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冯文炳,即废名(1901─1967),诗人、吉林大学文学教授。1961年荃麟在回复冯氏书稿的这封信中,对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没有丝毫“戴帽子”、“打棍子”的做法,也不是空洞说教、以势压人,而是与作者作了坦诚的商榷,阐明自己对鲁迅思想发展过程的看法;在尊重和肯定作者的同时,也指出了他论述的缺陷和不足。尽管他们的见解不同,荃麟恪守这种平等严肃的学术探讨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像荃麟这样认真书写和充分说理的退稿信,现在恐怕已难得见到了。关于鲁迅从“五四”到一九二七年的思想
──致《鲁迅研究》作者冯文炳同志的信
邵 荃 麟
冯文炳同志:
去年年底,周扬同志送来尊作《鲁迅研究》,要我阅后给你写信,不巧那时我病倒了,进了医院。一病半年,未能拜读。最近身体略好,才看了一遍。耽搁半年以上,实在抱歉,务请原谅。
你是文艺界的前辈,对文学研究工作,怀着如此巨大信心和兴趣,令人鼓舞。读了《鲁迅研究》,可以看出你是花了不少精力,有你自己独到的见解。某些论述,如关于鲁迅重视思想改造,关于鲁迅后期思想的分析等,都写得很好。我认为值得商榷的,是你对于鲁迅“五四”时期思想的某些看法。如尊作第四节中,说鲁迅在“五卅”时期才认识帝国主义,而在这以前,鲁迅是抱着学西方的迷梦,甚至在“五卅”时期也并没有完全打破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而在“五卅”以前,鲁迅还没有“认谁作敌”。第五节中分析了早期鲁迅思想的三个特点:第一,“是民主主义思想,而反映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实;第二,鲁迅当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能了解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以及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这一规律,所以在他反封建的范围里也包括中国的农民”。(在分析《狂人日记》一节中,也引证了佃户的一段话,认为“这是把农民和‘大哥’同样作为封建阶级的代表了”。)第三,“鲁迅自己是小资产阶级,因此他常常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说话。他笔下的‘国民’、‘百姓’每每是指小资产阶级和一般市民”。在同节中分析《灯下漫笔》时,又说到鲁迅对奴隶与统治阶级的斗争,他的态度还是“中立的”。第十一节中,说到鲁迅在“五四”时期不可能提出农民问题,并认为阿Q等只是小市民的形象,未庄也不是农村。同节中还认为鲁迅所说“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并不包括劳动人民在内。最后一节中,则认为把“五四”时期的鲁迅称为革命民主主义者是“不符合鲁迅思想的实际,也不符合鲁迅所处的时代的实际。”上述各点,我以为是值得考虑的。
在这封信里,很难就每个问题来详述我的意见,总的感觉是你对“五四”时期鲁迅的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估计得过低了。
鲁迅的思想发展过程,我以为大体可分三个时期,即:“五四”以前;“五四”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一九二七年到他逝世。第一个时期:他在政治上是个坚决的爱国主义者,在思想上,“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第三个时期: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这都很明确。较为复杂的是“五四”到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在这个时期中,鲁迅的思想中确实是存在着矛盾的。
一九一八年鲁迅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历观国内无一佳象,而仆则思想颇变迁,毫不悲观”。可以看出鲁迅当时的思想是有变化和发展。瞿秋白也认为鲁迅参加思想革命是在这个时候,即是他开始参加《新青年》的时候。这个时期,鲁迅仍然保留着浓重的进化论和个性主义的思想,但同时却在他的作品中极其鲜明地显示出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思想。他当时一方面和代表封建文化的国粹派作战,一方面又和代表帝国主义文化的欧化绅士们作战。一九二一年新文化运动第一次发生分裂时,他就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跟胡适之流进行了斗争。这些斗争,充分表现了鲁迅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这是“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也即是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基本精神。在这些斗争中,鲁迅的敌我观念是十分明确的。很难说这个时期鲁迅还没有弄清楚“认谁作敌”。(《忽然想到》中,鲁迅说“我们委实并没有认谁作敌”一语,是指那些为帝国主义者去“辩诬”的人而言,并不是指鲁迅自己的思想。)
但是当时鲁迅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还不是建立在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的基础之上。他常常还是用进化论和个性主义的观点去观察社会事物,这样就形成他思想的矛盾。他一向是反对改良主义的,“五四”前后的国内局面,更使他明白中国不可能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他还不能立刻认识到中国革命要走俄国的道路;他极其愤怒和痛苦,看到劳动人民和青年在中国社会层层压榨下所受到的迫害和虐杀,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却看不到如何实现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正确途径。他提出了社会问题,却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答复。他只是从进化论观点,相信将来必胜于过去。正因为这样,在他当时的坚决英勇的战斗中间,却又不免常常透露出某些怀疑和苦闷。这种矛盾鲁迅后来在《三闲集》中,做了自我剖解。他说“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题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这些话,虽然不只是指他自己,然而是包括五四时期他自己的思想矛盾在内的。
