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
小 鹰
前言
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基本分歧点
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法则
三、毛泽东的“人民性”和“好心”？
四、“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
五、为什么历史没有捷径可走？
六、“空想社会主义”与“封建社会主义”的毛式混成物
七、什么是现代的、成熟的资本主义？
八、结论：破除“专制和特权”，回归“新民主主义”道路
后记
[参考资料]
[附]：BBC观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清华大学文革中的“造反派”曾分裂为两派，“团派”强调紧跟文革时的毛泽东，要“彻底砸烂”17年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414派”则认为文革前17年是毛泽东的“红线主导”，不容否定。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个“毛泽东”竟会让两派日后争得发疯，打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现在看来，不但应当否定文革中的毛泽东，连他前17年的所谓“红线”也是一条反历史规律而动的路线。
一些当年的造反派，包括老四和老团，恐怕难以接受后者，特别是要替刘少奇翻案一事──那岂不是文革连一点可以自慰的“功绩”也没有了吗？他们在反思文革时，总有些造反情结未了，和毛“难舍难分”。他们仍然以为毛是正义的化身，是民意和底层社会的代表，以为毛发动文革的宗旨和用意是好的，毛要反官僚，要保持党的纯结性，只是他的方式方法错了。当初他们奋勇参加“你死我活”的两条路线斗争，现在回顾文革时，却忸怩地回避历史的诘问：那么到底哪条路线是正确的？是谁该死？谁该活？究竟应当怎样评价刘少奇？另一些人又简单地把文革归结为“毛的人品”所致，仿佛他的政治对手刘少奇不曾存在过似的。十年的文革竟成了十亿人偶然卷入的一场儿戏，成了历史上没有是非对错的一场混战。
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回答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毛和刘的路线，究竟谁是谁非？
建国以来，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斗争一直不断。这究竟是刘少奇错了，还是毛泽东错了？究竟谁是“修正主义”？是“刘修”，还是“毛修”？
这些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不可辩论的。现在是可以，而且应当来深入探讨了。
众所周知，在1949年以前，由于种种内因和外因的限制，资本主义在中国从来就不曾，事实上也不允许，得到充分和健全的发展。那时的中国基本是个封建的小农经济社会，没有什么象样的近代工业。
在建国初期，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形，刘少奇等人主张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搞一些“资本主义”，按照“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实实在在地把社会生产力搞上去。然而毛泽东却坚持要走他的“社会主义道路”，搞“统购统销”、搞“所有制公有化”、搞“计划经济”、搞“人民公社”、搞“大跃进”。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断断续续，时起时伏，直到爆发“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一举摧毁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到底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
解放以来，毛泽东一直不断将“资本主义”妖魔化，使人谈“资”色变。就当时我国的状况而言，难道“资本主义”真的就如同被诅咒的“牛鬼蛇神”、“洪水猛兽”一般吗？
列宁1905年在《两个策略》中曾指斥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梦囈。他写道：
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地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
……
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
列宁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认识到，
“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而1949年中国工业化的程度比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还要落后，当时在社会和经济上更需要发展的，恰恰是像刘少奇主张的那种“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本主义”。当然，这“绝对有利”是从突破封建主义对于生产力的桎梏，以及荡涤封建主义文化影响的方面来谈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摧毁了封建的所有制关系，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毛泽东以“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代表自居，“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他“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在历史上，像毛泽东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并不少见。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约50年了，那时德国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一些自命为“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惊呼“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便照搬法国的“共产主义文献”，对资本主义“大加挞伐”。马克思和恩格斯痛斥他们：
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他们也忘记了：
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
100年后，在落后的中国，我们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以为凭他自己的主观要求，就可以使我国立刻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他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右派”，并诅咒“资本主义”的一切，但他忘记了，
“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因而，当时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即“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也“正是尚待争取的”。关于这一点，党内有许多人的头脑是清醒的。1949年5月，刘少奇在北京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1951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现在有人就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十多年”，“十年之后，就可以采取某一些社会主义步骤；也可能十年之后，还不能采取这种步骤，还要等几年。”1954年9月在作宪法草案的报告时，他也说：“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种很艰巨的任务。我们决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这种改造。我们必须根据群众的经验和觉悟程度，根据实际的可能性逐步前进。”
