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鹰
目 录
甲：现在有人讲，我们的“社会主义”也承认“私有财产”，也搞“市场经济”，甚至也有了“股市”和“资本家”，“资本家”还可以入党做官，这就和“资本主义”一样了。所以，我有点糊涂了，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听有人说，“今天在世界各國，資本主義邏輯中也含有社會主義因素，社會主義邏輯中也含有資本主義因素”。因此，看起来二者差别不大了，是不是？
乙：不要说是你，就连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也讲过：
“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明明说不清楚，偏要去天天争论？我看，发展才是硬道理。真得加上一条，不争论！不争论，要作为一条原则。”甲：当时党内保守势力很顽固，竭力反对改革开放，邓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而且要快上。因此，那时他讲“不争论”，讲“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是对的，否则永远也迈不开这第一步。
乙：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邓小平的历史功绩。不过，就是因为那时“没有说清楚”这差别，后来的路就走歪了。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这关系到我们今后的道路是什么？
甲：那你来谈谈吧，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乙：我也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但马克思却讲请楚了什么是“资本主义”。
甲：哦！他是怎么讲的？
乙：马克思1848年写《共产党宣言》时，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那么，当时的欧洲是个什么样子呢？应当说，各国社会体制发展得非常不平衡。法国、英国和德国可能如同我国的三个大省那么大吧？一边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有50年之久，海峡对岸英国的工业革命还要更早，约有100年了，而另一边德国的反封建运动才刚刚开始。共产主义的幽灵没有国界，它“不胫而走”，在各国思想界中游荡传播。但是，马、恩明确地认为，那时的德国完全没有条件去批判资本主义，不能照搬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立刻去搞什么“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直言痛斥处于封建落后的德国中的假社会主义者，说他们
“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甲：这跟“什么是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乙：你瞧，马克思这里指出了被假社会主义者诅咒的“资本主义”的所有要素。即：她不但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竞争”，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议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法”，更包括对体制监察的“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这三条，缺一不可！而且，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有这种完整的“资本主义”可以救“封建主义”的中国，而不是那些“假社会主义”和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原来如此！那你说，现在的中国是不是在搞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呢？
乙：改革开放一开始，人们都以为是在朝这个方向走，但我看现在却不是，因为除了一直没有那后两条之外，现在恐怕连“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也没有了。一旦权贵们依仗权势介入“市场经济”，所谓的“自由竞争”就变得很不公平，专制和特权很快就导致“市场垄断”并“两极分化”，反过来又导致社会和官场的各种黑暗和腐败。这和“资本主义”精神完全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更不用说，政府多年来对国内外经济恶性干预和操纵，弄得现在国际上都不承认中国是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了。因此，说它是“资本主义”，怕倒是玷污了“资本主义”，还不如“原封不动”地说它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准确些。
甲：看来，现在人们谈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往往只着眼于经济方面。似乎只要“社会主义”承认“資本存在的合法性”，采取一些“市场经济”的措施，就和“资本主义”一样了，甚至更好。这是个极大的误导。
乙：就是嘛！要知道，成熟的资本主义搞的不只是“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等经济措施，在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里，她还有一整套政治制度和独立的法制体系来支持和监控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文化上她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推崇“民主、人权、法制”等观念。这些内容互相支持，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她的核心在于“自由”二字，同时又有公众民主监督的约束，她才会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而在“党有、党治、党享”的国家里，现行的各种“社会主义”的核心，说来说去，还是脱不开“专制”二字。“勞動群體”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事事唯“马首是瞻”，又哪里来的社会“生命力”和“创造力”？这就是僵死的“社会主义”与活泼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异，也是“西方价值观念”的核心价值所在。难怪马克思如此看重“自由”，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甲：对此，清华的秦晖教授却有个说法：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秦晖：《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在讨论假问题》，2015年，财经内参；《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2016年，华夏快递。)乙：秦教授如此抨击这一“资产阶级”口号，表明他对其来源的无知和对她真谛之扭曲，实在令人吃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在于，她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都挣脱了封建社会的桎梏。“自由”的对立面是“专制”，“平等”的对立面是“特权”，当时在人权的意义上提出“自由与平等”的口号，是针对“封建社会”帝王和贵族的“专制与特权”而言。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人身、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争取在“人权、法律和真理”上的平等。“自由与平等”这一口号已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纳入了“美国独立宣言”之第一条，是美国立国的根基，这句话也曾刻在法国的硬币上。我们现在肯定这一口号，就是因为我国还存在许多源於“封建社会”的“专制与特权”。
甲：可是，秦教授却把“自由”与“平等”本身对立起来，说什么“自由”多了，就会不“平等”，“平等”多了就会不“自由”。由此，他又来划分“左派”和“右派”，滔滔不绝，真是让人越听越糊涂。
乙：一点不错！这里的“猫腻”就在于，秦教授把“自由”和“平等”局限在经济意义上，然后又把它与“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扯在一起，来“批判”所谓的“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从而嘲笑这“普适的价值观”“非常动听”却“经不起推敲”。这种说法是典型的“望文生义”和“偷换概念”。“平等”(Equality)与“平均主义”(Equalitarianism)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同样，“自由”(Liberty)与“自由主义”(Liberalism)也不容混淆！
甲：是啊！毛式“社会主义”恰恰是对民众在经济上大搞“平均主义”，在政治上则继承封建社会的“专制与特权”。而文革中搞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血统论”等，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民哪里有过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现在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真“资本主义”？什么是假“资本主义”？就应当抓住“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概念原有的革命性内涵，从而看出其中的本质差别。
乙：可是，谈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时，无独有偶，另一位教授也曾告诉我们，
“从罗斯福、丘吉尔，1941年发表的《大西洋宣言》，到1942年的《联合国宣言》，里面提到的核心都是罗斯福提出来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四大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再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生死搏斗已经毫无疑义，那是你的观念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文明的发展。”(袁伟时，《二战以后再讲姓资还是姓社毫无意义》，摘自《中国的奴性和戾气从哪里来？》，2015年10月29日，搜狐文化，采访者王远哲。)甲：袁教授这里说的这“四大自由”倒不只是限于“经济”范畴了。
