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鹰

甲：现在贪官污吏盛行，人人痛恨，而一些年轻人往往以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是“反官僚”、“反贪腐”，毛主席给了人民“大民主”的权力，因此是件好事，故也怀念毛时代。那么，文革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乙：是啊，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文革结束快五十年了，至今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不仅是年轻人那样想，一些亲历文革的“造反派”现在反思时，习惯性地又回到文革初期的状态和思维，仍然以为毛是人民盼望的正义和高尚的“大救星”，是英明的领袖带领百姓反“昏官”、“庸官”。例如，杨继绳同学认为，“毛泽东要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党的阴暗面，企图以此保持党的纯结性，他需要造反派实现这个目标。”

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八机部长陈正人的《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上做了批示。请注意，在这个批示中，毛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说法，说“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样替工人说话，真让人“热血沸腾”啊！(见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下同。)

乙：从表面来看，文革似乎是解决“官民矛盾”的运动，它也的确冲击了大部分干部，“造反派”可以起来“批斗”官员，公开揭发他们的“罪恶”。但这种逻辑有两点说不通的地方。

甲：那是什么呢？

乙：第一，“官僚”是个含糊的概念。人们通常是在作风和道德的层面上来理解，即指脱离群众、无所事事，以至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官员。然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只有刘少奇那一派的干部是“官僚”，要“火烧”和打倒，而毛派，包括他自己和“四人帮”等，则都不是“官僚”。这就说不通。

如果要谈论“官僚”，毛泽东本人难道不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官僚”吗？只要看看他建国之后的所作所为，便不难知道，心高气傲的他有哪一项主张不是严重脱离我国实际的空想和妄想？其中著名的“反右派”、“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致使全国饿死几千万人，真可以说是败笔连连，劣迹斑斑，他却一意孤行，拒不认错！而他所扶持的林彪集团、“四人帮”一伙，以及康生、陈伯达等人难道就是“公仆”，而不是可憎的、无视人民的“官僚”？1976年的清明时节百姓不是表现得更憎恨他们吗？

所谓“造反派”一语，也很含糊。同样，只有跟着毛去倒刘的算是“造反派”，而那些反毛和林彪、反“四人帮”的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蓮、丁祖晓、王容芬等就都绝对是“反革命”！

甲：你是说，这貌似正义公平的“反官僚”现象之下，有一条暗藏的界限？

乙：是的，那就是划分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界限，即所谓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这其实并不是“暗藏的”界限，毛泽东从文革一开始，在“五·一六”通知里就讲明了这一点，只是许多人，包括杨继绳同学在内，对此“视而不见”，至今还在“隔靴搔痒”地谈论“官僚阶级”或“特权阶层”。

此外，如果说文革只是毛泽东要治官、要搞平衡，或只是官僚之间的内斗，那怎样解释文革运动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怎样解释，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运动重点批斗的还有各种“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

这是“反官僚”一说的另一个说不通的地方。

甲：杨继绳同学这样来解释，即认为那些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也是附着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上的“特权阶层”，所以也要批斗。

乙：这种推广把党内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如吴晗、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以至老舍、周谷城等“学术权威”，都纳入了“特权阶层”，成为人们仇恨的对象，这是想给毛泽东发动疯狂的文革找一个“正当”，甚至“正义”的理由吗？

甲：我也觉得那样讲很“牵强附会”，因为那又怎样解释，文革中，除了少数御用文痞和秀才之外，几乎所有专家、教授、作家、演员、中小学教师、普通的文化工作者，一般干部，甚至一切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整治？中小学教师、校长又算是什么“学术权威”和“特权阶层”？为什么毛泽东也不放过这些人？

乙：所以，这里还是路线斗争，是政治权力的斗争。关键在于，毛泽东认为，“解放后在文化教育领域内，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这些大帽子一压下来，中小学教师，甚至一切知识分子还逃得掉吗？

