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鹰
1968年7月27日上午，在毛泽东亲自部署之下，北京地区几万工人，手持毛语录突然开进清华园，去制止那里两个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持续了百日的武斗。然而，手无寸铁的工宣队却受到了蒯大富团派的武力抵抗，结果死五人，伤731人。这样的惨剧为什么竟会发生在毛泽东支持的工人和红卫兵之间？它难道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吗？文革三大学生领袖蒯、韩、聂在回忆中，对此“七·二七”之谜均有较多的议论。例如：
蒯大富口述《岁月流沙》时抱怨道：“我后来几次批评当时的组织者，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们打招呼啊？那次实际上是杨德中指挥的，吴德、谢富治他们都应该知道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通知、不打招呼？我始终没弄清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也写道：“但我始终困惑的是，为什么不直接先跟蒯大富说一声呢？他不仅是清华学生组织的头头，他还是北京市革委会的常委，我还是副主任呢，为什么就不告诉我们呢？”
这件事的确是个谜。
韩爱晶在《清华蒯大富》一书里曾探讨了“事先不通知的原因”。他主要是指责迟群、谢静宜等人“办事水平不高”，“以为尚方宝剑在手，自以为能”，或归结於谢富治“文化水准不高”，“他也不方便通知蒯大富”，等等。
然而，笔者注意到，在7/28凌晨毛召见之后，谢富治立即要求五位学生领袖“整理一个简单的统一稿，一齐整理，一齐备案，一齐签名”以便向下传达，当时，他特别交代了一句：“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对外先不讲”。“对外先不讲”──这究竟是谢的意思，还是毛自己的指示？笔者以为，如果不是毛自己有此令在先，谢富治恐怕是不敢这样“越俎代庖”、“画蛇添足”的。韩在书中写道：“谢富治说过，开一万人的会都要请示毛主席”。召见时毛自己也讲，“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谢深知主子是个“刚愎自用”的人，尽管在召见之后，“对外先不讲”的时效已过，但没有毛的再指示，他又哪里敢轻易违背？──要知道，那是个令所有官员“恐惧战兢”的年代啊，对于“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再有，在决定派出工宣队时，毛不是只说一句话，就让下边去办事的人。相反，“毛泽东亲自听取了准备工作汇报，毛泽东蹲在地上，俯视清华平面图，他用大手在图上指示工人从南门、西门、东门分别开进清华”。这些事实表明，毛定此事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亲自做了周密的部署。“事先不打招呼”，这不大可能只是一个疏忽或“没有想到”团派会开枪抵抗的结果。
7/27事发当天，蒯大富是见到过吴德、迟群和谢静宜的，迟、谢二人肯定知道是毛派出的“工宣队”。即使事先来不及“打招呼”，当已发生严重的流血死人事件时，迟、谢为何仍然“秘而不宣”这“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还在同蒯大富没完没了地“谈判”？这里的隐情恐怕是领袖另有“对外先不讲”的口谕。
蒯大富后来“分析”，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没有说出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认为那是别人故意对他“封锁消息”。韩爱晶则对蒯大富讲：“人家就是幸灾乐祸，看你的笑话，盼你倒霉。”
然而，笔者以为，众人“不约而同”地“封锁消息”，恰好表明：派工宣队进校一事，根本是毛有意不让预先通知，他一定要等事后由自己来讲这件事。这或许是个更合逻辑和情理的解释。
韩爱晶批评“毛主席布置方法不规范。应通过周总理中央碰头会，再由谢富治、吴德、黄作珍及李钟奇在市革命委员会布置几万工人进清华”。但是，毛正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历来喜欢搞“奇袭”。他知道，那样一来，将很难保密，结果就难奏奇效。
杨继绳同学认为，“毛泽东对蒯大富等人说：‘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什么叫‘间接打了招呼’？应当是通过一个中间人打招呼。这个中间人是谁？我猜想周恩来的可能性较大。”事实上，毛在此事上最不想通过的人，大概就是同情414的周恩来。因此毛绕过中央，直接指示可靠的“身边人”动作，搞突然袭击。但结果却“出乎意料”，令毛扼腕叹息──不是因为死伤了工人，而是他不争气的宠儿掉入了陷井。毛泽东恨恨地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在这个时候，414也没有通知，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414欢迎工人。”毛“咬牙切齿”地放的这些狠话，使人不禁恐怖地猜想，假如打死工人的是414，那他会就这样轻易地放过么？恐怕一些知识分子又要面临新的一轮血腥清洗，历史将会大大地改写了。
近年来，蒯大富仍为自己辩解说：“当时不要说是毛主席派的，只要中央文革派的，我也不可能跟他们打起了。其实不用说那么多，那怕透露几个字，我也不会抵抗的。”
是这样吗？