乙：的确，这“四大自由”，其实，也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作为“人”而生来具有的“四大基本权利”，即，它们是人人皆应有的“权利”，而不只是由少数人才得以享有的“特权”；这人生的基本权利，更不能被少数人以权力横加干涉、甚至任意剥夺。特别是，要保障“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意味着每个公民都有自由居住与迁徙的权利，有自由就业与创业的权利，有接受教育与医疗的权利，有享受并保护自然环境不受污染的权利，等等。而且，这“四大自由”或“四大权利”也要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以保障“免于恐惧的自由”，真正做到“人人平等”。这样，“自由”与“平等”，在这个意义上，便统一起来了，二者并不对立，且是可以并求的。
甲：是的，我们这里谈论的是“人权上的平等”，不是“物质上的平均”，即这不是说，人人都要住一样的房子，拿同样的工资、上同样的学校，看同样的医生，才叫做“平等”，这不过是一些人对这“四大自由”先歪曲、再批判的低劣伎俩罢了。
不过，那时就有人把小罗斯福的主张，叫做“鼓吹社会主义”或“宣扬资产阶级那一套”，后来又称之为“白左”或“反动右派”，你怎么看这些说法？
乙：我觉得叫她“人道主义”或许更准确，因为这还不是一种完整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也不涉及什么“阶级意识形态”，它只是一个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合理要求与必要准则。虽然近年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有一些“政客”和“精英”愤愤地反对实行这“四大自由”，其理由与秦教授说的大致一样，就是“自由”多了，就不“平等”，“平等”多了就不“自由”，但事实却是：现在世界上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基本做到、或正在做到这一点，“自由女神”给一切人以平等的权利和相应的机会去享受自由，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创造世界美好的未来；而在历史或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又哪里有过什么“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
甲：这么说来，与袁教授说的恰恰相反，“四大自由”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却正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所在。
乙：弄清楚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你瞧，不是别人，正是这些教授自己在“制造伪概念”和“讨论假问题”。我们的《六日谈》反复谈“概念”，就是要防止有人先把“概念”的清水搅混，然后从中摸出几条臭鱼烂虾来忽悠人。人们要警惕“混水摸鱼”的人啊！
甲：现在有人羡慕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羡慕英国和加拿大的国民福利制度。看来，在某些方面，西方的“资本主义”，比我们的“社会主义”，要更接近些“共产主义”，那里的“资产阶级”真的比所有自诩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们更接近些马克思。
其实，北欧国家所做过的事情，正是马克思对封建专制国家所说的，就是破除封建专制和特权，在政治和经济上同时搞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创造“法国的生活条件”。当年刘少奇和诸民主党派主张“新民主主义”，也是往这个方向走。毛派只有“卅亩地一头牛”，满脑子还都是封建帝王思想，就拿“社会主义革命”来说事，这和马克思所说的全然相反，糟践了中国几十年。那时人们没有在理论上看出这重大区别，让毛派得了逞，那如果到现在还不知道“毛病”在哪里？还在大骂马克思和刘少奇，就不能不说是太糊涂了。羡慕北欧国家吗？可以，但应反省为何中国失去了这个历史的机会。毛泽东和慈禧一样，推迟了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很多年。
乙：不过，我也应当补充一句，由于人被私欲、贪欲和权力欲等所驱使，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存在有偏离资本主义那三要素的诱惑和倾向，也有许多丑恶的东西和内在的矛盾。西方现代史告诉我们，资本如果没有规范，对资本主义本身也是致命的，现在中国的那些不良资产，和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一样，都是长期实行金融去规范化(deregulation)的结果。人太贪了，不断加大“杠杆”作用，弄出无数金融衍生物来，疯狂贷款，风险投资，把钱挪来挪去“投机赌博”，并不实际创造物质财富，最后弄得下不来台。但又仗着个儿头太大不能垮，要政府买单救赎。2008年西方那场“金融风暴”差点没要了“资本主义”的命！而政府如果打压思想言论自由，没有公众监督，没有法制，那专制和特权就还会滋生。1970年美国尼克松政府的“水门事件”就是一个例子。现在一些国家又风行狭隘的“民族主义”、短视的“民粹主义”，甚至以“依法治国”或打压“假新闻”为由，实行野蛮的“法西斯主义”，这更与成熟的“资本主义”原则相左。总之，“当权者”或“资产者”应当警醒，人的堕落是个熵增加的自发过程，只有外力做功，才可逆转。
甲：好！就算是在道路问题上刘少奇是对的，他读懂了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主义阶段的必要性，那为什么中国到底还是走了个大弯路？
乙：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刘斗不过毛，除了共产党内的家长制、一言堂等专制独裁，以及社会上封建文化的“根深蒂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列宁去世得早，“新经济政策”没能展开，而在斯大林统治之下，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在头几十年的时间内，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大萧条，以经济的高速增长曾一度引人瞩目。这种高度集中的、强化的国家机器也使它得以抗衡并最终击败入侵的德国法西斯，而一跃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相比之下，在希特勒面前，自由民主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反倒不堪一击、一败塗地。实践似乎也“表明”苏联这条“捷径”行得通。当然，由于根本违反了“人类的本性”，根本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这一“泥足巨人”日后的坍塌是不可避免的事。众所周知，在“柏林墙”设立之前，已经有两百万人从东德跑到了西德去，人们用脚投了体制的票。不难想像，一个要靠钢筋水泥墙、靠刺刀和手铐来维持的体制，又能支撑多久呢？
但49年建国以来，苏联的这种颇有诱惑力的假象也曾误导了国人，让刘派的主张在毛面前始终低声下气，理亏三分；其时党内宁“左”勿右，业已“蔚然成风”，而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凡群众运动中的“理智派”从来没人听，“狂热派”则永远占上风。因而，当年刘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然而，即使今人回到1949年，平心而论，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在苏联的“成功实践”面前讲出什么话来，除非真正了解苏联的真相、真正了解马克思痛斥种种“反动的‘社会主义’”的深意。这就是道路选择之困扰，中国遭毛这一“劫”之必然。
甲：建国初期，不少民主党派人士和许多有“真知灼见”的知识分子，有的还在欧美留学过，见识过西方的民主政治，体验过被马克思极为看重的“法国的生活条件”，深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实力的雄厚，他们本能地反感和抵制毛泽东的那一套“社会主义”的做法，但后来都被毛打成了“右派”，被“专了政”。那当时共产党内又有没有和毛不同的“理智派”呢？
乙：当时党内倒是有个刘少奇，他在1951年就看出毛式“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敢有文字批示反对“合作化”。1951年2月28日他又在北京市人大会上讲：“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而且在其“建国蓝图”(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1951年7月)中，公然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并日后一再坚持当“走资派”。由此可知，刘少奇能读懂马克思，实属不易！否则，文革时也不会成为“过街老鼠”，为亿万人喊打，那时国民就是这个水准，少有独立思考。而今天当政的和在野的，又有多少人读懂了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不能做些什么”和“要做些什么”？有多少人注意到他所说的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凶恶实质？并在这个意义上，来肯定“走资派”的主张？来支持“回归新民主主义”的诉求？来理解“自由、平等、博爱”之重要？来阐明“民主、人权、法制”之必须？相反，有人到现在还在歪曲马克思，大骂马克思和刘少奇，还在把“走资派”当作“官僚”来打，难道他们对自己的无知一点儿也不自觉耳热惭愧吗？
甲：说到这儿，你看毛式“社会主义”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怪物？
乙：我想，可以说，那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与“封建社会主义”的毛式混成物。这两种“社会主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批判过的，后者的特征是“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即“专制和特权”。
甲：能具体谈谈吗？
乙：毛式“社会主义”不顾我国落后的小农经济的现实，一味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在生产关系中，以政治权力强制推行所谓“国家所有制”、“统购统销”、“公私合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强迫农民建立“‘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等等。这些滥用“国家机器”的专制做法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和造就了新的一批“贵族”或“官僚”特权阶级。