甲：不过，话说回来，国家本身“是官僚主义的温床”，时间一长，总会滋生贪官污吏，这也是事实。

乙：不错，共产党内的腐败历来就有，早年有顾顺章、向忠发，后来有张青山、刘子善等代表人物。解放后，干部收入高些，也的确有特殊的待遇，包括困难时期的“糖豆干部”、“肉蛋干部”等(指困难时期17级和13级以上的干部有些额外的糖豆和肉蛋的供应)。但总体上，那时干部与普通工农的差异，并不到《九评》所说的苏联官僚们“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那样严重的地步。那时官场上的营私舞弊，贪污腐化，也远不及今日那么普遍、猖狂。总体而言，政府还算清廉，官员也尚俭朴。就高级干部来说，待遇和特权彼此大致相同，毛和刘二人之间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不能因此便说，刘少奇及其一伙就是“官僚阶级”或“特权阶层”，而毛泽东的一派便不是。事实上，生活上刘反倒比毛要清廉自律，他没有毛的那些风流韵事。所以毛并不能以“官僚主义者阶级”构成打倒刘少奇的口实，更不用说有“海瑞”口碑的彭德怀了。

甲：那毛为什么要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说法呢？

乙：我想，毛泽东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批示，用意只是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妖魔化，更多具有激发众怒、煽情造势的意义。然而，令他感到不妙的是，这种说法因为阵线不清，它可能又有“引火烧身”之弊，也就是我们上面说的第一个不通之处。他恐怕人们会问：“你毛泽东的政策饿死了几千万人，就不是吃人的‘官僚’了？”所以，后来就不再见他有这一提法，而是直接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恶谥来兴师问罪，以路线和司令部来作为划分干部好坏的界线。现在一些人抓住毛在64年的一个批示，按自己推理的需要，大作文章，完全脱离了实际情形。

甲：记得是陈伯达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语太绕嘴，就给简化为“走资派”了。那么，究竟什么又是“走资派”呢？

乙：这个“帽子”果然厉害！它可大可小，大的可以戴给刘少奇，小号的可以戴给中学校长。毛自己的准则就是，只要是不合他的“社会主义道路”模式的，或他不喜欢的人，统统可以戴上此帽子，予以打倒。这样一来，连清官“海瑞”也逃不掉了。

甲：有没有中号的帽子？

乙：大多数就是中号的。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为例，一位国务院的部长，可以算是个“当权派”了。1965年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党内是否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问毛：“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随口就点了煤炭部长的名：“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于是文革一开始，中央文革小组的爪牙戚本禹拿了这句“金口玉言”到北京矿业学院去煽风点火，正在“大庆”蹲点的张霖之就成了煤炭工业系统的头号“走资派”，立刻被“造反派”揪回北京，连续打斗一个多月，1967年1月22日凌晨，被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打死在校园里。

甲：张霖之属于钦定的“走资派”，应当算是个“典型”了，但他到底有过什么“走资派”的“劣迹”？为什么是个“十恶不赦”的贪腐“官僚”？

乙：至今无人知晓！给他定罪凭的只是毛泽东当年讲过的那一句话。(注：据文革时的揭发材料，张霖之在煤炭部的确推行过“计件工资”措施，把煤炭产量搞了上去，这是他作为“走资派”的一条“罪状”。──小鹰又及)

甲：那为什么毛泽东这么恨张霖之？

乙：其实，毛对张霖之的“业绩”或“恶行”有多少了解，或张是否与毛有什么“过节”，这并无关系。毛泽东那是跟刘少奇过不去，张霖之就成了其斗嘴的牺牲。不难想象，假如刘少奇问的是：“冶金部、煤炭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恐怕会说“怎么没有？吕东(时任冶金部长)就是！”

甲：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刘少奇说他不是“走资派”，那他一定就是了。

乙：正是这样，此乃“两个司令部斗争”之谓也。毛这般定罪法，是不是个专制的“官僚”？这和斯大林动辄指人为“人民的敌人”，便予以枪毙，又有何区别？

所以，文革的本质决不简单地是个“官僚”和“造反”的问题，也不是“四清”和“四不清”的问题，而的确是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也就是政治权力之争。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自己是十分清楚的，包括清理阶级队伍，抓“叛徒”，也只是抓刘系的“叛徒”，而绝不触动“自己人”，如张春桥、江青。

甲：我明白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简单地说，本意是要打倒“走资派”。而毛说的“走资派”并不等同“官僚集团”，这是两个概念，虽然毛为自己占据道德高点，以便煽情造势，常把二者混为一谈。可是，“官民矛盾”的确是群众能发动起来的重要原因，是不是？

