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鹰
2013年出版的《邵荃麟全集》第八卷中，收有《关于<文艺报>“题材问题”的专论──给张光年同志的一封信》。《全集》中的信末没有给出写信的日期，但是在[附录二]邵荃麟生平及著译年表里，却提到1961年“5月12日荃麟就这篇专论致信作者张光年表示支持。”
如果这信是1961年5月12日写的，这里就有一个矛盾。
《题材问题》是3月26日发表在《文艺报》1961年第3期上，但是从荃麟信的某些文字上来看，例如：
第一面上说“我们力求达到文艺与政治的高度结合：政治，是文艺的灵魂，文艺，是革命的武器”，这是从服务的关系来说的，意思是很正确的，但是把灵魂和革命的武器，也即是文艺的政治内容和文艺的使命作为结合的两个方面来提，是否恰当，值得斟酌一下。因为这和第三面上提到的“也需要没有什么政治内容，但能给人以生活智慧和美感享受的作品”一语，会有些矛盾。
又第一面第九行“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文艺走过了二十年光荣的战斗历程”，我意可改为，“从那个时候起，我国文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走过了二十年光荣战斗历程”，因为前面还有二十年也是在党领导下走过来的。
他这里所引用的专论稿中具体的话，在发表后的《题材问题》一文中都找不到。
那么，这封信究竟是针对什么而写？又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从信的口气和内容来看，它很像是对初稿的讨论或修改意见。因此，这信似应写在1961年3月26日《题材问题》正式发表之前，而不是之后的5月12日。
为此，我询问了我姐姐邵济安，她转来了原信手迹影印件，并说“这封信是黄秋耘和查国华编辑《邵荃麟评论选集》时调阅的资料，当时未用，事后就交给了家属，这才会留在我们这里。”原来，这封信是文革之初张光年主动上交的。作为揭发材料，他在信中把他认为是有问题的语句，划了红线，并加了按语，如：“以上对毛主席关于内容与形式的话的曲解，专论没有採取。”等等，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邵荃麟划清界限。
从影印件看，原信末尾是有日期的，写作“12/5”，而旁边的“1961年”的字迹明显是别人后来添上的。因此，可以认为，荃麟所签署的日期，是按照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书写日子的习惯，以月/日/年为顺序，故当读作12月5日，即，那是1960年底荃麟看到专论初稿时所写的信。
至于当初信上的1961年是谁在什么时候加上的？还不清楚。这可能是出于专案人员的无知，但也不排除有好心人为了刻意保护荃麟，试图以时间差来减轻一点他在“题材问题”上的“反党罪行”。
无论如何，这种按中国书写日/月习惯的判断，却误导了《邵荃麟全集》的编辑，以为信是(1961年)5月12日写的。然而，这样一来，便很难解释，为什么在《题材问题》发表之后的第47天，时任《文艺报》常务编委的荃麟还在“无的放矢”地写这封建议修改的信？为什么在发表的文稿中并不存在信中所建议要修改的语句？矛盾之下，编辑在收入时索性就略去了信末的日期。而在[附录二]中，邵荃麟年表的编撰者却又主观地推断邵荃麟写该信是“对作者张光年表示支持”，这显然不合逻辑和事实。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追究写信的日期呢？
众所週知，“题材问题”是一个争论已久的学术问题。它本来只是一个“写什么”和“怎样写”的文艺理论问题，一些论客却硬要说：这是个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用心险恶地质问“文艺为谁服务？你歌颂什么？反对什么？你的立场是什么？”等等，并以此来决定什么题材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要作家们就范於其淫威之下。在文革前夕，毛泽东更是借“题材问题”大骂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中国死人部”。因此文革伊始，“反‘题材决定’”论就被《纪要》[注1]列入所谓的修正主义文艺“黑八论”，成为“大批判”的靶标之一。那时，这个学术问题已成了一个人人要“避之唯恐不及”的政治问题。
七十年代末，文革方休，“四人帮”虽被抓起，然毛泽东阴魂不散、余威犹在，人们的思想尚被“两个凡是”[注2]所禁锢，以至黄秋耘和查国华编辑《邵荃麟评论选集》时，仍不敢贸然收入此信，恐怕别人抓住荃麟反“毛泽东思想”的把柄。
的确，荃麟在信中扼要地阐述了他对于社会主义时期“文艺与政治”，以及文艺创作上“内容与形式”等关系的看法。这与其说是“对作者张光年表示支持”，还不如说是对“眉目不清”的初稿的“引导和建议”更恰当。
首先，荃麟指出，对于“政治”广义的理解就是：“凡是符合于群众需要和利益的，都是政治的要求”；“凡是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满足群众精神生活上正当和健康的需要的，都是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山水画，花鸟画均不例外。”“机械地要求一切艺术作品都非要明显地表示强烈的革命政治内容不可，这就造成那种硬嵌进去的公式主义倾向”。其次，对于鉴别作品内容的思想情感，他提出的准则是，是否进步、是否健康、是否属于人民？
与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大相径庭”，这里完全没有所谓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说法，也不屈从於某个政治“主义”。相反，荃麟还允许“有些作品不一定要求它非表现革命政治内容不可，而有些作品这种政治内容则是通过折光反映出来，比较不是那么直接和明显的。”同时，他又坚持了文艺“现实主义”固有的“揭示社会矛盾”的深刻内涵，拒绝向庸俗文化妥协。今天来看，这是完全正确的文艺方针。
不过，看来张光年并没有采纳邵荃麟的意见。正式发表的《题材问题》读起来仍然“很平妥”，它只是在技术层面上“四平八稳”地谈及“题材多样化”的好处，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却不敢触及本质。尽管如此，这篇专论发表之后，在文艺界还是得到热烈的响应。此后，荃麟又建议《文艺报》再发一篇关于“典型问题”的专论。