在分配原则上，毛泽东推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主张，反对资本主义的“商品等价交换”，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他不但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当作“资产阶级法权”来批判，反而以汉末张鲁的“‘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来搞吃饭、医疗不要钱的“原始共产主义”。
甲：我应补充一句，毛式“社会主义”除了在“生产关系”和“分配原则”上的反动之外，又不停地大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万马齐喑”，还加上“大跃进”和“人海战术”的“瞎指挥”，结果国民经济生产力被他搞得一塌糊涂。
乙：你知道吧，在文革发动的前夕，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过一封信给林彪，就是文革初发表的所谓“五·七指示”。信中他更要求全国的“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要组织起来，统一规划，“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构建这种兵营式的“大学校”，和他1958年强制推行的“政社合一”、“一大二公”、“全民皆兵”及“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以及60年代他鼓吹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等口号一样，都是毛泽东为我们具体绘制的“军团式共产主义”蓝图，是他恩准百姓今后的集体生活和蚁群劳动模式。
甲：可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预见到，毛泽东自诩的这一套毛式“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欧洲“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一样，都是些“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垃圾，因而“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
乙：其实，早在写作《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恩格斯在1846年10月23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就都痛斥过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crude communism)，其德文(Loffel-Kommunismus)的直译是“汤匙的共产主义”或“暴食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还用“兵营式共产主义”(kasernenkommunissmus, or barracks communism)一词，讽刺过俄国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及政治恐怖主义分子主张的那种丑陋的、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强制集体主义(forced collectivism)的所谓“共产主义”，他这样描绘道：
何等美丽的“兵营式共产主义”模式啊！这里你有了一切：同吃，同睡，稅务官员和政府机关管理着教育、生产、消费，一句话，所有的社会活动，同时，又给我们各种匿名的和不为公众所知的委员会授以最高导师的荣耀。这真是最纯粹的“反独裁主义”。
甲：这些话真说到了毛式“社会主义”的本质，可谓是“一针见血”！
乙：对！事实就是这样。由“空想的社会主义”与“封建的社会主义”混成的毛式“社会主义”是一种更加凶恶、更加反动的“社会主义”，它在中国近卅年的实践使百姓饱尝其苦，使国家深受其害。
甲：不过，有人这样替毛泽东辩护，说他同情工农，痛恨官僚，希望早日实现“世界大同”。
乙：应当承认，我国的确存在城乡、工农、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三大差别，而且相当严重，但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通过经济高度发展才能最终消除这些差别。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这也正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的主张。事实上，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些差别今天已然缩小很多。例如，美国解决农业问题就不是靠集体化，而是通过产业机械化、工业化。甲：那毛泽东是妄图用什么办法来解决我国那“三大差别”的呢？
乙：他是采用专制的手段，例如，他要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就强迫医务人员“上山下乡”去为“缺医少药”的贫下中农服务。他又强迫知识青年“插队落户”，以为靠“外部输血”而不是生产自救，就能消灭“贫穷和落后”，这实际上是妄想采取一种平均主义的办法来“跑步”实现他的“共产主义”天朝理想。在这一方面，柬共波尔布特做得则更绝，干脆强制柬埔寨的所有城镇居民，即毛所谓的“城市老爷”，直接搬到乡下去过“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彻底“和工农兵打成了一片”──废铜烂铁！这类执政理念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由落后的小农经济及愚昧的封建文化所滋生的反动的“民粹主义”，这种“流氓无产者”式的执政行为只是反社会和反人类的野蛮暴力专政。
甲：毛泽东曾不无得意地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一句话，“马克思是假，秦始皇是真”！
乙：这点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毛式“社会主义”的要害和实质！
甲：最近读到你写的《文革研究向何处去？》一文，其中你肯定了在封建专制的落后国家里，要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你认为刘少奇的那条“走资派”路线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又是根据什么来建立的呢？
乙：我想，他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法则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说，人类历史就是生产关系随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变化更新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划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并将它规律化。说得简单和形像一点，就是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其实，1847年他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已有过类似的表述。后来又经过二十多年详尽的考查和研究，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断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生，不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甲：这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
乙：准确地说，这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中正确的那一部分。若以肯定的方式来表达，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代替“封建主的社会”必然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但是，正如“第一类永动机不可能实现”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另一种表述方式，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着否定形式的表述。
甲：那是什么呢？
乙：十九世纪末，有些学者还在探索俄国能否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痛苦和不公”，直接进入人类理想社会的问题。俄国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有财产。这种公有制是否可以使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呢？恩格斯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
“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4)换句话说：处于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国家，不可能越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去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恩格斯最后强调指出：“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甲：原来如此！那马、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讲“资本主义阶段的不可逾越性”，那时有什么具体的针对性吗？
乙：有的，你去读读《共产党宣言》的第三节，就知道了。那里除了批判以往种种“空想‘社会主义’”及“封建‘社会主义’”等之外，马、恩还特别痛斥那些自命为“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反动”，正是因为他们诅咒在19世纪中叶封建落后的德国里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一切，反对“资产阶级”在德国的产生和成长！
后来，针对那时“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德国，马克思还特别告诫，
“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德国人将“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即：苦于保障“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完善，苦于各种旧势力对新兴生产关系及其思想文化的打压和摧残。甲：那作为一种理论，马克思的这些说法，有没有被社会实践所检验过呢？