乙：要说官民矛盾，我觉得在文化落后、贫困的农村里也许更能直接感受得到。有些基层干部们多吃多占，滥用职权，甚至像恶霸似的。但在农村中，这些出身好、根子正的“土皇帝”反倒是难以撼动，四清、社教和文化革命都奈何不了他们什么，在基层还是他们说了算。相反，那时在城市里，特别是出自高层的官民矛盾似乎并不那么明显。文革前我们对“彭罗陆杨”又知道多少？历次政治运动，例如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等等，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和社会矛盾，相对六亿人口而言，也毕竟还是少数。那时没有那么多上访的人群，政府也没有那么庞大的“武警队伍”和“维稳费用”。

而我们具体可见到的高教部长兼清华校长蒋南翔，当时还是被多数师生认可和拥护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要“为社会主义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校园内也还算和谐，那时教学和科研都欣欣向荣，学生老师各得其所，并无什么严重的矛盾冲突。“劳逸结合”、“女生食堂”等措施，还被当作是“党的关怀”而感激。所谓的“修正主义”是很抽象的东西，不知当年你在校时的感觉如何？官民很矛盾吗？

甲：我是1962年秋入学的，那会儿我国刚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反右倾”造成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1962年初在“广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讲了话，要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纠正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极左”政策。一时间文化界、科教界人心舒畅，工作积极性陡涨。我们这一届，恐怕也只有这一届，高考录取的所谓“政治条件”降低了，许多成绩优秀而“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可以被录取到“保密专业”学习，大学中的政治气氛也一度变得宽松起来。

乙：是啊，那时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都很活跃，校园里周末有舞会、音乐会，也放过一些后来被认为是“毒草”的电影，像《五朵金花》、《林家铺子》、《革命家庭》、《早春二月》、《怒潮》、《红日》、《洪湖赤卫队》、《柳堡的故事》，其实都很受同学欢迎。后来大学里也放映些香港和西欧影片，看得人就更多了。那时的香港电影没有什么警匪打斗片、武侠动作片，多是反映社会普通阶层的生活故事，像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一类，国外的影片有《偷自行车的人》、《警察与小偷》、《三剑客》、《伪金币》等，很有些艺术性和“人情味”。总之，校园生活相当丰富多采。

甲：可是后来这些都被当作“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化”来批判了。

乙：其实，那时学校当局还是努力按毛的指示进行教育改革，例如，精简课程，缩短学制，也常组织师生下乡下厂劳动，访贫问苦，接受军训，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生中来自贫下中农家庭的也很多，贫农家庭出身的蒯大富63年不也入读了清华吗？那时上大学不但不用交学费，贫困学生还有“助学金”保证吃饭和生活零用。不知为什么毛泽东说教育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我们年级有位Z姓同学，来自四川农村，有一冷天在校园里光脚走路，被蒋南翔校长看到，便关心地问他有什么困难？并特意指示行政部门帮他买了双鞋穿。文革时此事也被拿来批判，说蒋南翔以“有碍观瞻”为名歧视工农子弟。

甲：反正只要不如他“毛婆婆”的意，就说你是“修正主义”、“走资派”。

乙：如果说刘少奇、蒋南翔在清华搞的是“资本主义”，那我看，这样的“资本主义”大学，比文革中由“工农兵”上、管、改的“社会主义”大学要强百倍，比现在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化”大学更是要好很多。你说呢？

甲：就是嘛！要是解放后没有毛路线的“主导”，没完没了地搞什么“教育改革”、“阶级斗争”、以至“文化大革命”，那清华早就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了！

乙：说起“文化大革命”，杨继绳同学认为“官民矛盾是‘第一重紧张关系’，它的确是群众能发动起来的重要原因。”但文革开始时，我们系低班Y同学把一桶墨汁倒到系领导的头上，他真是因为有什么苦大仇深的“阶级仇恨”而要起来造反吗？我很难理解。打死张霖之的“造反派”，打死校长的“红卫兵”，对他们批斗对象的“罪行”有多少了解？又有些什么“不共戴天”的“第一重紧张关系”或“官民矛盾”，非如此处置不可？我想，多半还是因为受到毛泽东的蛊惑、恫吓和煽动，出于对毛狂热的崇拜和盲从，以及对“修正主义”抽象的恐惧和仇恨，把他们想象成了“十恶不赦”的“魔鬼”，更说得通些吧。

甲：也不排除有些人是为私利，出于好胜、表现、嫉妒、争宠、献媚等不善之心，甚至是虐待狂，这是人性“恶”的一面。然而，在那个年代，他们却以“革命造反”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出现。

