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继绳《天地翻覆》第1章最后一节
小 鹰
杨继绳的“文革史”《天地翻覆》第一章的末尾专门开有这么一节，叫做“简短的结论”。为方便读者阅读，我把它附在后边。
其中杨继绳告诉我们，自1949年以来，“为了防止官僚蜕化变质和缓解官民矛盾，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发动群众揭露官僚集团的黑暗面。”但由于“极权体制”的限制，他一直不能如意，于是“毛想寻找一种形式，不通过官僚体系，直接地、公开地发动群众来揭发官僚黑暗，阻止官僚蜕化变质。通过多年的摸索，他终于找到了这种形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杨最后郑重地强调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这个“简短的结论”，也是这本近百万字“文革史”的主旋律。
但是，文革的起因果真是“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吗？自他执政以来，他真的是“好心善意”要一而再三地“发动群众揭露官僚集团的黑暗面”吗？
杨要继续“打倒刘少奇”，也不应当这般不顾事实地美化颂扬毛泽东啊！
谁都知道，解放后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发动”的各项运动都是为了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他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是“阶级斗争”，他的“阶级路线”不断地煽动“阶级仇恨”，制造更多的社会对立，哪里有过什么要“缓解官民矛盾”的事？毛的宣传方针只许歌颂“社会主义”的“形势大好”与“前途光明”，只能描写全国到处是“莺歌燕舞”和“花好月圆”，连文艺作品都不可以触及社会矛盾(点击参见：小鹰，《究竟什么是“中间人物”？》(2012年9月7日)，哪里有过什么要“揭露黑暗面”的事？
作为一个十分老到的政客，毛泽东深知控制舆论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并娴熟驭政之术。他在野的时候，为笼络人心，会大讲“民主制度”、“舆论自由”，用以反对国民党独裁。他当政之后，便又绝不容得任何批评与异见。从党外人士胡风和章伯钧，到党内“同志”刘少奇与彭德怀；从“反党小说”《刘志丹》，到“替右倾分子翻案”的京剧《海瑞罢官》，再到“隐喻讽刺时政”的杂文《燕山夜话》，有哪一个逃得过他的“法眼”和掌控？解放之后，假若曾被毛称作“骨头最硬的”鲁迅还活着，在他看来，也只有“闭嘴或坐牢”的两种选择。毛泽东又何尝容忍过任何敢于揭露“黑暗面”的人？
相反，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之后，毛倒是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控制新闻出版怎么行？中国五十万个大队，一个大队报道一条社会黑暗面，不出一个月我们就垮台了。”(大意)这句话，初听起来似乎也有些“道理”，但其诡辩之处在于：以把事情推到一个“极端”而出现的荒谬，来“证明”另一个“极端”存在之必要。
之后不久，1957年春，上海永大纱厂发生了女工罢工。这个社会事件引起了刘少奇的关注，他特别指示：《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应予报道。四月末著名记者刘宾雁等奉命到那里去作了半个多月的调查。永大纱厂是个只有二百来人的小厂，但刘宾雁从工人当中却了解到了“公私合营”后新的生产关系中的种种矛盾。多年后他在《刘宾雁自传》中这样写道：
从一九五五年全厂工人热烈拥护公私合营，欢迎共产党干部入厂当公方代表，到全厂大多数工人举行罢工，把党的干部软禁起来作为人质，只经历了两年时间。
这是一次很有趣的试验：把私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私合营实即公有)以后，生产下降，由盈利转为亏损了。工人们对于自己公有制的工厂所享有的管理权利，反倒不如它为资本家所有的时期了。……工人比党干部更担心工厂的倒闭。干部可以调转工作，工人却要失去饭碗。……
可是很快，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全国便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那时不要说是“工人罢工”了，谁只要是提个意见，或流露一点对共产党或“社会主义”的不满，就要被打成“右派”，送去“专政”。於是，刘少奇要的这个罢工报道，自然不可能再见报了。
三年大饥荒时期还有过这么件事：1960年7月26日，湖南女工、贫农女儿刘桂阳在北京中南海北门外，双手高举纸牌抗议，上面写道：“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和“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刘桂阳因此被判入狱五年。刘少奇知道后批示：刘桂阳无罪，应回原单位工作，撤消判决。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之后，1969年3月16日刘桂阳又被地方军管重新收监，维持原判，并加判有期徒刑五年，直到文革后的1979年才被平反。
这些人民起来反对毛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黑暗面”，毛泽东都让“揭露”了吗？显然没有。毛最拿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贯手法是，军警迅速到场抓捕，控制媒体滴水不漏，甚至公开“辟谣”否认。而在民主自由的西方国家，如有类似抗议政府或罢工等事件发生，警察也是迅速到场，但只维持秩序，防止肢体冲突，保护抗议者的人身安全。有“无冕之王”称号的记者也闻风而至，对当事人拍照采访，当晚就上电视，第二天一早见报，当局却无权干涉。
当然，西方也有政府当局实施暴力，打压媒体的事情发生，如尼克松总统执政的时期。但有法律保障舆论自由的媒体和独立的司法体系，不会屈从政府的淫威，任何人都不可高于法律，总统也不例外。(点击参见：小鹰，《“宪政”与“舆论自由”及“司法独立”》(2016年2月20日) (多幅照片))因此，几百年来，西方国家里该垮的政府，就垮了，存留的政府继续为公众服务，并受到社会主人──人民的监督。
写到这里，不妨多说几句。资本主义国家里，主流媒体奉行“黑暗面”与“光明面”并重，且“敢讲真话”的报道方针，其实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圣经》的原则：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於那恶者(或作‘是从恶里出来的’)。”(马太福音，5章37节)
“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雅各书，5章12节)。
现在世上一些国家的领袖又在风行狭隘的“民族主义”、短视的“民粹主义”，甚至以“依法治国”或打压“假新闻”为由，禁言禁声，实行野蛮的“法西斯主义”，这更与成熟的“资本主义”原则相左。
我不否认文革前国内的任何“官民矛盾”，也不否认体制内有“官僚”存在。只想问一句，那时百姓的怨言怒气或“官民矛盾”，是针对刘派官员的“劣迹”或“修正主义”为多？还是针对毛的方针政策和他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为多？当时那些公开的抗议和讥讽，以及更多人私下的议论及腹诽，都是指向了“谁”和“什么”？难道我们现在还分辨不清楚吗？因此，我们不要抽象地、笼统地谈论“官民矛盾”，而是要具体看是什么“路线”引起什么“矛盾”？