乙：迄今为止，这个规律已为人类历史的正面和负面的经验所证实。正面的经验，除了欧洲和北美之外，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兴旺富强，也是个极好的例子。而俄国、东欧、越南、古巴、柬埔寨等落后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都不得不做所谓的“改革开放”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毛泽东却“一意孤行”，坚持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中国搞他的“社会主义”，这就如同要发明永动机一样地荒谬，他必然碰得“头破血流”，大败亏输！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错误，他是根本地违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手推磨就能产生“无产阶级”的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那是他发明的“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理论”，不是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本人讲得很清楚，即使生产力进步到了蒸汽磨的时期，那产生的也只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还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
“铁的必然性”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这就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否定表达式。甲：照你这样讲，那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宗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错的了？
乙：是的，资本主义在中国从来就不曾得到充分和健全的发展，“复辟”二字又从何谈起？五十年代末，毛式“社会主义”碰了大钉子，他不但不“迷途知返”，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动“文革”反“走资派”，企图继续用法令和暴力来打压“资本主义”，要“一条道走到黑”！然而，这个运动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它既不符合中国封建专制社会落后的实际情形和需要，也违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因此注定要失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的依据。以后我们集中谈“文革”的反动性质时，会在“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上更深入地展开。
甲：啊，原来是这样！现在许多人，包括杨继绳同学在内，在批判毛泽东的同时，粗粗一望，便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中合理的部分也加以否定。这样做，恰恰是掩盖了毛泽东致命反动的地方，没有打到他的要害之处，因而也不知道以后应当怎样做。
乙：当然，较之自然现象来说，社会现象要复杂得多，因为有更多人为的或偶然的因素介入。但是，现在学界有一种倾向，就是过分强调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和“个人因素”(宋永毅)，痴迷于“细节决定胜负”(魏京生)，“津津乐道”那“大历史的小原因”，轻视甚至否认历史本身发展的“规律性”；又因为已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什么“主义”了，就干脆推崇“多说点问题，少谈些主义”(蔡霞)，或者鼓吹“问题导向，步步前进”(杨继绳)。然而，我恐怕，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只宣扬“中国特色”，不追求“普适价值”，这样走下去，难免会又陷泥潭，无法自拔。
甲：是的，从大尺度上来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是不断地在进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的自由和尊严、素养和创造、文明和生活，整体来说，比以往的奴隶时代和封建时期要前进很多。看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正相关的因子，或“规律性”的东西。当然，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思想方法”问题。
乙：恩格斯曾这样评价马克思发现的这个规律：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
甲：我对此的理解是：人类要求生存、向往自由，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有权利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也有能力让生活变得更好，无论历史如何曲折多变，就总体而言，这个基本的要求和能力，是不可被阻挡的。因此，是否可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解决得好，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动力，或者，解决得不好，便成了社会倒退的根源？
乙：我同意！我也实在看不出，人类社会中有什么其它比这更为基本的矛盾了。被马克思极为看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法则”是一个纲，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便“纲举目张”，它对我们正确理解毛式“社会主义”究竟反动在哪里？中国为什么要破除专制和特权，要“回归新民主主义”？等问题，很有指导意义。
甲：你这里多次谈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法则”，这个法则似乎是个政治经济学中比较枯燥的问题。我只记得，生产力中，除了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等物质条件之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人，是人的素质和生产积极性；生产关系则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劳动成果的分配制度，以及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组织形式等等。而合理的生产关系应当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决定，它应当能够推动而不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大致是这样吧？
乙：是的，但这些概念其实并不抽象，它是我们每人每天都会遇到的实际问题。比方说，你是否喜欢你与上司及同事间的工作关系？是否满意雇主给你的工作酬劳和待遇？你的劳动有没有合同保障？合同是不是合理？你的工资有没有被拖欠？你的小店菜场是否被政府随意关闭？你的厂房居所是否被城管无理强拆？你是否因种族、性别、宗教、残障或年龄等因素受到歧视？你们单位的士气如何？员工是主动创新还是消极怠工？假如一个企业劳资关系紧张，怨气十足，纠纷不断，甚至出现员工连连自杀的现象，那生产关系肯定是出了毛病，即使在高压之下该企业的产值一时还可以是很高。
甲：如果对个人、对企业是如此，我想，对整个国家来说，就更是这样了。假如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处理得不好，就会极大地影响到“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甚至会导致社会动荡、“阶级斗争”。
乙：一点不错！我们以前也谈到过毛、刘两条路线之争，那焦点就在于生产关系是搞“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的问题。
甲：按毛泽东的看法，他搞“公有制”就意味着向“共产主义”前进，刘少奇主张保留“私有制”就是“走资派”！
乙：这种不顾我国生产力的实际落后水平，人为强制地设置“公有制”的生产关系，真的“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即“跳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来实现所谓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吗？
甲：可那时流行的说法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有什么错吗？
乙：其实，对历史上类似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有过研究和结论。王若水先生(《新发现的毛泽东》，2003)曾这样概述道：