乙：是的，不过这里还有个社会心理学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类的行为除了素质归因之外，还有情境的归因。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教授1971年所作的斯坦福模拟监狱实验(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表明，在一种权力突然膨胀并失控的条件下，即使是平时心理健全的好人也会主动做出许多邪恶的事来；或在极度专制的环境中，你以为自己只是去执行“伟大领袖”的命令而不用担负任何责任，你就会违背良心，允许你自己做一些你以为你从来不会做的事情。所以说，创造了这类环境和体制的人更是罪魁祸首。

女附中的学生你一拳、我一脚打死校长，便是一个例子。年轻的女孩更容易冲动失去理性，且相互攀比，下手更狠，当然，更多的人是跟着去助阵，呼呼口号，打打“太平拳”。在这一点上看，追究凶手是没有意义的。那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连校长老师都成了“黑帮”，毛还煽动“要武嘛！”这是什么“革命”？！这种“环境”的造成，主要是毛泽东的责任。正如上世纪卅年代法西斯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是希特勒反犹太政策的结果。

甲：说起希特勒的反犹太政策，我感到，长期以来国人被引导对“右派”、“地富”等黑五类及其后代的歧视和虐待，也有类似之处。社会上流行以所谓“出身成分”或“政治表现”来划分人群的优劣贵贱等级，并煽动“社群”之间的仇恨和斗争。这种变相的、丑恶的现代“种姓制度”加上祖传的“株连九族法”，使许多“社会贱民”及其后代长期生活在受歧视的阴影和迫害之下，完全不顾人的平等、尊严、价值和才能。

乙：这正是毛泽东为治国而实行的对民众分化打拉手段，即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断树立各种“斗争对象”，同时，又给众多追随者以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幸运感、安全感，进而树立对他的畏惧感、愚忠感。这是专制统治所必须的“党文化”和“奴才文化”。

甲：看来，文革中所谓的“群众发动起来了”，也是制造仇恨的专制制度使然为主，人性软弱、心理缺陷使然为次，并非是因为什么“官民矛盾”或“第一重紧张关系” 所致。

乙：最近陈小鲁、宋彬彬公开道歉一事又引起争议，但似乎无人关心或询问文革中涉及其它文武暴力事件的“造反派”是否应当道歉一事。虐待打死张霖之的人在哪里？那些紧跟毛泽东和“四人帮”搞“大批判”，“摇唇鼓舌”、以笔杀人的“文暴”秀士们又在哪里？有没有道歉过？不错，蒯、韩、聂等为自己文革中的罪行被判刑坐过牢，但刑事责任和惩罚是一回事，内心的忏悔和道歉又是一回事，二者并不等同。他们的灵魂里有过后者吗？大概没有，相反，韩爱晶还在大谈毛的“人民性”，蒯大富自认在法庭上的自辩是有力的，他打也是毛这张牌。不彻底否定毛泽东，这张牌就有人还要继续打下去的。更不用说戚本禹之流的走狗们，至今还“有持无恐”地喊着“江青同志”，以表忠心！

甲：我想，大多数“造反派”是受了蒙蔽，文革中跟了反动的路线和反动的领袖去为反动历史而斗争，可以说是“集体失智”。但我并不赞成因为要否定毛泽东，就要惩罚文革中追随过他的大多数“红卫兵”和“造反派”，这也是毛的封建主义的一种遗毒表现。

乙：我赞同你说的。虽然对多数人而言，不应去追究个人的责任，但这毕竟不是光荣的历史，而是沉痛的教训。记得看过历史资料片，当年德国民众狂热拥戴希特勒的光景，和文革时一模一样。这是不是群众被政治家玩弄的“羊群效应”？法西斯德国迫害犹太人，还是以官方为主的行为，而民众参与的“水晶之夜”也只持续很短的时间，哪里有像“文革”时的群众和官员互整，群众和群众互斗，迫害与被迫害涉及范围之广？之久？之毒？之狠？如今希特勒已被世人唾弃，德国人仍常常反省自己的历史。然而在中国，只要毛不倒，一些“造反派”和“官员”就各有一种道义上自慰的理由，而那种专制文化也得不到清算。这可算是“中国特色”了。历史有可能重演，中国的路还长得很。

甲：杨继绳同学认为，“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于是就得出结论：“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

