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杨继绳《天地翻复》第26章最后一节
小 鹰
杨继绳的“文革史”《天地翻复》第26章的末尾专门开有这么一节，叫做“毛把他最后的思想留给后代”。为方便读者阅读，我把它附在后边。
其中他不惜篇幅地全文列出毛远新整理的文革末期毛泽东谈话。凡参加过文革的人，重读起这篇以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下发的《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感觉上很自然地又回到了1976年清明节后那个文革最黑暗和最压抑的年代。那时国民早已厌倦并甚为反感“文化大革命”，痛恨“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于是借悼念周恩来总理去世之机，爆发了天安门的“四五”事件，矛头直指“四人帮”和毛泽东。但这个“事件”很快就被毛派血腥地镇压了下去，接下来全国各地没完没了地学习的，就是这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最高指示”。不过，那时人们只有听的份儿，现在我们可以来驳一驳了。
毛泽东这些最后的“重要指示”，充分表达了他发动“文革”的“理由和动机”。文件中他口口声声地说，他要搞的是那个“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等级制度’”、“没有‘等价交换’”、也“没有‘商品’和‘货币’”的“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之“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所以要打倒他们。
然而，无论这样的“乌托邦”是否能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关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必须要有三个前提，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你问问坚持要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毛，这些东西在中国有吗？
相反，毛泽东却通篇大骂“资产阶级法权”，大骂“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和“贪污腐化”的“资产阶级”。多年来，他和1848年被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直言痛斥过的德国假社会主义者一样，都是“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
请注意，马克思这里谈到被他们诅咒的“竞争”和“新闻出版自由”，谈到人民群众要求“法”权和“自由与平等”之权利等运动时，他连用了五个“资产阶级”的定语，根本没有一个字提到什么“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他们“反动”，是因为他们当时反对“资产阶级”的产生和成长！他这样替“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说话，为什么？就是因为马克思很清楚“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因此，在19世纪中叶封建落后的德国，还远轮不到出现以“无产阶级”为首的社会，更不用说1949年的中国了。
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法则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得出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中正确的那一部分结论。若以肯定的方式来表达，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代替“封建主为首的社会”必然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但是，正如“第一类永动机不可能实现”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另一种表述方式，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着否定形式的表述。即如恩格斯所说的：“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4)换句话说：处于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封建专制社会国家，不可能超越自身生产关系的政治和经济水准，无的放矢地去搞什么“社会主义”。
迄今为止，这个规律已为人类历史的正面和负面的经验所证实。正面的经验，除了西欧和北美之外，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兴旺富强，也是个极好的例子。而负面的经验则包括49年的中国，以及在同样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俄国、东欧、北朝鲜、越南、古巴、柬埔寨等落后地区在内，人为地强行要搞“社会主义”而无不遭到惨败。尽管俄国及东欧，特别是南斯拉夫，后来主动或被动地搞些非“社会主义”的措施来转弯，要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而敏感的文艺界更是“先声夺人”，涌现了“人性化”与“自由化”的“解冻文学”，但又统统被毛骂作“修正主义”。
其实，列宁生前也看出了这个问题。如毛在谈话中所引的，“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的原文是：“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这话讲出了事实。但毛泽东和他一样，都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把这个事实看作是不可抗拒的规律性的事物来加以促进，反而要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来打压这一自然的趋向。结果，毛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中国搞他的“社会主义”，就如同要发明永动机一样地荒谬，他必然碰得“头破血流”，大败亏输！尽管毛泽东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发动了“天地翻覆”的“文化大革命”来反“走资派”，到头来，还是不得不哀叹：“走资派还在走。”
毛泽东最后一定会失败，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错误，他是根本地违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恩又讽刺那些仍处于封建社会中的德国人把“社会主义文献”“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
他们这里所说的“法国的生活条件”，不仅是指良好的物质生活水准，还包括一个由“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以及“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所保障的公民“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生活环境。这也即是马克思告诉人们的，在封建专制的国度里，“无产阶级”首先要争取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简言之，就是“法国的生活条件”。至于以后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革命”和怎么个搞法，那只是待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到了本身不能再容纳生产力的地步，才应考虑的事。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在封建专制社会国家里，“无产阶级”首先要争取的“资本主义”，是那种具备以下三要素在内的完整的资本主义。即：她不但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竞争”，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议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法”，更包括对体制监察的“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这三个要素便是否定“封建专制社会”的一种新型“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内容。而那后二者不就是今天许多“改革人士”“梦寐以求”的“宪政”吗？请问：“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对“封建专制”的中国到底有什么不好呢？马克思早就指出的这条路，有什么不对之处吗？落后的中国若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把“法国的生活条件”先搞起来，让多数人都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生活，“走资派”又有什么错呢？马克思的那些话显然也是在教训毛泽东，为什么“改革人士”现在还要大骂马克思呢？
