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札记]

[说明]这是1960年12月5日(《邵荃麟全集》中误为1961年5月12日──见文末小鹰加[注]),荃麟就《文艺报》关于“题材问题”专论的初稿,写给主编张光年的一封信,信中扼要地阐述了他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看法。

首先,荃麟指出,对于“政治”广义的理解就是:“凡是符合于群众需要和利益的,都是政治的要求”;“凡是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满足群众精神生活上正当和健康的需要的,都是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山水画,花鸟画均不例外”。其次,对于鉴别作品内容的思想情感,他提出的准则是,是否进步、是否健康、是否属于人民?

与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大相径庭”,这里完全没有所谓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说法,也不屈从於某个政治“主义”,同时,又坚持了文艺“现实主义”原有的深刻内涵,拒绝向庸俗文化妥协。可见,共产党的确并不都姓毛。文革初起之时,它就被江青一伙儿认为,这就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及“走资派”路线在文艺界的具体“罪证”。于是,和“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一样,“反‘题材决定’”论,也被列入所谓的修正主义文艺“黑八论”之中。随后,邵荃麟及其“当之无愧”的这文艺三论,在全国受到了讨伐式的“批判”。然而,到底哪条路线好?哪个主张对?现在人们自当“一目了然”。

1961年3月26日《文艺报》第3期发表了由主编张光年执笔的“题材问题”的专论。此后,荃麟又建议《文艺报》再发一篇关于“典型问题”的专论。



关于《文艺报》“题材问题”的专论

──给张光年同志的一封信

邵 荃 麟

(1960年12月5日)[注]

光年同志:

专论稿看了,很平妥,提不出多少意见。你是从文艺对政治的服务关系和文艺的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这两方面来论述的,这样很好,但眉目似尚可清楚一些,着重阐述这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面上说“我们力求达到文艺与政治的高度结合:政治,是文艺的灵魂,文艺,是革命的武器”,这是从服务的关系来说的,意思是很正确的,但是把灵魂和革命的武器,也即是文艺的政治内容和文艺的使命作为结合的两个方面来提,是否恰当,值得斟酌一下。因为这和第三面上提到的“也需要没有什么政治内容,但能给人以生活智慧和美感享受的作品”一语,会有些矛盾。人们会问这些“没有什么政治内容”的作品,是否没有灵魂的作品呢?是否能作为革命武器呢?近年来关于山水画、花鸟画以及所谓中间作品的讨论,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以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确实是表现在上述两个方面:服务的关系,也即是螺丝钉与齿轮和整个革命机器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也即是创作方法上两个对立面的关系。在服务的关系上,过去我们解释得确是比较狭窄,事实上这个关系是十分广阔的,服务的途径是多样的,这是专论所阐述的一个较新颖的问题。现在看来,用生动的艺术形式反映了强烈的政治内容的作品,固然是服务于政治的更好更重要的作品,而没有很多的政治内容,或者没有什么具体的政治内容,但是能给人以智慧和美感享受的作品,也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的作品。这一点现在是可以肯定了。其根据就是这些作品也是符合于群众的需要和利益。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这是当前人民群众的根本需要,根本利益,然而它的内容却是十分广泛的。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的精神面貌,难道不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智慧和美感教育吗?凡是符合于群众需要和利益的,都是政治的要求。列宁说过凡是涉及千百万人利益的问题,就是政治的问题。列宁在十月革命最艰苦的日子里还要莫斯科剧院上演契诃夫的剧本,我看他正是考虑到群众的文化娱乐的需要问题,也即是群众的利益问题。所以就服务关系上来说,作为文艺与政治结合的基础的,就是劳动人民的利益和需要。凡是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满足群众精神生活上正当和健康的需要的,都是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山水画,花鸟画均不例外。中央批发文件中说到,“凡是能满足以上任何一种要求的作品都是为工农兵所需要,都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句话很明确扼要。专论中似可引用之。我觉得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我们的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问题。

其次是创作上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这一点,专论也说得很明白了。但也涉及所谓“没有什么政治内容的作品”问题。人们会问既然这些作品没有政治内容那么如何来理解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问题呢?