乙：我以为，这样讲有点含糊不清，似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用意和宗旨是好的，只是方式方法错了。这可能会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因而值得商榷。如果笼统地说，“文革就是反官僚特权”(或说它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官僚特权正是人人痛恨的东西，尤其在今天──那就会导致基本肯定文革，并且把毛泽东划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一边，让人同情、怀念和拥护他。

甲：可是杨继绳同学一再强调：“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是多方面的：他对等级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满，……。他对官僚们用物质利益作为调动积极性的手段不满，……。他对官僚们欺压百姓和特权腐败不满，……。”“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他怀着深深的忧虑。”

乙：“官僚，官僚，官僚，……”，“一言以蔽之”，就这样轻易地给刘少奇以及文革中所有挨斗的干部，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在内，都戴上了“官僚”的帽子，我想，这种说法很迷惑人，也很煽情，但不合实际。我们不要根据自己的理论需要，就抽象地推理和想象，说文革是“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请结合具体谈谈，文革所打倒的那些从大到小的“走资派”代表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煤炭部长张霖之、中学校长卞仲耘，以及那些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如吴晗、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以至老舍、周谷城等，为何统统被称之为“官僚”？他们到底都有哪些可憎的“官僚贪腐”、“鱼肉百姓”之恶行？究竟与群众又有些什么不可调和的“第一重紧张关系”？非要由毛泽东发动“造反派”来打斗至死不可？难道今天还要由杨继绳同学按照毛关于“做官当老爷”的“文艺批示”来给他们定罪吗？

甲：你这么一问，就不难看出那种美化毛泽东的说法之虚伪。他们深陷毛氏“文革思维”中不能自拔，反而努力揣摩毛的意思，说“他怀着深深的忧虑”来“反官僚特权”。可是杨继绳同学想过没有，文革中他痛批刘少奇等一伙“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种种“反党罪行”，难道那些大事也是“走资派”们要搞什么“官僚特权”或“利益对抗”吗？

乙：杨继绳同学文章中提到“极权主义官僚体系”的问题，他讲的都对，而且“于今为烈”。但毛泽东顽固地要走他那条“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要进一步强化这个专制体制，他发动的文革从理念到方法都是错的；相反，被杨继绳同学称之为“官僚集团”的刘少奇等“走资派”，以及为其“摇旗呐喊”的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长期以来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他们坚持“新民主主义”反封建、搞民主、搞经济建设的道路，反倒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从大局上看，难道不是这样吗？尽管他们在细节上并不像杨继绳同学所要求的那样完美无缺，例如，在谈论罗瑞卿自杀一事时，表现得“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没有道德”，但因此就都成了“官僚”了吗？

甲：现在国内许多人不承认建国后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反对“挺刘贬毛”，他们不理解“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意义在于彻底破除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

乙：所以，应当说，文革就是毛泽东与刘少奇“你死我活”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高潮。建国以来毛泽东一直指控刘少奇等“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在于：“走资派”在封建专制和小农经济的中国社会是否是合理和必要的？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到底是“刘修”，还是“毛修”？是谁该死，谁该活？这些我们下次再谈。

甲：那么，文革失败的后果是什么？这后果又是由谁来承受呢？

乙：这后果仅是一些“造反派”因此受到了打击报复，没有能被提拔重用吗？没有能出国深造吗？是他们反倒是被判了刑、坐了牢吗？对某些个人来说，也许是如此，但从整体和大我来看，我们所有的人和整个社会，几十年来不都在承受着毛氏文革失败的“苦果”吗？

是的，且不说文革导致大量的家破人亡，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且不说它对国民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巨大破坏，且不说让教育和科技领域停滞断裂十年之久，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清廉的政府和光明安定的社会，相反，它的一个“丰功伟绩”便是把几千年淀积下来的最肮脏丑恶、愚昧腐朽的文化渣滓和社会上最卑劣无耻的人性全给翻腾上来，把各种污泥浊水全给搅成一片混汤，导致人们社会价值观的丧失和道德信仰的崩溃。正是“文化革命”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让人彻底见识、效法各式各样的封建魔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今日中国的贪污腐败横行，人性堕落，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讽刺和惩罚。这是我们应当更多思考的地方，而不只是计较或抱怨个人的那点“荣辱得失”。