其实，荃麟对“题材问题”一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早在四十年代初他就写过《<英雄>题记》、《<北京人>与<布雷曹夫>》、《关于题材》、《<创作小说选>序》、《<项链>注解》等文章，其中都谈到了“主题的表现”与“题材的处理”等文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问题。他主张“选择题材不在乎故事的诡谲离奇，紧张壮烈，而在题材的内容能否表现出现实的社会意义。”[1]在1959年荃麟写的《从一篇散文想起的》和《谈短篇小说》里，以及60年写的这封信中，荃麟也反复地谈到了题材问题。例如，他针对当时创作上流行的各种清规戒律，曾批评道：“而另外一种更幼稚的理解，以为只有直接描写当前发生的事情，写新人新事，乃至真人真事，才叫做现实主义，才叫做反映现代生活，这是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庸俗化了。”[2]62年8月在“大连会议”上，他又“直言不讳”地指出：“上海今年也提出题材多样性与战斗性是矛盾，这当然是不对的。”“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等等。这是因为，在荃麟看来，“反映矛盾，克服矛盾，是文学为政治服务一个具体的重要内容。”“回避矛盾，不可能是现实主义。”[3]
1963年4月16日在中宣部于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邵荃麟更是针对“大写十三年”的论调与张春桥、姚文元展开了面对面的辩论。他尖锐地批评了这个口号有很大的片面性，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荃麟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反映“十三年”问题》的长篇发言。他说，表现时代精神，“据我个人的理解是比较广泛的概念，并不是说只有写当前的斗争，写十三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题材，才能表现时代精神。革命历史题材像《红岩》、《红旗谱》等等，为什么不能表现时代精神呢？就不能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此教育人民呢？”“有种说法，认为十三年前的题材不是反映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我看是不对的”；“在文学表现时代精神的任务上，确实应该更强调对当前斗争的反映，……但绝不意味着排斥革命历史题材或其他方面的题材，如果那样理解，那会重新走狭隘化的倾向里去。”[4]
文革初起之时，这些议论被江青一伙儿认为，这就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及“走资派”路线在文艺界的具体“罪证”，在全国受到了讨伐式的“批判”。《纪要》最终精心筛选定下的靶子是所谓的修正主义文艺“黑八论”，其中，涉及荃麟的就有三论：“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和“反‘题材决定’”论。它们都与现实主义有关联，批它们的核心目的就是：文艺不许“反映矛盾，克服矛盾”、不许讲真话！只能“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不许暴露和批评“现实的真实关系”！然而，到底哪条路线好？哪个主张对？哪个符合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哪个可以繁荣人类的文明和文化？现在人们自当“一目了然”、“心知肚明”。
从大尺度上来看，这又不只是个“题材问题”。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可以明显地看出，六十年代以来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陆定一、周扬、邵荃麟等人主张对文艺工作要宽松与自由，要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而毛泽东、柯庆施、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则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当作功利主义的武器，在维护个人权力和地位的争战中用来压制民主、打击异己；他们疑神疑鬼、草木皆兵，动辄冠之“利用小说反党”，随意便以“可恶罪”下狱。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内上行下效，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到处风行，搞得文艺界、思想界乌烟瘴气，人人自危。这种封建主义色彩浓厚的帝王政治路线扼杀学术、摧残人材，极大地阻碍了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这样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被“四人帮”罗列为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八论”里，邵荃麟“当之无愧”的竟然有三，实在是不胜光荣之至。
今天重读这封信，或许可以引起人们对“题材问题”作进一步研究的兴趣，例如，上世纪中叶它是怎样被提起的？那场论争的历史渊源及其前因后果是什么？对今天又有什么现实意义？等等。
写于2014年11月，2015年2月修改
[注1]《纪要》的全名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它是正式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由毛泽东于1966年4月批发全党。
[注2]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提出和推行的错误方针。
文献
[1] 邵荃麟，《<创作小说选>的注解》，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下册，464 - 476页。
[2] 邵荃麟，《从一篇散文想起的》，原载《人民文学》1959年7月号；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下册，608 - 612页。
[3] 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根据记录稿整理，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 版，389 - 403 页。
[4] 洪子诚，《“大连会议”材料的注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1年第4期。
研究邵荃麟，点击参见：
荃麟：《邵荃麟致<文艺报>主编张光年》(1960年12月5日)
荃麟：《邵荃麟致冯文炳(废名)教授》(1961年8月29日)
张梦阳：《论邵荃麟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与特点》(2010年8月17日)
小鹰：《究竟什么是“中间人物”？──纪念“大连会议”五十周年》(2012年8月)
小鹰等：《关于“中间人物”论的通信和讨论》(2012年7月 - 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