是否有没有什么政治内容的作品呢?过去我对于这个问题是不大明确的。我觉得,从实际出发,应当承认某些艺术作品不仅是某些山水画花鸟画(山水画花鸟画中有一些还是有政治内容的),还有如某些金石,书法,雕刻,工艺美术,等等,确实很难说它表现什么具体的政治内容。如果硬去解释,也难以说服人。但是说没有什么政治内容,并不等于说没有思想情感的内容,没有内容的作品是不会有的,既有内容,当然也就有进步和落后、健康与不健康之分。所以中间文学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是不成立。总有个属于人民的和不属于人民的分别。但是问题是对于这些没有什么政治内容的作品,如何来解释它的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呢?这点尚须作些探讨。我以为毛主席说“我们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句话是有深刻道理的。这句话分三个层次来说,所谓“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包含意义最广泛,包括艺术对政治的服务关系,也包括创作上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都要求统一或结合。第二句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则包括着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的作品,也包括没有具体的政治内容但是有健康的思想情感内容和美的艺术形式相一致的作品,例如某些山水画花鸟画某些轻音乐等等。第三句是有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则是指作为我们文艺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反映革命斗争和生活的作品。如果这样解释是可以的话,可以看出主席对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看得十分广阔的。他只是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作品,并没有反对某些没有具体政治内容而却是有健康情感思想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没有表现具体的政治内容,但是对革命政治的服务上,仍然是有有利的作用。因此也不能看作是脱离政治的艺术。机械地要求一切艺术作品都非要明显地表示强烈的革命政治内容不可,这就造成那种硬嵌进去的公式主义倾向。事实上,有些作品不一定要求它非表现革命政治内容不可,而有些作品这种政治内容则是通过折光反映出来,比较不是那么直接和明显的。

以上是看了专论稿以后的一些感想,不算是对稿子的意见,顺便写来供你参考。

又第一面第九行“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文艺走过了二十年光荣的战斗历程”,我意可改为,“从那个时候起,我国文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走过了二十年光荣战斗历程”,因为前面还有二十年也是在党领导下走过来的。

匆此祝好

荃 麟 12/5


录自荃麟原信影印手迹

刊《邵荃麟全集》第八卷,241页



[注]该原信末尾荃麟所签署的日期,是按照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书写日子的习惯,以月/日/年为顺序,故当读作(1960年)12月5日,即,那是荃麟看到专论初稿时所写的信。然而,《邵荃麟全集》的编辑按中国书写日/月的习惯,误以为是(1961年)5月12日,也就是说,在《题材问题》发表之后的第47天,荃麟才写的这封信。这样一来,便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发表的文稿中并不存在信中所建议要修改的语句?矛盾之下,编辑收入时竟略去了信末的日期。在第八卷的[附录二]邵荃麟生平及著译年表(321页)中,编辑又主观推断1961年“5月12日荃麟就这篇专论致信作者张光年表示支持。”这个说法显然不合事实和逻辑。

此外,这封信是文化大革命中张光年主动上交的。交信时张光年在原信上用红笔加了批注,还在许多文字下划了红线,指出他认为的问题所在,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邵荃麟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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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邵荃麟,点击参见:

小鹰:《邵荃麟的一封佚信是何时写作的?》(2014年11月)

荃麟:《邵荃麟致诗人李季》(1953年12月18日)

荃麟:《邵荃麟致冯文炳(废名)教授》(1961年8月29日)

张梦阳:《论邵荃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与特点》(2010年8月17日)

小鹰:《究竟什么是“中间人物”?──纪念“大连会议”五十周年》(2012年8月)

小鹰等:《关于“中间人物”论的通信和讨论》(2012年7月 - 10月)

小鹰:《邵荃麟和现实主义》(2014年8月增补)

小鹰:《邵荃麟和胡风》(2011年9月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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