十九世纪末，有些学者还在探索俄国能否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俄国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有财产。这种公有制是否可以使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呢？ 老年马克思曾应俄国学者的要求，研究了这个问题。一八九四年一月，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又相当详尽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恩格斯的回答实际上是否定的。“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的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事实上，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 联系到一九五八年中国建立的“人民公社”，问题是一样的。 甲：这也就是说，毛泽东企图通过“人民公社”来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观臆想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乙：是的，而且事实也证明这条路根本行不通。50年代末，毛泽东“三面红旗”的瞎指挥已明显失败，却仍然坚持“反右倾、鼓干劲”的极左路线，致使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并爆发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全国性大饥荒。多亏刘少奇于1962年推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农村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毛的“人民公社”，改变了这不合理的生产关系，这才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通过实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人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好不容易才从毛的灾难中恢复过来。实践证明，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是符合中国的实际状况的。 甲：那么一般来说，怎样判断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的水平呢？ 乙：那就要看它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看人是否有生产积极性？是否有创造性？这会直接反映到市场是否繁荣？ 毛泽东违反农民意愿，在生产关系上强制搞“集体化”，生产和分配中又搞“强迫命令”、“平均主义”，结果往往导致“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或造就懒汉和贪腐官员等问题，结果是大家一起混着过“穷社会主义”的日子。你看，自50年代初搞“统购统销”以来，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的那些年，市场越来越不行，没东西吃和用，什么都要按“票、证”供应。 甲：对比解放初期，农民刚分得土地，欢天喜地，发家致富，干劲十足，那时市场供应也还繁荣，要什么有什么；而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走资派”刘少奇，国民经济却变得“奄奄一息”。在70年代末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几户农民自发立约又搞起“包产到户”，被邓变成政策，迅速搞活了农业经济，一时农贸市场供应丰富的程度，决非于六、七十年代可以想象。 请“中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解释：人还是中国人，地还是这块地，为什么“生产关系”一变，市场上什么东西都消失了，或什么东西又都冒了出来？ 乙：你说的都是些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我们对比50年代初、60年代初、及70年代末那前后几年市场农副产品供应的好坏，就可以看清楚生产关系的改变对生产力的作用了。就这些小段间隔而言，生产力中的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自然环境等物质因素变化不大，甚至人群也几乎是同一个，可以说，生产关系是这期间唯一的变量，即：主要是僵硬的毛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压制了人的生产积极性，而活泼的“自由经济”却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这就是造成上述差别的原因所在。 甲：农业集体化是如此，那么，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又怎么样呢？它是否是适宜那时中国的情形？ 乙：对此，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来供思考。 1957年春，上海永大纱厂女工罢工。这个社会事件引起了刘少奇的关注，他特别指示：《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应予报导。四月末著名记者刘宾雁等奉命到那里去作了半个多月的调查。永大纱厂是个只有二百来人的小厂，但刘宾雁从工人当中却了解到了新的生产关系中的种种矛盾。多年后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从一九五五年全厂工人热烈拥护公私合营，欢迎共产党干部入厂当公方代表，到全厂大多数工人举行罢工，把党的干部软禁起来作为人质，只经历了两年时间。 这是一次很有趣的试验：把私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私合营实即公有)以后，生产下降，由盈利转为亏损了。工人们对于自己公有制的工厂所享有的管理权利，反倒不如它为资本家所有的时期了。……工人比党干部更担心工厂的倒闭。干部可以调转工作，工人却要失去饭碗。…… 甲：后来这场罢工怎么样了？ 乙：不久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全国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刘少奇要的这个罢工报导自然不可能再见报了。然而，正如刘宾雁所写的那样： 几个月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另一个时期，从此罢工事实上变成非法的了。永大纱厂这种危机将在几百上千个工厂发生，但再也不会扰乱各层领导的安宁，因为一般不再采取罢工形式，而表现为不声不响的持久怠工了。讲究实际利害的资产阶级懂得这种怠工比罢工可怕得多，注重装潢和喜爱安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却宁愿让工人怠工，因为它不致扰乱社会表面上的安定，又不会给党和社会主义以及崇高美丽的原则丢丑。但这将是无声的腐烂…… 甲：看来我国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究竟哪条路线在破坏生产力？究竟哪条路线会促进生产力？谁是谁非，读者应当不难自行判断了。 甲：你这样说，也有些道理。但马克思主张通过“阶级斗争”来改变“生产关系”，主张暴力剥夺私有财产，我还是不能赞同他的学说。 乙：的确，人类的“私有观念”起源于“生存意识”，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财富增加了，社会进化了，人的私欲、贪欲并未减少，整个人类仍处于一种低级的生物性状态，对待同类有时甚至还不如禽兽。这能否改变？怎样改变？我不清楚。在这种阶段的人类，用革命来剝夺、消灭对手阶级，进行财富再分配，实际上只是造就了新的有产阶级。因此，就现在的人类而言，马克思主张阶级斗争，主张暴力剥夺私有财产，并达不到他所说的“共产主义”目的。他给“资本主义”社会开的这个“药方”，的确有问题。在这一点上，我是同意你的看法。可是，我也不能说，这样做就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甲：这又怎么讲？难道“阶级斗争”会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吗？ 乙：我想，要了解马克思，就要回到他的那个时代。马、恩写《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那时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我没有读过《资本论》，更没有具体见识过。但“资本的原始累积阶段”恐怕的确是很残酷的，如他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当时经济学家的调查是：“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连续紧张劳动十六小时，才勉强买到不致饿死的权利。”类似的事，我们也许也可以从夏衍先生1936年写的报告《包身工》里略窥一二。如果是这样，马、恩当时对被残酷压榨的工人的同情和对资产者的憎恶，也是可以理解的。 想象一下，假如我们有时空穿越的能力，可实地观察当时劳工的悲惨生活、恶劣的劳动条件和贫富悬殊的社会情景，我们今天又会如何作想？还可以想象一下，假如马、恩再世，他们对今天权贵们的“第一桶金”又会作何评论？它是否也是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甲：现在已没有人再提“阶级斗争”了，不是吗？ 乙：对这个说法，我宁肯保持谨慎的态度。……这要看你怎样理解“阶级”和 “阶级斗争”？ 甲：什么是“阶级”呢？ 乙：我认为，阶级是生产关系中按地位和利益的不同所划分的群体。杨继绳同学认为“如果消灭了私有制，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就不应该有阶级了。”(杨继绳，《天地翻复》，导论：道路·理论·制度，2017)但这样讲有点简单化。应当说，只要有“生产关系”存在，就有“阶级”这个东西。在封建专制社会的基础上直接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人为地立刻剥夺“私有制”，但在这貌似“公有制”的新“生产关系”中，专制和特权又造成新的“权贵阶级”，他们不仅统治也剥削人民大众或“平民阶级”。这也是《新阶级》一书的观点。 甲：那什么又是“阶级斗争”呢？ 乙：社会财富和权利分配的极度不公造成仇恨，仇恨又导致暴力，你来我往，永无休止，这从人类早期社会起就是如此，并非自共产党始。“活不下去了！”──更学术的说法是：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会有抗争，就会有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甚至会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马克思管它叫做“阶级斗争”。 当然，任何生产关系中地位和利益的矛盾或不平衡都是绝对的，而适度的不平衡或许还是一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只有在极度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中，这种阶级对立才会爆发为严重的冲突或“斗争”。 甲：在网上看到，易中天讲，“阶级斗争”就是仇富杀富，和土匪强盗没什么两样。 乙：这种看法太浅薄了，难怪今日的权贵富豪都为之叫好，一致反对再提“阶级斗争”。是的，历史上民粹主义者和流氓无产者劫持了这一概念，他们的确是以此为招牌来这样行的，它为人人憎恶。但我恐怕那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甲：那你认为马克思的本意是什么？ 乙：我的理解是：“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一种群体的政治行为，目的是改变极度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或社会结构，以解放生产力。马克思试图以此来解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寻求社会进化的原因和动力。这也许是无数血淋淋的历史事实的归纳，它包括历代封建王朝的更替，包括资产阶级推翻封建贵族的王朝统治社会，也包括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中国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东欧的“颜色革命”，还有现在各国发生的与生产和生活有关的“群发抗议事件”等等，都属于“阶级斗争”。尽管在有些变更之后，可能只是一些新的统治集团代替了旧的统治集团，彼此并没有质的差异，但由于新政往往推行开明或让步政策，社会生产力多少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甲：那么，这里“阶级斗争”的关键词是不是“解放生产力”和“使人类得自由”？ 乙：你抓住了要点！生产力(Production forces)中，除了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等物质条件之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人，是人的素质和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的本质就是从各种奴役的束缚中解放人类自身，激发人的独立自主和自由创造的潜能。这和通常说的生产能力(production capacity)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 衡量后者的尺度才是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正是资产阶级对封建帝王和贵族的“阶级斗争”，摧毁了严重约束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的所有制关系，