刘少奇的这种主张，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945年共产党的“七大”时毛泽东代表中央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报告中讲到，资本主义“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说法：“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两篇文件都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著作。但常识告诉我们，这类有关建国纲领性的政治报告肯定是党内高层反复讨论修改的结果，应当说，它是当时党内达成的共识，而不只是毛一个人的思想。刘少奇在1948年9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中还说过，“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显然，刘少奇的“走资派”主张是一贯的。但今天看来，他的思想非常“高瞻远瞩”！
共产党的这个纲领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受到各阶层人民和众多民主党派的欢迎和支持。建国之后，刘少奇坚持“七大”时确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纲领，而毛泽东却背叛了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更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进步的关键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一切社会发展的规律。要想改变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摆脱小农经济的落后状态，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则就是“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力极大的提高才会相应地改变人们的落后观念和思想。
那么，按照毛泽东那样搞“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办法，能不能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呢？不行！它违背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法则。
众所周知，生产力中除了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等物质条件之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人，是人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关系则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劳动成果的分配制度，和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组织形式等等。所谓生产关系要适合并刺激生产力的水平，就是要看所有制、分配制度等关系是否能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是否合乎当时人的思想觉悟水平？是否能保证并兼顾他们的实际利益和长远利益？现有的生产组织形式和手段是否有客观物质条件的支持？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统购统销”能为人民“保障基本收入”，能“稳定市场”，是“铁饭碗”。然而，这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主观的因素太多和个人的权力太大，给主观唯心主义的“瞎指挥”开了大门，往往人为地造成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调。指标这个订高了，那个订低了，粮食一会儿征多了，一会儿征少了，总摆不平，结果矛盾重重；加上地区、条件、环境、气候等各种差异和变化，人算实在不如天算，远不如那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动调控的好。同时，在条件不成熟时强制实行“集体化”，不仅伤害了广大农民的实际利益和生产积极性，也容易产生一批官僚特权阶层。也就是说，“强迫命令”、“平均主义”往往导致“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或造就懒汉和“多吃多占”的“土皇帝”等问题，结果是大家一起混着过“穷社会主义”的日子。
所有制和分配问题是生产关系中很重要的因素，与生产力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但决不可以不顾历史条件，人为超前地任意设置“先进的”生产关系来“拔苗助长”。
刚解放时，土改之后的我国农村搞的“互助组”、“初级社”等生产关系可能还是合乎当时的生产水平，因而是合理的，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只有随着工业化的逐步发展，土地集体化的程度才有必要、也才可能作进一步的提高。可是在1958年，我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却有了一个人为的“大跃进”。在毛泽东的鼓吹下，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地开始大办所谓“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到了年底，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已合并为2.6万个人民公社。报刊上也不断报导“亩产万斤”的假消息，“踌躇满志”的毛泽东甚至开始担忧“粮食太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为了显示其“集工农商学兵为一体”的“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他要求全国人民“生活集体化、军事化”，提出“大办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等荒谬主张，以至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这种不顾我国生产力的实际落后水平，人为强制地设置“公有制”的生产关系，真的“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即“跳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吗？
其实，对历史上类似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有过研究和结论。王若水概述道[1]：
十九世纪末，有些学者还在探索俄国能否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俄国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有财产。这种公有制是否可以使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呢？
老年马克思曾应俄国学者的要求，研究了这个问题。一八九四年一月，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又相当详尽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恩格斯的回答实际上是否定的。“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的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事实上，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四四一页)“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同上书，四四二页)
联系到一九五八年中国建立的“人民公社”，问题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毛泽东企图通过“人民公社”来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观臆想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这一点上，笔者赞成王若水的这样一个论述[1]：
