5]，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尽管如此，“左联”倡导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精神和反封建的勇气却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现在有人只喜欢金庸，不喜欢鲁迅，甚至头痛他，因此我们今天纪念“左联”精神是有现实意义的。同时，人们也要警醒，对此精神的任何理论上的曲解，哪怕只是一小步，都会导致长期的可怕恶果。我们讨论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命题的扬弃或“否定之否定”，目的即在于此。
2010年3月写，4月改
最近有朋友问过我，美国人怎样看待“文艺与政治”的问题？刚好，2010年4月25日，有人专访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谈到中国80年代的文学创作， 其中有一段问答如下：
石扉客：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种看法。比如金介甫认为，“西方吹捧中国新时期文学者，注重的是其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优点而不是艺术的优点，这无意中低估了它的价值。……在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里，林培瑞强调的政治与艺术的平衡问题从未得到解决。”您怎么看待这些话？我理解，这是不是意味着过分看重文学作品的政治色彩，又会导致对其艺术性理解的偏差？
林培瑞：金介甫是我的老同学兼老朋友，但我理解政治和艺术不是对立的，在伟大的作品里我觉得这两者是没有矛盾的。鲁迅的小说是很清楚的例子。鲁迅关心“政治”吗？包括国家和国民性？绝对关心！同时，鲁迅的作品有没有艺术成分？绝对有，而且是极高的程度。请问，“矛盾”在哪儿？不但没有矛盾，两个因素（政治和艺术）互相支持。俄罗斯的大作家，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帕斯尼普、索尔仁尼琴也都是好例子。关键是所谓“政治”的来源是什么？只要来源是作家自己的良心，那多少“政治”都没有问题。中国毛时代的“政治”之所以闯艺术祸是因为政治的来源不是作家的良心，而是“伟大领袖”的命令。
……
所以我觉得关于政治性是否会妨碍艺术性的这种争论，没有意义。这是一个伪命题，有时候有人试图利用这个问题引导作家在创作时去回避掉自己的政治良心。
摘自：石扉客，《他们因为太爱这个国家，所以不得不离开──专访林培瑞》，全文2010年5月27日发表于北美网刊“华夏快递”(http://my.cnd.org)。
[参考文献]
[1]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根据记录稿整理，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 版，389 - 403 页。
[2]荃麟，《论马恩的文艺批评》，原载1948年9月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4 辑，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 版，175 - 206页。
[3]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1927年12月26日。
[4]鲁迅，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集外集拾遗”，1930年。
[5]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心集”，1930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