对于农民问题,我以为鲁迅不但是看到,而且是深切关怀的。秋白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我以为是正确的。他说:“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层中,有些是和中国农村,中国的受尽了欺骗压榨愚弄的农民群众联系着。这些农民从几千百年的痛苦经验中学会了痛恨老爷和地主,但是没有学会,也不能够学会怎样去回答这些问题,怎样去解除这种痛苦。”“五四”时期鲁迅的作品如《阿Q正传》正是反映了现实的这一方面,同时也反映了他自己的思想。秋白同志又说“这些早期革命的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过程,时常不是立刻能够脱离个性主义──怀疑群众的倾向的。他们看得见群众─农民小私有者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驯服的奴隶性,可是往往看不见群众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见他们的笨拙的守旧的口号背后隐藏着的革命的价值。”这确是当时鲁迅的弱点,他的一些描写农村的小说,往往是着重于描写农民群众消极不自觉的一面,而他的基本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而,由于他的描写如此深刻,他的态度是如此愤激,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却也就向读者提出一个“争”的问题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阿Q正传》及其他作品,是深刻地反映出辛亥革命的某些本质。至于如何“争”,鲁迅当时的思想是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而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
鲁迅在当时和后来对于介绍西方进步文化的工作上是做了不少的工作,这种工作是必要的。他对于介绍西方文化工作的态度,是“拿来主义”,因此他坚决反对那些欧化绅士和洋场市侩,反对牛津、剑桥、哥伦比亚的学究主义。他对祖国的文化遗产也是采取批判地继承态度。他的翻译作品和关于祖国文学遗产的著作,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点上,鲁迅是很正确的。我以为决不能说“鲁迅在当时还是抱着学西方的迷梦”。
总之,五四时期,鲁迅的思想中是经历着剧烈的自我斗争。主要是世界观中的矛盾,而不是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在研究这一时期鲁迅的思想工作中,我们不应该去回避这个矛盾,不必去隐讳他的局限性。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去分析他的思想的矛盾发展过程。在这方面你是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但是我以为必须抓住一个关键问题,即当时鲁迅的思想的矛盾发展过程中,作为主导一面的是什么?是进化论和个性主义呢?还是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呢?我以为作为矛盾的主导方面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这个时期的鲁迅思想发展过程中,愈来愈突出,这样才使他一步一步接近马克思主义,而后来终于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才能说明为什么他的方向是新文化革命的方向,为什么他是新文化革命的主将。而进化论和个性主义,则愈来愈被克服,这样才能说明为什么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种思想终于轰毁。“五四”以来他的作品,特别是1925到1927时期他的作品中,这种思想的矛盾的发展过程,是表现得愈来愈明显的。
毛主席对于鲁迅给予如此崇高的评价,我以为主要就因为在鲁迅身上杰出地反映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而且始终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进行着英勇坚决的战斗。虽然鲁迅在当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决不能说是旧民主主义者,应该说他是一个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从“五四”到大革命失败,鲁迅的道路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走向共产主义的一条光辉的道路,我以为应该从这个时期鲁迅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辨分其矛盾的主导一面和非主导一面,从而科学地去分析他作品的伟大之处和局限之处,分析出他对于历史现实的态度和观点,这样可以对他这个时期的思想作出较正确的估价。上述意见,只是个人一些粗浅看法,仅供参考。如有错误之处,并请指教。出版事,候足下考虑是否需要修改后再作考虑。兹将原稿附函奉还,敬希查收。致
敬礼!
邵荃麟
1961年8月29日本文录自《图书馆杂志》,1982年第一期,61-62页,沈鹏年供稿。
研究邵荃麟,点击参见:
张梦阳:《论邵荃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与特点》(2010年8月)
荃麟:《邵荃麟致冯文炳(废名)教授》(1961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