关于主要矛盾，八大的提法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种提法表明中共意识到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不相称。也就是说，中国在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应有的程度时就提前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与其说中国的生产关系是先进的，不如说中共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行动是超前的、左的。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并不有利於生产力的发展。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不是提高落后的生产力以适应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是根据生产力的水平来重新建立合理的生产关系。
读者可能会说，这在理论上、历史上是一回事，还要看我国的实践如何？
的确，笔者也不在乎是哪位老祖宗讲过的什么话，更反对抓住“只言片语”就拿来“贴标签”。我们主要是要看谁讲得有道理？看是否合乎我国的实际情形？看实践检验的结果。
那好，实践的检验是怎样呢？
50年代末，毛泽东“三面红旗”的瞎指挥已明显失败，却仍然坚持“反右倾、鼓干劲”的极左路线，致使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并爆发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全国性大饥荒。多亏刘少奇于1962年推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农村经济政策，(“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这也就是土改以后他主张在中国农村实施的经济纲领。)，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毛的“人民公社”，这才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通过实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人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好不容易才从毛的灾难中恢复过来。实践证明，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是符合中国的实际状况的。
文革中我们常听到的官方宣传套话是：“刘少奇要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贫下中农决不答应！”可是在64年社教中听到老实的贫下中农声泪俱下的忆苦，却常常是这样说的：“远的苦不说了，就说说六零年那会儿吧……”，那不正是执行毛泽东的路线，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年代吗？反倒是刘少奇的“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主张，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了出来！
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国民经济却变得“奄奄一息”。在70年代末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几户农民自发立约又搞起“包产到户”，被邓变成政策，迅速搞活了农业经济，一时农贸市场供应丰富的程度，决非于六、七十年代可以想象。再回顾解放初期，农民刚分得土地，欢天喜地，那时市场供应也还繁荣，而自50年代初搞“统购统销”以来，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的那些年，市场越来越不行，没东西吃和用，什么都要按“票、证”供应。请“中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解释：人还是中国人，地还是这块地，为什么“生产关系”一变，市场上什么东西都消失了，或什么东西又都冒了出来？
我们对比50年代初、60年代初、及70年代末那前后几年市场农副产品供应的好坏，就可以看清楚生产关系的改变对生产力的作用了。就这些小段间隔而言，生产力中的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自然环境等物质因素变化不大，甚至人群也几乎是同一个，主要是僵硬的毛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压制了人的生产积极性，而活泼的“自由经济”却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这就是造成上述差别的原因所在。
看到这里，读者也许会问，既然农业集体化是如此，那么，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又怎么样呢？它是否是适宜那时中国的情形？
对此，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来供思考。
1957年春，上海永大纱厂女工罢工。这个社会事件引起了刘少奇的关注，他特别指示：《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应予报导。四月末著名记者刘宾雁等奉命到那里去作了半个多月的调查。永大纱厂是个只有二百来人的小厂，但刘宾雁从工人当中却了解到了新的生产关系中的种种矛盾。多年后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2]：
从一九五五年全厂工人热烈拥护公私合营，欢迎共产党干部入厂当公方代表，到全厂大多数工人举行罢工，把党的干部软禁起来作为人质，只经历了两年时间。
这是一次很有趣的试验：把私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私合营实即公有)以后，生产下降，由盈利转为亏损了。工人们对于自己公有制的工厂所享有的管理权利，反倒不如它为资本家所有的时期了。……工人比党干部更担心工厂的倒闭。干部可以调转工作，工人却要失去饭碗。……
然而，刘少奇要的这个罢工报导没有能够见报，因为不久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全国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刘宾雁接着写道：
几个月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另一个时期，从此罢工事实上变成非法的了。永大纱厂这种危机将在几百上千个工厂发生，但再也不会扰乱各层领导的安宁，因为一般不再采取罢工形式，而表现为不声不响的持久怠工了。讲究实际利害的资产阶级懂得这种怠工比罢工可怕得多，注重装潢和喜爱安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却宁愿让工人怠工，因为它不致扰乱社会表面上的安定，又不会给党和社会主义以及崇高美丽的原则丢丑。但这将是无声的腐烂……
行文至此，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究竟哪条路线在破坏生产力？究竟哪条路线会促进生产力？谁是谁非，读者当不难自行判断。
韩爱晶写道[3]：
“笔者研究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对工人、农民和士兵有极深的阶级感情，毛泽东的立场永远站在工农兵大众一边，他最相信工农兵，他依靠工农兵，为工农兵奋斗。这就是毛泽东的人民性。”事实上又如何呢？
50年代末，毛泽东的“大跃进”已经明显失败，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里“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高指标”、“浮夸风”更导致国家“超额征购粮食”，而毛还责怪“农民们‘瞒产私分’”！据不完全统计，到1959年4月全国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已达两千五百万以上[4]。此时有彭德怀出来替百姓“鼓与呼”，问毛道：“来年日子怎么过？”毛却把他打成“反党集团”，仍然坚持其“反右倾、鼓干劲”的极左路线，最后全国真的饿死了几千万人！他的“人民性”在哪里？“他对工人、农民和士兵极深的阶级感情”又在哪里？