甲：你说得对。不过，文革并没有触动这官僚体制，反而“变本加厉”，滋生出更多的贪官污吏，看来是这体制本身需要整治和改造。

乙：的确，在这种体制之下，即使是文革中一些有名的“革命造反派”，一旦有权在手，不也很快就成为新“官僚”了吗？从刑讯罗征启的小头目起，到蒯大富、韩爱晶、聂元梓，到谢静宜、迟群、张铁生，到王秀珍、陈阿大、黄金海，到毛远新、刘湘屏、李再含，最后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一伙为“伟大领袖”所赏识的“革命造反派”，乘“直升机”而起，其所作所为算不算是滥用职权和令人更加憎恶的新“官僚”？

甲：我也奇怪，毛泽东怎么会看上和重用这么一帮家伙来治理国家！

乙：政治需要吧？“一朝天子一朝臣”嘛，被毛使用过的“夥计”们，文革中有上有下，如“走马灯”一般地更换，不过是京戏舞台上的“将出”和“相入”而已，那为什么杨继绳同学要为那些所谓“承受失败后果的(或说不被提拔重用的)造反派”伤感抱怨呢？若不从根本上改造这体制，那些“造反派”就不会成为新的“贪官污吏”啦？

甲：说到“造反派”，更早些时候的毛泽东本人，就是“造反”起家，是最大的“造反派”，结果又如何呢？成了独裁的君王。

乙：一点不错。由此我又想到黄炎培的“历史兴亡周期律”，即历史上王朝的更替频繁，“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毛泽东对黄说，他找到了打破这“周期律”的办法，就是实行“民主”制。但他是在说空话，无意实行。他和邓小平，以及继任者们，在政治制度上仍坚持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若没有司法独立等“法制规范化”，没有舆论民主和新闻出版自由，又谈何打破这“兴亡周期律”？又谈何解决“官僚主义温床”的问题？

甲：从体制上讲，我国是一党专政的国家，在共产党内实行的又是“家长制”，“一言堂”，按邓小平的话，就是“威权政治”，就是“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们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其余的就是君臣的实体，猫鼠的关系。这算是说到了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专制体制的核心。

乙：要破除这种封建专制体制，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是建立一个“法制和法权”的民主社会。要有舆论民主和新闻出版自由，要建立司法独立等“法制规范化”，因为再英明的领袖和政党，也需要有民主的监督，而绝对的权力肯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里没有任何侥幸和幻想的余地。

甲：是啊，现在的“老虎”是“前赴后继”，越打越大，“苍蝇”也往往是窝案，窜案，相互包庇，很难取证。像四川的刘汉，因“朝中有人”，便“胆大包天”，他们敲诈杀人，无所不为，行径近乎黑社会组织。官员贪腐行为已经非常“职业化”了，光靠钦差的“巡视组”下来转转，恐怕连门也找不着。

乙：有时找见了，恐怕也惹不起，岂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最多只是“洗洗澡”、“照照镜”、“梳梳头”、“搔搔痒”吧？

甲：说来可笑，我国贪腐官员的财产曝光，往往是靠失意的情人，甚至是小偷的举报。为什么不能形成个制度？与其“利剑高悬”，还不如“釜底抽薪”，例如，官员主动公布财产？

乙：说到“公布财产”，美国各级政府的议员，在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时，无论穷富和地位高低，无论日后你是否能当选，均需要先向公众公布自己的财务报表。以后每四年要想竞选连任，还得走这程序，无人可免。(点击参见：小鹰：《美国议员是如何申报私人财产的？》(2012年9月7日)

甲：仅凭这些，是否就可以绝对防止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呢？

乙：当然不能。然而，如果没有这些透明制度，没有公众和舆论的监督，那么贪腐肯定要比强盗抢劫银行容易得手和安全得多，获利也要高得多。

甲：在中国主要是一些老官员已经发大了，不愿公布财产。

乙：也许现在可以从报考“公务员”时做起，即要求考生公布自身的财产，以示你有决心以坦诚和廉洁的方式来服务本区公众，并甘心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考取之后，以后每隔几年再申报一次，直到你不想再做官。

甲：这对多数低收入的考生来说，一开始是不难接受的事。

乙：这样形成了制度，对不肯申报的老官员们也有压力。五十年后，即使一些老的仍坚持不肯报，到时也死绝了。那时，我们也许会有个比较健康、廉洁和透明的官员体系。

甲：但愿如此。

乙：其实，真想做的话，办法可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能做到的事，我们的领导对“道路、理论、制度”那么自信，难道还做不到廉政这一点？