杨继绳在第一章的“简短的结论”中讲：“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反修防修’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但他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修正了马克思的理论？是“刘修”还是“毛修”？难道“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反修防修”就是“反官僚”吗？
毛泽东在其“最后的思想”中，和他在1958年大跃进时一样，还在不停地唠叨，“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自那时以来，他一有机会也总是喋喋不休地说些什么“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等一类话，来“证明”他那一套“读书无用”的混话。
可是，在马、恩看来，毛泽东自诩的那一套“毛式‘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欧洲“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一样，都是些“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垃圾，因而“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
读者可以自行判断一下，毛泽东在“思维还清楚，但口齿不清”时表达的“最后的思想”，是否都是些反动的“垃圾”？──顺便提一下，这里的“反动”二字是马克思原文所有，并非是我的滥用。
而“走资派”刘少奇不要“合作化”，要“民主化和工业化”的主张，他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建国蓝图，有什么不好呢？刘少奇是否比毛泽东要高明些？杨到底为什么要把刘打成“官僚”啊？
看来，毛“语录”中最“打动”杨的地方，大概就是那些骂“官僚”的话了。可是，毛指责的“大官们”有“好房子，汽车，高薪，服务员”等，对毛自己和毛派都适用，怎么“官僚”都跑到刘派一边去了？毛派就个个清廉？毛泽东说那些“豪言壮语”时，忘了他自己就有带室内游泳池的“好房子”，以及全国各地无数的豪华“行宫”，他自己就拥有最多的“服务员”。此外，为了避免“穷究事情的本质”，毛更忘了提自己还有用特权霸占的“许多民女”和用特权强制发行“毛选”获得的“巨额存款”，刘少奇没有。……毛这样把“走资派”和“官僚”混为一谈，这是“忘我”煽情，还是把水搅浑好忽悠人？
现在一些人说起话来还是毛腔毛调，“鹦鹉学舌”地写文章。不过他们只学了前半句，为我所用，就大骂刘少奇是“官僚”，而对毛后半句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是“反动”？却不置一词，对“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一事，也不作评议究竟谁是谁非？这就完全掩盖了“文革”的本质，明显地站到了毛派一边去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了。
其实，“资产阶级”与“官僚”并无必然联系。“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也有“官僚”，但比起“封建专制”的社会来说，要少得多。原因正是马克思强调的“资本主义”的那三要素在起作用，而“封建专制”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则完全没有这些制衡“官僚”的因素。
但杨继绳却读不懂“资本主义”，也读不懂毛的本意，到现在还把“资产阶级”与“官僚”混为一谈。他甚至动情地写道：“毛泽东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给后人留下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中国以后的政治会发生影响，它将成为反对官僚集团的政治武器。”他文中又写道：毛“不甘心失败，要让后来人继续完成他的事业。这就要把他的理论传给后代。”
是的，杨在其“文革史”中鼓吹要把这些“垃圾”语录作为“政治武器”传给后人，他正是在努力帮助毛去了却那“文革”未了的心愿！
杨文对毛的谬论不加批判，却一字不漏地把毛的那些“混话”列在书中，甚至连毛远新关於“白猫”、“黄猫”的考证细节也“津津有味”地写出来，要人信以为真，并非其“假传圣旨”。真是欣赏有余，割舍不下啊！
固然，杨继绳最后也提到一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将是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障碍”。既然如此，那当初刘少奇讲“阶级斗争熄灭”论时，有什么不对呢？
杨现在也认识到，“他反对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将成为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障碍。”既然如此，那当初刘少奇主张“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农村经济政策，以及推行“市场经济”和“利润挂帅”等符合“价值规律”的措施，又有什么错呢？
此外，西方现代的资本主义不就是杨在“导论”中说要建立的“一种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吗？既然如此，那当初刘少奇等“走资派”，正确理解了马克思，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形，主张国家朝这个“新民主主义”方向走，又有什么不好呢？
杨继绳在第一章的“简短的结论”中还提到，“亿万政治愚民”的存在“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条件”。既然如此，那作为当年“政治愚民”的我们，盲目地跟着毛的“文化大革命”去反“走资派”，折腾了这么一大圈回来，现在是否有勇气承认：我们多数人那时都错了！现在是否能想明白些：我们自己那时究竟都“错”在了哪里？又为什么会“愚”到这个地步？
这才是一些要好好反思的“文革”问题。
写于2018年3月
毛把他最后的思想留给后代
不管国家领导人有多高的权威，不管国家领导人控制了多少资源，不管他的出发点是好还是坏，他要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全面变革，是很难成功的。因为一个国家是一个瞬息万变的庞大的动态系统。对这个庞大的动态系统，人们是很难认识、很难控制的。毛搞文革就是以一人之力操纵这个大系统。何况他的希望实现的目标是一个乌托邦。他知道在他有生之年只能看到失败的结果，但他不甘心失败，他要让后来人继续完成他的事业。这就要把他的理论传给后代。所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传达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1976年3月3日，以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下发。题目是《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根据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重要谈话整理，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内容如下：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苏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 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么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焘，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两个多月来零零星星地对毛远新讲的。其中有的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内部传达过或公开发表过。当时毛泽东思维还清楚，但口齿不清。多年以后毛远新说：四号文件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的原话是“黄猫”。
毛泽东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给后人留下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中国以后的政治会发生影响，它将成为反对官僚集团的政治武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将是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障碍，他反对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企图通过行政权力来实现社会公正的乌托邦思想，将成为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障碍。
研究文革，点击参见：
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2017年5月)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016年12月)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 (2016年5月)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