毛泽东不相信农民们不喜欢他的“人民公社”，另派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田家英等下乡调查，回来讲了农村里“怨声载道”的真话，他又不高兴，认为是替刘少奇张目。他只听自己愿意听的话，美其名曰“观点统帅材料”。究竟“他最相信工农兵”，还是他最相信他自己？
现在一些研究文革的人，往往脱离不开这类迷惑，仍然以为毛是正义的化身，是民意和底层社会的代表，以为毛发动文革的宗旨和用意是好的，只是方式方法错了。这是一种“毛左”的情结在作怪。要客观地研究文革、现代和将来，我们必须破除这种迷信。而一些“造反派”至今不愿彻底否定毛泽东，也是怕因此就会否定自己的“崢嵘岁月”和“昔日辉煌”。
还有读者坚持说，毛的动机是好的，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他只是一时犯了性急的错误。
这里倒用得着一些毛泽东自己曾用来教训作家们的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语录：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
我们今天判断毛泽东，也是要这样问问那些替他“涂脂抹粉”的人：但是1959年已经有了事实证明“三面红旗”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还要“反右倾”，痛批彭德怀，直至两年后饿死几千万人，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
毛接着又“谆谆教导”我们：
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
自建国以来，他自己又什么时候曾有过这样的“好心”呢？五十年代末，他设想的“人民公社”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不思悔改；文革伊始又“重操旧业”，兴致勃勃地发出“五七指示”，再次鼓吹集“工农商学兵”为一体的“大学校”，向人们展示他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么样的社会。
事实上，毛泽东决不“只是一时犯了性急的错误”，从以下的分析来看，他走的始终就是一条反动的“机会主义”路线。
历史上早已有人想过从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但所有的那些尝试都失败了。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分析过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们，如历史上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
“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马、恩写道，在“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们看来，
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他们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
然而，历史上“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为什么必然会失败？他们的“理论”为什么是反动的？马、恩“一针见血”地指出：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马、恩这里所说的
“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马、恩反复强调“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而在封建社会里，并不具备搞“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三个前提条件，它们还“正是尚待争取的”。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呢？
因为马克思很清楚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在《哲学的贫困》，1847，中也有类似的表述。)1867年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更强调，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生，不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同时，针对那时“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德国，马克思特别指出，
“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德国人将“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即：苦于保障“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完善，苦于各种旧势力对新兴生产关系及其思想文化的打压和摧残。总而言之，马克思认为在19世纪中叶封建落后的德国，还远轮不到出现以“无产阶级”为首的社会，更不用说1949年的中国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就是中国“走资派”的鼻祖。
不理解这一点，就是所有后来企图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步法”都遭到惨败的根本原因。
应当指出，刘少奇在这一点上曾是十分清醒的。
1951年7月3日，刘少奇在山西省委的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
在同年同月刘少奇又为马列学院一期学员讲课，内容提纲就是《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其中他更勾画了一幅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步骤和图画。
他认为首先要长期保持“五种经济并存”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即，除了国营经济“会发展得很快”之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会要发展”，“个体经济也会发展”，“合作社经济也会迅速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成份会要增加”。刘少奇估计，这个过程大约是十到二十年的时间。此后才是，“第一步实行工业国有化。但小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不能国有化。这是一种严重步骤，不能轻率采取。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要影响小资本家和小有产者富农、以至中农。”“再经过一个时期的巩固与发展以后，就可以进一步地采取农业集体化的步骤，在农村中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但同时“应有时间给中农去动摇和考虑(完全自由加入)，因此，集体化的时间在一片地区可能延长几年，才能达到绝大部分农民的集体化，剩下少数个体农民也让他单干。”
在刘少奇看来，“进入社会主义，主要的是这两个步骤”，这两个步骤还要一先一后，即先实现工业国有化，而后再实现农业集体化。农业的集体化依赖于工业国有化。这是因为“离开城市工人阶级、强大国有工业，不能有农业集体化。单纯倚靠农民来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思想是错误的，是幻想。”
刘少奇的这些思想，显然是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尖锐对立。刘这里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个明确而又具体可行的建国纲领。读者不难想象，如果当年真的能按这一纲领实施，我国的“经济起飞”恐怕会比“亚洲四小龙”要来得更早。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又是什么？可见，毛日后给刘戴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帽子，并非“空穴来风”。