中央多次发布“制止武斗”的告示，谢富治、吴德也做了告诫，都可以说是“间接打了招呼”。而那时团派却强调：“七·三”布告不适用于清华，团派与四派的武斗有特殊性。即便7/27那天迟、谢二人奉旨宣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蒯大富就肯附首接旨吗？未必！在毛“大权独揽”的年代，在毛之文革宠儿们看来，中央算什么？谢富治、吴德又是老几？更何况是“名不见经传”的迟群、谢静宜了。没有毛亲自发话，谁又能不怀疑这“间接的招呼”不是“黑手”在背后操纵呢？文革中“无政府主义”泛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之风盛行，正是毛自己专权独裁种下的苦果。
后果呢？“惨剧发生在毛泽东支持的工人和红卫兵之间”，这令韩爱晶难以理解。殊不知，这惨剧恰恰是毛所期待的拿住红卫兵小将们的代价，唯有至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才最有震撼的威力。毛在召见时说，“我说这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就是如果不考虑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实际损失最小、最小。”林彪立即响应道：“值得，损失最小”。周恩来接过话茬，重复林对文化革命的总体评价，巧妙地说：“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这是奉承还是“语义双关”的讽刺？不得而知，反正毛挑不出他的毛病来。和往常一样，毛泽东则用他自己的“检讨”惯用语，轻松地调侃道：“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一句空话，完了。
改写于2014年9月
[附记] 谢静宜的回忆
2015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七·二七”事件核心人物谢静宜的回忆录《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书中她披露了当年毛泽东派出工宣队制止清华大学武斗的过程和重要的细节如下：
7月24日毛泽东找谢静宜布置，决定派两三万工人进校去宣传，毛指示“至于先去清华还是北大，请北京市商量定。”谢接着写道：“主席像指挥打仗那样精神振奋，言语激昂。他又补充一句说‘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谢临走时，毛泽东还特意叮嘱交代，这一行动不要走漏了消息，要找“与大学没什么联系的工厂去，否则，你们还没有动，他们就知道了，这就不好办了。”
这后一句话，证实了笔者的推测：“派工宣队进校一事，根本是毛有意不让预先通知 ”，他一定要等到拿到把柄后，才由自己来讲这件事。
谢静宜领受任务后即向张荣温、迟群传达，回部队向杨德中汇报，又一起向汪东兴汇报，之后找北京市领导，决定先进清华。7月27日“8个团，3万产业工人和部分农民组成的”工宣队进入清华后，遭到团派武力对抗。书中写道：“市委和8341部队同去清华大学的简报组，不断将情况报给毛主席和市委领导。毛时刻关注着清华的消息，他得知真情后，於27日深夜、28日凌晨召见了当时的‘五大领袖’，……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主席的明确表态和对他们的批评，打掉了当时所谓‘五大领袖’的气焰。”8月5日，毛把巴基斯坦叶海亚送给他的芒果，让汪东兴转送给工农宣传队的同志们吃。8月15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工宣队的代表。“从此，清华大学形势好转，全国全军声援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谢静宜的回忆是可信的，它戳穿了毛假装糊涂的演技，或“不知情”的说法[注]。派几万人去清华是毛泽东背着中央，自行下的一笔大赌注，是他亲自指挥文革换马的重大战略行动。这正如谢书中所披露，事后毛对她谈到，这次事件不仅使“全国的武斗停止了”，更主要的意义在于“平时我们讲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真正在上层建筑体现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从‘727’开始。”
因此，在打这么重要的一仗时，毛会去睡大觉？或对战况浑然不知？他不是告诫说：“有可能会发生流血的，要警惕。”吗？看来毛早已料到流血会“是真的”，自己却并不出面防止，也不允许任何人披露“工人阶级是毛主席派的”这一“最高指示”。他所做的只是“时刻关注着清华的消息”，并被“不断的汇报”及时告知了流血、死人事件，而这一切正是他所策划的、所期待的结果。待毛泽东拿住了确凿的把柄，然后才召见五位学生领袖“问罪”，让他们及所有知识分子“无言以对”，不得不俯首臣服他“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英明决定”。
谢静宜的回忆支持和补充了笔者在《七·二七之谜》里的推测。
[注]：据毛泽东主席的警卫人员回忆：1968年7月28日凌晨两点多，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当毛泽东得知清华流血事件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脱口而出：“造反派反了！”──引自韩爱晶，《清华蒯大富》，第二十章。
2015年1月21日又及
点击参见：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