第四日、关于“阶级斗争”
甲：那你怎么看待“暴力革命”？
乙：无论你喜欢不喜欢，现在即使抛开“阶级”这个字眼，至少“不公──仇恨──暴力”这一公式在地球上还成立。因此，笼统地指责过去的暴力，指望以后不再有暴力，恐怕是个幻想。而这种迫不得已的暴力革命对社会的进步也或许有些好处，破坏和战争终归会教训人类自己。关键是要顺乎历史规律，走正确的道路。你瞧，美国正是通过战争嬴得了独立，又通过战争废止了奴隶制，剥夺了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使黑奴解放得自由，并按资本主义立国，建立了崭新的生产关系，从此“大气磅礴”、“一日千里”。要是没有这两次“暴力”，我想，恐怕也没有今日的美国。
甲：可是，资中筠先生讲“美国是‘谈’出来的国家，不是打出来的。”
乙：资先生的说法，对民主建国、实施宪政而言有相当的启示，但有些片面，没有抓住实质。
美国“独立战争”的正式名称是“美国革命战争”(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它从1775年打到1783年才“尘埃落定”， 英国最终被迫承认了美国的独立。这场八年战争至少死了两万五千人，美国人争的是什么？就是要改变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生产关系。英国殖民者任意加税、强取豪夺，严重地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当地移民极度不满，才爆发了这场要求独立的“革命”。
而后来的“南北战争”(1861─1865)更死了62万多人，仅葛底斯堡一役就伤亡五万多，战况极为惨烈。这又是为什么而“打”？自由的北方联邦持守“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建国原则，主张在“生产关系”中要废除奴隶制，而南方联盟要保留奴隶制；双方“谈”不拢，那只有“打”了。
甲：所以，如果只讲“谈出来”，不提“打出来”，那就会误导人们以为“暴力革命”都是不好的事。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乙：其实，“谈”也好，“打”也好，这里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是民主协商？还是一党专政、甚至是一人专制？而不是单看手段是“暴力”或“和平”的问题。
当然，暴力并非是改善生产关系的唯一选择。现代更多的情形是通过对话、谈判、立法，甚至通过示威、游行、罢工等非暴力的民主方式来实现。这也是“阶级斗争”的形式，只是比较温和罢了。但我们必须明白，旨在摧毁极度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的暴力革命并不等同于反人类、反进步的恐怖行为，“迫不得已”的暴力革命应当是一种正义的政治行为，不过，它只是人类争取社会进步的最后的手段。
甲：我宁愿走民主这条路。
乙：我也一样。民主是个很好的手段，但需要有制度的保障，要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同时，民众也要有一定的素质，有理智和耐心，这手段才能被得当地掌握和运用。这等以后有机会再谈。
甲：好，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中国的历史。旧中国老蒋搞专制独裁，搞“官僚‘资本主义’”，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共产党顺乎民意，推翻了蒋家王朝。如果共产党按照历史规律办事，在这个民族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平台上，放手让刘少奇搞些“资本主义”，本来或许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乙：可是毛泽东陷在“民粹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泥潭里，“发动民众”打倒了“走资派”，文革中更是大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他和“四人帮”逆历史规律而行，结果把中国搞得“乌烟瘴气”、“千疮百孔”，反令民众饱尝其恶果。
甲：看来，老毛搞专制和独裁比老蒋还厉害，现代的“权贵‘资本主义’”比当年“官僚‘资本主义’”更贪婪，结果社会没有进步半分，封建主义反而得到大大地发扬和复辟。
乙：可以说，这是历史的倒退。
甲：不过，正是毛泽东鼓吹“阶级斗争”最多，他不是要人们“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吗？
乙：毛泽东人为地划分等级，制造仇恨，在政治经济上和文化思想上推行所谓的毛式“阶级斗争”，任意破坏合理的生产关系；他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不但剥夺了公民正当的私有财产，还剥夺了人民思想的权利与言论的自由，结果，大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它已经完全走了样，成为其帝王专制维权的工具。这已不是马克思原来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即，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斗争，因而是我们绝对要摒弃的概念。
甲：那你怎样评论马克思？
乙：我对马克思也只略知一二，远无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无力，且也不打算对他做全面的评论。不过，在我的印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实更像是“学者”，而非“政客”。马克思这位“医生”在高度肯定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的同时，也指出了恶性“资本主义”的弊病，指出其内在的“死亡因子”──极度贪婪。这实际上还是挽救了“资本主义”，后者懂得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要保持“规范化”，要分享资本利润和回馈社会，才能“长寿”。
甲：说到“资本积累”以及“分享利润”与“回馈社会”，使我想起了马克思的 “剩余价值”学说。这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乙：马克思的一大发现，就是指出了商品生产中“剩余价值”的秘密，即利润不全部是资本的产物。我想，这“剩余价值”的存在的确是个事实，不过，应当说，其来源并不只是工人的劳动，它也包括资本运作和经营管理，以及必要的自然资源。要是没有后二者，这“剩余价值”也不可能被创造出来。
甲：的确，如果没有自然资源和资本，工人便无从劳动起；而没有工人的劳动，前二者也只是一堆死物放在那里，并不会产生任何财富。看来，这“剩余价值”的方程式中，应当同时包含有这三个因子，缺一则无解。
乙：因此，我看问题不是承认或否定“剩余价值”的存在，而是在于如何合理地分配这个“剩余价值”？不错，和劳动者付出了劳动一样，资本的运作、生产管理、市场经营，以及属于人类共有的自然资源本身，对“剩余价值”的产生，也都是有贡献的，因而它们也应得到相应的回馈份额。然而，如果“剩余价值”全归资本家所占有，那就构成了“剥削”，这对劳动者来说，自然是不公平的。在马克思的时代，这种“不公平”恐怕也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事实上，当时经济学家的调查是：“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连续紧张劳动十六小时，才勉强买到不致饿死的权利。”而据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所说，直到20世纪初，美国企业界仍流行着“尽可能少地给工人工资的习惯”。(The custom of paying a man the smallest amount he would take.)
甲：但有些富豪坚持认为，我的钱全是憑我自己的本事和智慧挣来的，为什么要去“补贴”别人？
乙：对此，曾是世界首富的投资家华伦·巴菲特却有个有趣的看法：
“他们会那么富有，都是因为有这个社会，所以要对社会有最基本的回馈。如果他们认为一切都是靠自己赚来的，那么就让他们重新投胎，诞生在西非的马里共和国，家里五个小孩，只有挨饿受怕的母亲抚养他们，长大后被送到象牙海岸的可可园当奴工，看他们能变得多有钱、多成功。”(艾莉丝·施洛德，《雪球：巴菲特传》，2011年)甲：巴菲特的揶揄激怒了不少富豪，他们咒骂他是个“恶毒的民粹主义者”、是“一隻有钱的老鳄鱼”。
乙：这事自然可以争议。不过，从总的趋势来看，相对於马克思的时代，现代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已有许多改进。除了“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之外，通过“分享利润”与“回馈社会”、“回馈自然”，它对劳动者、对社会整体，以及对自然界本身都有更多的顾及。当然，还可以做得更好，更公平合理，是不是？
甲：的确，现代的资本主义已与早期大不一样。美国以及一些先进工业国，特别是从二战之后，在政府的干预之下，设立了反企业垄断法、非歧视的雇佣法，设置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的标准，建立了雇员休假、劳保、医疗、退休等福利措施，以及社会贫困和失业救济制度；同时，也开始注重改善环境污染的社会问题。而通过资本利润的分享与回馈，工薪阶级的工资和福利不断改善，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也可以参与股份投资。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中，稳定的中产阶级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权利，生活具有相当的保障，有受教育的权利和能力，也有进取的余地和盼望；同时，他们又成为国家税务的主要承担者。尽管现在劳资之间仍会有矛盾，不时仍有罢工发生，但国家在整体上却仍然是稳定的。