因此，毛泽东当即就严厉地批评了刘少奇，令他立即收回讲话。毛以党内“家长”的身分否定了刘少奇的这个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主张，同时立刻下令全国，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开始大规模地推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运动，全面展开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一步法”跃进。
可能有读者会说：马克思当年讲的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他没有予见到“无产阶级”也可以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直接推翻封建社会。毛泽东和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不同，毛打下了江山，掌握了政权，他无需
“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这样不就可以一步进入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吗？历史果真是有这样的捷径吗？
我国是一个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固然可以被共产党领导的暴力革命一下子打碎，但是要把人的思想观念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这种更深刻的意识形态的变革，是要通过马克思十分看重的经济力量的杠杆作用来完成的。只有破除小农经济，只有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创造“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毛泽东痛恨“资本主义”，他“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是，按马克思的说法，他在我国搞的“社会主义”却是一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毛忘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从不曾在中国独立和健全地存在过。而没有强大的工业，没有充分发展的现代资产阶级，又哪里来的成熟的现代无产阶级？
不可否认，共产党内有许多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和许多非党内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社会进步，英勇奋斗，“前赴后继”，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英雄和骄傲。
然而，无论主观愿望如何，不要说那些从我国封建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芸芸众生”，就是连共产党本身，也不可能是“出污泥而不染”。一些自诩为“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的人物，整天沉迷在线装古书堆里讨生活，从没见识过真正大工业的世面，只引些马列的皮毛，为我所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他们头脑里不乏的倒是帝王思想和个人崇拜，每天做的又是“大同书”和“桃花源”的迷梦；身边常有一些小人善于吹牛拍马，阿谀奉承，公开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另一些人则结党营私、贪污腐化，利用官场职权“闷声发大财”；还有的人为“君臣父子”的伦理所约束，谨守“奴隶主义”的幻想，不敢起来同“封建家长制”作斗争；而不少官员更缺乏“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又淡薄“民主、人权、法制”等观念，误以为那是“资产阶级”专有的坏东西，……。以这样的文化背景与思想境界，加上极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及人民极其贫困的生活水准，又从何谈起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等人以为自己掌握了政权，就可以不顾“物质条件”，任凭主观意志和强权来实现他的那些社会空想。他把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大规模地付诸社会实践，不断鼓吹建立“人民公社”、“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等由他
“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要以他发明制造的种种“阶级斗争”来代替人类的“社会的活动”，强迫人民生活在他那“乌托邦”模式的社会中，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给我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文思想带来的损害是空前的。尽管毛泽东“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和他的权术，“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但客观规律是违反不得的，历史证明他同样遭到了惨败。正因为毛泽东以专政手段来强制推行他那套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式“社会主义”，他所搞的就不再是单纯“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批判过的另一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混成物，后者的特征是
“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即专制和特权。这种“社会主义”反对“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在生产关系中以政治权力实行所谓“国家所有制”、“统购统销”、“公私合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强迫农民建立“‘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等等，这些滥用“国家机器”的专制作法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和造就新的一批“贵族”或“官僚”特权阶级。
在分配原则上，毛泽东推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主张，反对资本主义的“商品等价交换”，倡导
“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他不但把马克思的关于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当作“资产阶级法权”来批判，反而以汉末张鲁的“‘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来搞吃饭、医疗不要钱的“原始共产主义”。毛式“社会主义”除了在“生产关系”和“分配原则”上的反动之外，还加上“大跃进”和“人海战术”的“瞎指挥”，结果国民经济生产力被他彻底地搞得一塌糊涂。
在文革发动的前夕，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过一封信给林彪，就是文革初发表的所谓“五·七指示”。信中他更要求全国的“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要组织起来，统一规划，“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构建这种兵营式的“大学校”，和他1958年强制推行的“政社合一”、“一大二公”、“全民皆兵”及“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以及60年代他鼓吹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等口号一样，都是毛泽东为我们具体绘制的“军团式共产主义”蓝图，是他恩准百姓今后的集体生活和蚁群劳动模式。
可是，在马、恩看来，毛泽东自诩的这一套“毛式‘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欧洲“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一样，都是些“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垃圾，因而“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