从解放初期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开始，从“反胡风”、“反右派”，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面红旗”、“反右倾”、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大抓“阶级斗争”，这些不得人心的事不都是老毛干的吗？但为什么到头来，文革中反倒是刘少奇因所谓“官民矛盾”而被打倒？是因为他反对过“合作化”、搞了“包产到户”、搞了“物质刺激”吗？是因为他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替“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翻案，又包庇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而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吗？这说不通啊！这还是老毛的说法耶。
自62年到65年，毛泽东认为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分子”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但实际上，可以说，这正是建国后“官民矛盾”最少的时期。那时就那点宽松的政策，已足以让人心情舒畅，工作积极性陡长，国内经济和文化，一派“欣欣向荣”。许多家庭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学生也可以入读清华，甚至保密专业。你仔细想一想，是此时的“官民矛盾”更突出呢？还是68年以后刘派彻底倒台，毛派一统天下之时？那时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可都是纯“毛”制品，再也没有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掣肘，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连“白卷英雄”也可以受到全国吹捧。总之，一切都非常之“革命化”，不亦乐乎？但百姓都没有怒气和怨言吗？青春荒废的一代人也都“无怨无悔”吗？恐怕正相反。这你总不能把这“矛盾”也归到刘派“官僚”的头上去吧？
杨继绳在该书的导论里宣称：“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他用这一堂皇的借口来掩盖毛派特权和腐败的“黑暗面”，却把“官僚”的帽子戴到刘派的头上。
有这样主旋律的《文革史》不就是明显地站到毛派的一边去了吗？
写于2018年3月
十，简短的结论
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制度。国家垄断一切社会资源，严密控制每一个人的生活。垄断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信息。高度垄断的政权是靠官僚集团来维持的。庞大的官僚集团，压制着广大群众，享受着不同等级的特权，官民对立相当严重。为了防止官僚蜕化变质和缓解官民矛盾，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发动群众揭露官僚集团的黑暗面。然而，产生黑暗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揭露黑暗势必冲击这个制度，但这又是毛泽东不能允许的。一批又一批冲击制度的人们被这个制度吞没，更加激化了官民矛盾。毛想寻找一种形式，不通过官僚体系，直接地、公开地发动群众来揭发官僚黑暗，阻止官僚蜕化变质。通过多年的摸索，他终于找到了这种形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个政权动用一切社会力量对毛泽东大力神化。使得毛泽东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毛泽东的指示高于法律，高于政策，高于道德，高于一切社会标准。他的言论是判别是非、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毛泽东的个人神化是和对全民的愚化相对应的。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亿万政治愚民同时并存，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条件。毛泽东的号召一出，政治愚民们就会沿着毛指出的方向狂奔。
最高领导者独断专行，最容易犯决策错误；不允许批评决策者，出现了决策错误又很难纠正。毛泽东为了实现他心中的乌托邦，1958年搞了“三面红旗”，饿死了三四千万人。为了保卫“三面红旗”，开展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以彭德怀为首的上千万人受到迫害。围绕大饥荒以后的善后恢复，毛泽东和刘少奇产生了分歧，毛认为刘少奇等人的恢复措施是复辟资本主义。对饿死几千万人责任的追究，加剧了上层的政治斗争。“三面红旗”失败了，毛泽东没有放弃他的乌托邦，他想通过文化大革命创造实现乌托邦的条件。
阶级本来是经济范畴，消灭了私有制，就应当消灭了阶级。毛泽东突破了马、恩、列、斯的理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经济上消灭了阶级，毛泽东从政治上、思想上寻找阶级乱人，继续开展阶级斗争。在１９５６年苏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揭露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全部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更反对苏共22大通过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指导思想。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触动了毛泽东的痛处。毛泽东认为，苏联共产党已经被修正主义分子篡了权，苏联这个国家已经改变了颜色。毛还认为，苏联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不仅批评苏联，也警示中国的官僚集团。
在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以后，“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是相通的两个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反修防修”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中苏大论战和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大批判，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到文革前夕，整个社会彻底意识形态化。几乎每一个人都被这种意识形态的强大魔力俘获，自觉地为意识形态而战。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条件。
这样的制度，这样的道路，这样的意识形态，必然酿成一个又一个事件。前一个事件是后一个事件的原因，后一个事件是前一个事件的结果。一连串的事件一一演变，矛盾不断积累，就促成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更为重大的事件。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研究文革，点击参见：
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2017年5月)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016年12月)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 (2016年5月)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