乙：不仅如此，我还听说一种称为“公司社会职责”(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观念已在发达国家里，如英国、加拿大及美国，流行了多年。按照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旧有商务观念，一个公司的业绩仅由它的财务表现来评定，而新的观念(简称CSR)是将公司的运作与社会价值联系在一起，致力于社会、环境和公司财务的三重成功。今天，持股者期待公司在非财务领域里，包括在人权、商业道德、环保方针、公司捐助、社区发展、企业管理、以及工作场所等诸多的问题上，也有良好的表现。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表现是与财务表现一起来考查。从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关注到国际人权方针，公司要对他们的行为和影响负责。
甲：我想，如果大多数人，特别是富有国的政治和经济领袖们，能够认同并积极实践商务的社会责任，共同建立这种新的“生产关系”，那将是消除世界范围内的贫困、埋葬恐怖主义，并迈向世界持久和平的开端。
乙：也许，这种改良的“生产关系”正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教训了“资产者”的结果。不改革，不让步，就可能被推翻。假如历史上被压迫的“无产者”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抗争，恐怕“资本主义”也不会进步到今天的地步吧？
甲：是的，但除了社会革命之外，现在有了更好的方法。如北欧的实践表明，在发达的市场社会中，通过高额的所得税，进步的契约意识，完善的法律，使全体公民都有权在医保、教育、住房等方面公平地享有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这一切是通过非革命、非阶级斗争完成的。
乙：不错，在如何处理“剩余价值”的问题上，这也是一条路。人会变得聪明起来的。记得有人曾问比尔·盖兹，你做慈善事业，是否是出于对穷人的怜悯？比尔答道：
“不是的，我是为了自己，我是美国制度的受益者，我不希望这个制度出现巨大的动荡和不安，在政府力所不能及的地方，我们应该拿出自己的力量，弥补这个社会的空缺，尽量地消除富有与贫困之间的差距，让这个制度能够更加稳定，这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企业更好地发展。”甲：我也举个例子。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在1914年1月主动把公司的最低日工资从2美元提高到5美元，工时从每周54小时减少到48小时，深受职工欢迎，并一时轰动了社会。但许多雇主认为这不过是在做广告而已，他们又谴责福特“搅乱了尽可能少付工资的惯例和标准”。福特回答道，他这样做，不只是出于“我们认同的社会公义性”，也不只是“为了让别人快乐而使我们自己的心灵得到满足”，同时这也是为了“使企业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福特认为，“低工资意味着低购买力，结果抑制了国内市场”，而“大多数人的工资等级与生活品质决定着国家的繁荣。”(Henry Ford，《My Life and Work》，1922)一句话，他是要让普通人都买得起他的汽车。
乙：这些在“生产关系”中主张双赢的见解，与前面谈到华伦·巴菲特关于回馈社会的理念类同，就是说，个人的成功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与开明的政治制度，要懂得珍惜和保护它。
甲：其实，基督教《圣经》里早就有类似的观念。例如，摩西的律法规定，
“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利未记，23：22)，甚至“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申命记，24：19)乙：的确，几千年前，犹太人就明白在“生产关系”中要兼顾“社会问题”，要分享“经济成果”。
甲：可是，我们现在还有官员硬找借口砸锅拆房，要把“低端人口”赶尽杀绝，不给人留条生路，弄得“怨声载道”。这做法真是天差地别啊！
乙：世间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比尔、亨利和华伦那么聪明，他们因为喜欢自由和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希望她能保持长久。而另有些人则往往要以艰难痛苦的办法才能明白相互让步的益处和必要性。所以，不可轻言弃绝第一条路，尤其是在那些专制制度的国家里。
甲：听说国内现在根本不许提《资本论》，有民工学资本论，讲资本论，差点就进了大牢。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学说似乎也触痛了某些官员的神经。
乙：权贵们岂止是要掩盖这“剩余价值”里“剥削”的秘密，他们自己公然掠夺“社会财富”，极为贪婪，简直是“厚颜无耻”、不择手段。在“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里，从上到下，各级都有官员要
“从他掌管的权力中捞到一些好处，而在权力阶梯最底层的普通群众，则只能得到社会财富经过层层剥削后的可怜的余额。”(《刘宾雁自传》，1989)因此，如果说“资本家”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中，还有属于自己应得的正当份额，那么通过“权钱交易”的机制，贪官们则完全是“不劳而获”，他们在社会分配关系中，只是构成了新的纯粹的“剥削”因素。现在许多人批毛，就大骂马克思，其实他们和毛一样，不懂马克思，也不懂得历史，更不懂现代资本主义。那些大骂马克思的人，实在是在帮了封建权贵们的大忙，为其张目却不自知。
甲：是啊！我也看过不少“批判”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文章，基本上“大同小异”，多数都只奢谈“劳动价值”，不谈“剩余价值”，更回避实际存在的“不合理分配”的社会问题，只纠缠在字义上的“批判”，或限于为“半夜鸡叫周扒皮”叫屈等等。我觉得，思想现代大资本家，如亨利·福特、华伦·巴菲特和比尔·盖兹等，在这个问题上的积极见解，建立新的“商务观念”，比起只去为“周扒皮”鸣冤，或聆听“才子”们的“怒骂”和“戏侃”，要有意义得多。
乙：一点不错！人家早已“巴菲特”了，我们还在“周扒皮”。
甲：我总结一下。你以上所讲，是把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毛刘之争”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到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上来认识了。看来，不是刘少奇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相反，毛泽东才是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是他把我国引向了那场巨大的灾难。
乙：你说得对！基于最近和友人的交流，我这里想归纳为以下六个问题，把涉及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的部分再提得尖锐些，以便大家思考其中的合理成分。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若是共产狂人，为何又痛斥力主批判资产阶级的“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共产党宣言》里，他们讽刺那些德国人把“社会主义文献”
“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马、恩为什么那么看重当时德国所没有的“法国的生活条件”？他们对种种“反动的社会主义”的怒气，是否也适用于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毛式“社会主义”？二，如何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前提，即：“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49年的中国，以及在同样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俄国、东欧、北朝鲜、越南、古巴、柬埔寨等落后地区，有哪个是先具备了这些前提条件的？这是否是他们“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实践遭到惨败的共同根源？
三，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1949年以后，毛泽东在封建落后的中国直接搞他的“社会主义”，是否如马、恩早年所嘲笑过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他也忘记了，“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
毛泽东自诩的那一套“毛式‘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马、恩看来，是否和欧洲“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一样，都是些“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垃圾，因而“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而“走资派”刘少奇在这一点上的主张，是否比毛要高明些？
四，恩格斯认为，
“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4)因此，即使“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有财产”，十九世纪的俄国也不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不是在批判和否定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主观臆想？
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直言痛斥处于封建落后的德国中的假社会主义者，说他们
“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100年之后，自毛泽东掌权以来到文革失败为止，他一直竭力要破除和防止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却正是马、恩期望当时的德国，以及所有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要首先去争取具备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马、恩的那些话，是不是也是在教训毛泽东？