早在写作《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恩格斯在1846年10月23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就都痛斥过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crude communism)，其德文(Loffel-Kommunismus)的直译是“汤匙的共产主义”或“暴食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还用“兵营式共产主义”(kasernenkommunissmus, or barracks communism)一词，这样地讽刺过俄国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及政治恐怖主义分子主张的那种丑陋的、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强制集体主义(forced collectivism)的所谓“共产主义”：
何等美丽的“兵营式共产主义”模式啊！这里你有了一切：同吃，同睡，稅务官员和政府机关管理着教育、生产、消费，一句话，所有的社会活动，同时，又给我们各种匿名的和不为公众所知的委员会授以最高导师的荣耀。这真是最纯粹的“反独裁主义”。
事实表明，由“空想的社会主义”与“封建的社会主义”混成的毛式“社会主义”是一种更加凶恶、更加反动的“社会主义”，它在中国近卅年的实践使百姓深受其苦，使国家深受其害。
应当承认，我国的确存在城乡、工农、体脑的三大差别，而且相当严重，但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通过经济高度发展才能最终消除这些差别。事实上，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些差别今天已然缩小很多。例如，美国解决农业问题就不是靠集体化，而是通过产业机械化、工业化。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由于毛泽东推行“三面红旗”，国民经济生产力遭到极度的破坏，特别是在资源匮乏、文化落后的农村中，干部们多吃多占，滥用职权，有些甚至像恶霸似的，造成了干群间较城市里更尖锐的矛盾。当时我国农村工作中流行的与生产和分配问题有关的五种歪风邪气：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可以说是起源於毛本人对共产主义的粗俗理解，并与他的头脑发热，“好大喜功”有直接的关系。对此，毛倒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解放初期，共产党的威信很高，干群关系也比较融洽。后来毛泽东推行一系列的思想批判和政治运动，大抓“阶级斗争”，只许“舆论一律”，搞得人心惶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为了便于统治，在全国推行封建社会的“血统论”，以所谓“出身成分”或“政治表现”来划分人群的优劣贵贱等级，并煽动“社群”之间的仇恨和斗争。这种变相的、丑恶的现代“种姓制度”加上祖传的“株连九族法”使许多“社会贱民”及其后代长期生活在受歧视的阴影和迫害之下。许多地方和基层干部也竞相效法，以“专政”的名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动不动就打你个“右派”，送你去“劳改”。这种政治上的特权所造成的“官民矛盾”比单纯由于“多吃多占”和贪腐等经济特权要严重得多。对这一点，毛也是要负主要责任。
共产党官员的腐败，干群关系恶化，根子就在于毛自己的专制。共产党“官僚特权”掌握的不仅仅是经济特权，主要还是人治特权，也就是说，这部“封建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不是通过对多数人公平的社会的法权和法治来运行。从对于人权和人性的压制和对思想和舆论的钳制方面来看，中国整个就是一个十足的封建法西斯社会。
“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砸碎”各种“官僚特权”，反而强化了这个制度。这种得到强化的封建主义专制体制和特权文化，一旦与近代生产力相结合，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由“封建社会主义”演化为“权贵资本主义”，这就是为现今多数人所痛恶的“恶梦”的来源。
无论今日口头上说是有什么“特色”的“社会主义”，只要是它的臀部带有旧的“专制和特权”的封建纹章，那本质上就是马、恩所说的“反动的封建社会主义”。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是对封建主义社会的否定和进步。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平等、自由、民主”的口号，要求法制、透明度和舆论监督等等，正是针对封建主义的等级特权制的斗争，结果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成熟的资本主义搞的不只是“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等经济措施，它还有一整套政治制度和法制体系来支持和监控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文化上它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推崇“民主、人权、法制”等观念。正如老祖宗马、恩所说，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应当搞自由主义，应当建立代议制国家，要有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这些都是反对封建专制的好东西。如果考察它们的来源，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对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和“奴隶主义”斗争的成果，是反“专制和特权”的手段。这些内容互相支持，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因此，经济改革必须伴随相应的政治改革。
要“砸碎”我国陈腐的封建体制和文化，我们需要的是发展有茁壮经济生命力的“资本主义”。当然，今天看来，那不应当是“封建社会主义”的变种──“权贵资本主义”，而是一种规范化(regulated)的资本主义。这里的规范化便是指：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之下，对政府和资本运作有一套完整的民主制度和规章条例加以制约，包括司法独立、舆论自由、运作透明和公众监督等规矩，以及对金融和资本的必要节制手段。
资本如果没有规范，对资本主义本身也是致命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美国，也总有人为了利益最大化，要在金融和资本方面搞去规范(de-regulation)运作。在资本集团的强力游说之下，自里根起，历届总统不断地放松自卅年代建立起来的对金融和资本的运作规范，最终导致2008年杀伤力极大的全球金融危机。早年孙中山先生主张“节制资本”，也许就是要防止“资本主义”自掘坟墓的意思。
而政府如果没有法制，没有公众监督，那专制和特权就还会滋生。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并牵连了一大批官员，主要原因就是在“越战”问题上他坚持错误方针，并滥用职权，隐瞒真相、欺骗国会和民众、打压公众反战运动。如果没有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保证新闻出版自由，如果没有法院的裁决独立于政府之外，公众能够搬倒曾高票当选的政府“总统”这一“庞然大物”，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水门事件”不但把美国从越战的泥潭中解救了出来，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它防止了这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堕落到由少数政客和少数利益集团掌控的黑暗的专制统治社会，它证明了上述政治体系“规范化”的功能和价值。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所说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原意是要在资本主义高度恶性发展之后，才可能出现。