甲：对不起，我们有点扯远了。总结我们前边所说的，看来，若把文革的起因归结为“官民矛盾”的紧张，这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形，而文革也不是个办法来解决“官僚主义温床”的问题。

乙：是啊，如果像杨继绳同学那样，认为毛泽东是“用民众的力量来平衡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就是鼓励群众造官僚的反”，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美化了毛，至少会误导今天的一些人在心理上的认同，甚至向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甲：回到我们开头所说的问题，那么到底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呢？

乙：对于这个问题，已有许多分析和猜测。我认为，归根结底，毛是执意要走他的那条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要踢开一切拦阻他的“绊脚石”。

甲：你说的“绊脚石”指的是什么？

乙：在毛看来，这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所谓的“走资派”，就是一大批党政军干部，他们在思想上、组织上赞同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路线。第二，是党内外众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权威”，毛把他们看作为刘少奇体系的社会基础。这些人有文化、有教养，坚持“独立思考”，接受西方的人文思想和人道主义；他们认同和欣赏刘的方针和路线，一贯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

甲：那毛泽东是怎样搬掉这些“绊脚石”的呢？

乙：毛利用受蛊惑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一石二鸟，上打“司令部”，下扫“牛鬼蛇神”。借助他们狂热愚昧的文武暴力，毛泽东摧残了多少文化精英，专家教授？消灭了多少有思想、有见识的头脑？这是我国文明和文化的极大损失。毛的“文革”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胜利”了，他成功地推迟了我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很多年。可以说，没有“红卫兵”和“造反派”，毛是搞不了“文化大革命”的。

甲：是啊，对大多数“红卫兵”和“造反派”来说，违反初衷，“助纣为虐”也是原所料想不到的事。

乙：然而，不论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多么强，手段多么毒辣，他的文革注定是要失败的。原因不是别的，是这个运动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宗旨，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它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也违反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点击参见：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

甲：这怎么讲？

乙：今天时间不够了，简单地说吧，中国不曾有过“资本主义”，“复辟”二字又从何谈起？毛式“社会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粗俗理解，不到卅年的实践就使我国人文和经济都陷于僵死的绝境。文革之后，邓小平果断地逆转了毛式“社会主义”道路，开始补了“资本主义”这一课，给中国带来了生气。然而，继之而来的邓式“权贵资本主义”又是对“资本主义”原始和粗俗的理解，它纵容权贵们官商勾结，对國有企业、全民财产恣意盜窃，瓜分变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产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各种社会问题，并造成对自然资源盲目的掠取和对自然环境的任意破坏。毛邓二者都没有放弃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故皆不可取。这才是“文革”悲剧的症结所在，也是我们今天应当关注的政治改革问题。

甲：你这样讲，是把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毛刘之争”提到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上来认识了。

乙：正是这样！现在我们都知道，社会实践已证明，毛式“社会主义”行不通了，“资本主义”是一个人类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但是你知道吗，其实，马克思早就告诫过共产党：在那些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国度里，不能直接去搞什么“社会主义”，相反，要鼓励发展资本主义，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制度上全面地发展。也就是说，要搞自由主义，要搞代议制国家，要搞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以彻底破除封建的“专制和特权”。

甲：哦？想不到马克思还有这样的高见！难怪现在人们顶多是同情刘少奇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一提他是“走资派”，就嘴软三分，矮了一截。不少人在肯定刘的政治主张时，往往理不直、气不壮，好像说不过毛的那些“豪言壮语”；或者，干脆认为他反正和毛是一党的，都一样。

乙：如果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也是毛泽东的死敌，“走资派”在中国是合理和必要的，进而，又认识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为什么中国必须要搞“政治改革”？那就可以在一个高层次上来倒毛，更深入地批判“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停留在仅仅对毛泽东和文革“血泪控诉”的水平。

除此之外，杨继绳同学文中提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等概念时，也有片面混淆之处，这些都是现在普遍流行的偏见，因而值得商榷和澄清。

甲：那太好了！希望下次对话时，我们可以再深入地探讨这些有趣的问题。

乙：好的！不过，要谈刘少奇和马克思，我们就要进入一个“雷区”了，会引起很多争议的。再见！

写于2014年3月，2015年4月收入清华文革反思集《历史拒绝遗忘》，8月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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