今天在中国，有没有这样自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自由主义”、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代议制国家”的主张、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资产阶级的竞争”、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资产阶级的法”、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主张“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的人？这些主张究竟是否适合今日之中国？为什么？今天又有几个共产党人敢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讲？敢这么公开地在政治上拥戴“资产阶级”？马、恩是“走资派”的鼻祖么？
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专门开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这样一节，其中写道：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这里所说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究竟指的是什么而言？“挥舞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在今天又是指什么？他们所作的预见准不准？可是，为什么中国人却没有能立即“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以上这些问题是我完全理解错了，还是马克思与恩格斯讲的根本就不对？请指正，越具体越好，越有针对性越好。请不要光轻松地甩给我一句“反正我不相信”或“完全不值一驳”，也不要“泛泛而谈”或“顾左右而言它”。
甲：谢谢你的问题！我会认真思考。现在许多人批毛，就大骂马克思，其实他们是在说些他们自己不懂的事。
乙：是的，马克思要封建专制社会国家去首先争取的“资本主义”，是那种完整的资本主义。她不但包括经济上的
“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竞争”，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议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法”，更包括对体制监察的“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这后二者就是今天许多“改革人士”“梦寐以求”的“宪政”，而这，却也正是坚持搞“权贵‘资本主义’”的人所极不愿意看到的东西。甲：奇怪的是，对于马克思的这种主张，这两类人往往都是采取“无法否定”，但又“不愿肯定”的态度。究其原因，二者竟出于同一个，只是因为他是“马克思”！不过，他们各有各的“难言之隐”。在今天的语境之下，要能肯定马克思的一些话，不“因人废言”，这需要有勇气；而更多的人连正视的勇气也没有，干脆拒听拒看，仿佛那就不存在了。其实，马克思这里讲的，正是“毛病”之所在，是我们倒毛的利器。把马克思的这个意思搞明白，就能看清楚毛刘的路线斗争的“来龙去脉”。
乙：可笑的是，我曾经问过许多党员，他们都不知道《共产党宣言》里有这些话，告诉他们之后，也仍然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尽管每个中国字都认识。这真是个历史的悲剧和讽刺！
甲：如你所说，真追到马克思那里，就看得出，自四九年以来，共产党搞的“封建的社会主义”，到今日的“权贵‘资本主义’”，都没有放弃封建的“专制和特权”，这实在是与马克思的主张“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乙：你说得对！我们探讨毛刘政见之争，把这场“官司”打到马克思那里，主要是为了去毛化，也就是说，把他披在身上的假“马”皮剥去，“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人不明白这完整的“资本主义”为什么适合中国的情形？毛式“社会主义”为什么是反动的？因此在肯定刘的主张时，往往理不直、气不壮，好像说不过毛的那些“豪言壮语”。现在人们顶多是同情刘的文革悲惨遭遇，一提他是“走资派”，就嘴软三分，矮了一截，或者，干脆认为他反正和毛是一党的，都一样。如果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也是批毛的，“走资派”在中国是合理的，认识到为什么中国必须要搞“政治改革”？那就可以在一个高层次上来倒毛，更深入地来批判“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停留在仅仅对毛泽东和文革“血泪控诉”的水平。
甲：听你这样无顾虑地谈到马克思，我倒想起了一个人。你知道文革中因“思想罪”被“四人帮”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吧？他的妹妹，遇罗锦，旅居德国，前些日子她写了些有关遇罗克信仰的回忆。我摘了几段如下：
近年来，一些人便提出了遇罗克的信仰问题，一是说他思想有局限性，竟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二是把他归结为“体制内”的。尤其是海外个别名人和大网站把马克思这个人描绘成恶魔时，那么，谁信仰过马克思主义，谁也就似乎是个不可理喻的人物了。
……
我的第二问：中共几十年来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是否是真实的？马克思主义是否真的一无所取？我只看到，那些真地通读了(甚至有反复读过多遍的)《马克思全集》的有独立思想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客观和审慎的，是多次地论述过马克思的著作里国人以前所不知的许多内容的；而那些从未读过马克思著作或是一知半解的人，说的话反倒是非常武断和绝对，他们彻底否定马克思，除了谩骂，却从未见全面地令人信服地阐述过。
我只能从另一面去看马克思是否是恶魔，或只是个活生生的人：德国不准许有希特勒的雕像和命名的大街，却对马克思的旧居、博物馆、著作和雕像都保存完好。以“卡尔·马克思”命名的大街，各城市都有，西德比东德还多。因为西德各城市的大小街道，尽是以著名的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哲学家……的名字命名的。一旦经过了市政府的讨论和通过之后，也不会随着政局的变化随生随灭。德国始终是把马克思视为哲学家和思想家对待的。……
与德国人的心胸相比，某些中国人应反思：为什么我们要么是圣人要么是恶魔，好象从未见过人似的？……
乙：她真是问得好！我也补充一句，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资本论》又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欧美一度成为畅销书。西方有人评论道：“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变成一种神话。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甲：可是，相比西方人文传统的客观、理智、淡定和包容，我们有些人的头脑总是那么偏执、狂热、浮躁和武断，又喜“贴标签”、好“走极端”──非圣即魔，非红即黑，不知为什么？
乙：他们可能还是习惯文革的思维方式吧？文革中一些人自诩“立场坚定，斗志强！”我看他们是“头脑简单，形而上！”或者说，“有文无化，素养劣！”
甲：一点不错。文革中我们听够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罪该万死！”，以及“最最最”一类结结巴巴的囈语。现在批判文革和批判毛的文字，披露史实多，血泪控诉多，自我忏悔多，这都很好，很有必要！但深入的、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还觉不足，文革中盛行的“大批判”思维方式似乎还在那里，只是谈论对象不同而已。这就难以防止旧物将来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以至再度迷惑和掌控人们的头脑
乙：正是这样！我赞同遇罗锦为其兄遇罗克的辩护、为马克思的辩护，虽然我个人并不完全认同马克思。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社会“要做些什么”，不一定行得通，但他说的封建主义社会“不能做些什么”，却为实践证明无误。因此，我不满再以文革的那套思维方式来对待他们，以“文革逻辑、文革语言”来“批判”刘少奇和马克思。
况且，马、恩早年写《共产党宣言》时，曾宣告“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晚年的恩格斯却有勇气承认：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所以，我主张把马、恩与毛做些切割，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实是毛泽东的死敌，他们也是我们今天反封建和去毛化的利器，而不应轻薄地对他们“嗤之以鼻”。
甲：可是，文革之后，不但刘少奇，连马克思也变得很臭，人们以为毛泽东搞的那些都是出自马克思的教唆，让他和毛一起挨骂，那倒是中了毛毒太深了。文革的思维方式，就是一个“左”字了得，我们现在应当警惕，要实事求是地看人、看问题，免得重蹈复辙。
乙：讨论社会问题，和讨论物理问题一样，我们首先要把基本概念搞清楚，否则，将形同“盲人摸象”，“各执一词”，却不得要领。当然，这些概念本身应当与时俱进，也绝对是可以争议的，但其内容的深度又决不是一个轻松“点评”就可以打发得了的。
甲：是的，搞物理的人最看重概念，不然，就做不出题目，也做不出实验。可是，如果搞社会工程的人基本概念错了，而且一错几十年，整个“国计民生”都受糟践。现在不少名人想问题、发议论，概念上却是一锅粥，逻辑也混乱，常有跳跃思维、偷换概念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追根问底，“正本清源”，先搞清概念，独立思考，不去跟风攀附。
乙：当年顾准先生在概念上抠的很深，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发人深省，虽然并非“无懈可击”。但现在是个浮躁和狂傲的时代，我们还能够找到像王若水、顾准和遇罗克这样严谨又勇敢的学者吗？
甲：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讨论，有谁愿意参加？
2016年1月初稿，2017年12月修改。
作者邮箱：INFO@AZCOLABS.COM，欢迎批评讨论。
研究文革，点击参见：
小鹰：《“官民矛盾”·刘“四清”与毛“四清”·“文化革命”》(2018年4月)
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2017年5月)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016年12月)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 (2016年5月)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