如马、恩当年告诫“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苏联、东欧、中国以及北朝鲜、越南、古巴、柬埔寨等落后地区，同样并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前提，即：“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在那些地方，既然这些条件也“正是尚待争取的”，那就先免谈“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别和警告。对於这一点，“老祖宗”有言在先：如果你们不顾条件，硬要搞什么“社会主义”，那你们搞的不是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你们搞的是反动的“封建的社会主义”，与“共产党”的主张“南辕北辙”、“背道而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专门开辟这样一章，郑重地使用“反动”一词，来冠以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不仅有“先见之明”，还可见他们对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怒气。恩格斯于1890年8月27日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写道：
“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的确，从这种贫瘠的封建文化土壤里，除了跳蚤之外，又能长出什么好东西来？“十月革命”后的斯大林和1949年的毛泽东等“学生”们想做“一步法实验”，都失败了，结果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不过，他们“做坏了实验”，是他们把“实验条件和步骤搞错了”，他们“修正”了“导师”原有的理论。在这方面，马、恩是被冤枉了。应当说，在对付毛泽东这些自诩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他们的“死敌”。
关于“资本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注意到，在追求最大利润的指引下，早期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财富的聚集、生产资料和市场的垄断，阻碍中小企业的发展，产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各种社会问题，并造成对自然资源盲目的掠取和对自然环境的任意破坏(这些在今天的中国都存在)。马、恩看到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和不公，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和破坏性，在早年写《共产党宣言》时，曾宣告“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
然而，如恩格斯在晚年所承认的那样，他们低估了这种体系的潜力和生存的能力。资本主义到现在还在发展，其原因在于它为其自身稳定，在经济和政治的民主监察制度方面作了不断的规范和自律(这一点中国却还没有完善)。晚年的恩格斯有勇气承认：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1895年。)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实更像是“学者”而非“政治家”。马克思这医生在肯定“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的同时，也指出了恶性“资本主义”的弊病，指出其内在的“死亡因子”──极度贪婪。这实际上还是挽救了“资本主义”，后者懂得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要保持“规范化”，要分享资本利润和回馈社会、回馈自然，才能“长寿”。现在有人羡慕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看来那里的“资产阶级”真的比所有自诩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们更接近些马克思。
总之，马、恩的主张是针对当时高度恶性发展的“资本主义”而言，而不是在“卅亩地一头牛”的小农经济水准上、在“封建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来谈论“社会主义”的。落后的中国没有过像样的“资本主义”，包括经济水平和政治制度两方面都没有，因此还没有资格来搞“社会主义”，更谈不上什么复辟“资本主义”。中国有的只是在原地打圈子，复辟“封建主义”。毛做到了这一点，且“文化大革命”做得很彻底。
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在建国路线上，究竟是刘少奇错了，还是毛泽东错了？究竟谁是“修正主义”？是“刘修”，还是“毛修”？答案是刘少奇是对的，社会发展不能绕过“资本主义”这一阶段，这正是马、恩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真谛，也是毛“修正”了的地方。刘理解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要先搞些“资本主义”，毛却想一步登天。所以，毛式道路从1949年一开始就错了。由毛式“社会主义”到今日的“衍生物”──“权贵资本主义”，根子都是一个，即臀部带有旧的“专制和特权”封建纹章的“反动的封建社会主义”。而封建的“专制和特权”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要破除的东西，所以，所谓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不仅是要搞“自由经济”，主要还是指破除“专制和特权”，建立一个“法制和法权”的民主社会。然而，今日“权贵们”“为了拉拢人民”，一直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经济改革”──“当做旗帜来挥舞”，却始终回避关键问题── “政治改革”。
如果中国现在只是在经济上搞“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上仍坚持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没有司法独立等“法制规范化”，没有舆论民主和新闻出版自由，那搞的只是畸形的、跛足的“资本主义”、“恶”的“资本主义”。这样搞下去，又把“实验”条件搞错了，结果很可能反而会应了马、恩对早期“资本主义”的不幸予言。
总而言之，毛式“社会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粗俗理解，而邓式的“权贵资本主义”又是对“资本主义”的粗俗理解，二者都没有放弃“专制和特权”，故皆不可取。
回顾六十来年的历史变迁，我们现在可以说，在建国初期，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形，刘少奇等人主张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有条件地搞一些“资本主义”，即“新民主主义”，是完全符合现代历史进程的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毛泽东搞的“空想社会主义”与“封建社会主义”的混成物，却是在“左”的口号之下，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并强制性地大规模付诸了社会实践，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鼓吹一整套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斗争哲学”，他只是主观地强调运动和斗争，不讲按客观规律办事，只是片面地强调主观能动作用，甚至到了颠倒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基本关系的地步。而对于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或在矛盾的“同一性”的问题上，毛泽东又只谈“一分为二”，否定“合二而一”，在毛看来，似乎只有“分”和“对立”才意味着革命和斗争，而“合”与“统一”则代表“修正”和投降。实际上，所有这些，恰恰是他自己在狂妄地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点击参见：小鹰：《大尺度的思考》(2009年9月修改))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论的大泛滥，给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造成的破坏是空前的。而且，正是在毛泽东的引领推动之下，这种罔顾客观条件、违反事物发展规律、一味夸大主观能动作用的修正主义哲学，才得以在中国大地上持续风行几十年之久，后患无穷。
可以说，毛泽东才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者”。所以，我们现在应当“正本清源”，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尽管这句话已被人滥用过不知多少回了。毛泽东的“封建社会主义”是一场“乌托邦迷梦”，它已被历史证明是反动的，他的路线及其“衍生物”都是一条行不通的路。
这应当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给予我们的宝贵教训。
写于2013年10月，2015年2月补充
作者邮箱：INFO@AZCOLABS.COM，欢迎批评讨论。
从历史的大尺度上来看，人类文明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个自然的过程。我国从明朝起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中国那时不但是人类开拓世界海洋贸易的先驱，而且社会上已经存在朦胧的人文主义思想。对于后者，文艺理论家邵荃麟先生在1963年6月致作家茅盾先生的一封信中，曾探讨了《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和曹雪芹的世界观。荃麟先生是这样谈到当时的时代背景：
“关于这点，邓拓同志曾认为曹雪芹的思想中是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东西，如个性解放、人文主义等，也有人不同意。有人认为是反映了封建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刘大杰)，我是赞成邓的意见，刘的意见有些牵强。曹雪芹的时代是中国纯粹封建社会接近崩溃的时代，在曹死后不到一百年，鸦片战争就发生了，几千年的纯封建社会变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个变化固然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但也不能不有它本身的因素。在纯粹封建社会瓦解之前，某些资本主义的萌芽思想，如个性解放、人文主义、民生主义等意识已经朦胧地或不自觉地在人们头脑中出现了。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如李卓吾、王船山等人，多少已经有这种痕迹。曹雪芹虽然并不是清晰地自觉到这些意识，但从贵族没落的过程中，这种社会矛盾中产生的新意识是可能反映到他世界观中来的。《红楼梦》在思想内容上，比起《西厢记》、《牡丹亭》等作品，显然有些更多更新的东西，我以为就是这种朦胧的人文主义思想，……我的理解就是这种资本主义意识的萌芽。
……关于贾宝玉的出家，我个人以为不完全是反映向禅门求解脱的思想。作者安排这个情节，我觉得和他写林黛玉之死同样是作为向封建社会决绝地抗议的一种不妥协的手段。所以叫做‘悬崖撒手’。”(点击参见：邵荃麟致茅盾(1963年6月3日)的信)
然而，我国的封建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它似乎可以抵御和消融一切其它文化。野蛮游牧外族以武力建立了满清王朝，他们刚刚“下马”不久，正在充分享受具有丰厚封建文化基础的农业社会的“种种文明好处”；悠闲愚蠢的新贵族们痴迷“鼻烟文化”，视任何科技发明创造为“奇技淫巧”，更岂容“离经叛道”的什么“人文思想”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就连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也被毛“改头换面”，“洋为中用”，“共产主义”成了“大同书”和“张鲁传”的翻版！
帝国主义的入侵击碎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梦想，满腹经伦古籍的“山大王”及其追随者，定意要“彻底砸烂”见识过西洋世界的“走资派”和一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的美好憧憬。哦！这多灾多难的中国啊，她现代化的步伐是何等地沉重！
2013年12月又记
[1] 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香港，2003年2月第2版。
[2] 刘宾雁，《刘宾雁自传》，时报出版公司，台北，1989年12月第1版。
[3]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研究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
[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714页。
研究文革，点击参见：
小鹰：《“官民矛盾”·刘“四清”与毛“四清”·“文化革命”》(2018年4月)
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2017年5月)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016年12月)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 (2016年5月)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
(更新时间 2014年9月15日, 格林尼治标准时间16:54)
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共
一些长期研究中国共产运动的英国学者，即使是左翼学者都长期批评说，其实中国共产革命从开始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这些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原则就是革命需要等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工业化和布尔乔亚资本主义需要发展到相当的水平，要有相当觉悟的城市化工人阶级领导。
英国学者指出，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和柬埔寨等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尽管都曾经尝试推动拔苗助长式的激进工业化进程，但最终都因没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而沦为极端主义的“痞子革命”，对各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明发展都造成巨大创伤。
关注中国发展的英国保守派学者也指出，即使以马克思单一线性历史发展观，即人类社会要从“低级”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最终发展到“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路来分析，当今中国也最多只是在尚未完全摆脱封建专制阶段，初步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发展，距离社会主义文明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因此当权者继续坚持实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反马克思。
更多西方学者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主要原则是具有高觉悟的劳动者联合起来推翻阶级社会，创造无阶级、民主平等自由的新世界，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如今所造成的现实却是极少数统治阶级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继续以封建威权压制和剥削劳动者，因此也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唱反调。
当然，中国政府麾下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完全不同意英国和西方学者的这些观点和批评，这恐怕是政治学者们可以研争的一个大型命题。
（编撰：晧宇 责编：李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