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鹰

近来，网上流传着一个短视频，是易中天对杨朱成语“一毛不拔”的解读。

全文如下：

易中天的故事解读到此结束。

春秋战国时期，不同学派的哲人之间常有辩论，往往双方各执一说，言辞犀利，互不相让，即所谓“百家争鸣”，以致迸发出许多智慧的火花，为後人思考。但在辩论中，也有人“偷换概念”，“跳跃思维”，以一些“似是而非”的议论，暗中转换话题，把问题引至“悖论”相持，从而就形成了所谓的“诡辩术”。

我对易中天“一毛不拔”说的辨问如下：

1，请问：天下与天子，是同一个概念吗？

如果查看《列子·杨朱》篇(见附录)，原文开首有：“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这里，杨朱是以古人为榜样说起，既赞许伯成子高不肯用一根毫毛去为他人谋利益，抛弃了国家，自顾自隐居种田的行为，也称道大禹治国时，不以公肥私，捨己服务百姓竟至偏瘫的精神。

然後，他叹道：“古时的人，要他损伤自己的一点点利益去让天下受益，他不会给予，要他穷尽天下来奉养自己一个人，他也不会拿取。如果人人都不损伤自己的利益，人人都不有利(有解作‘取利’)于天下，那么天下就大治了！”

杨朱综合伯成子高和大禹二者为人之道，给出他自己的“治世良方”是：在社会生活中，如果人人都奉行“既不为众人吃亏，也不占公家便宜”，即“洁身自好”的君子自律处世原则，那就天下太平了。

而易中天对此的解读却是：

“既不能说拔一毛利天下，更不能把天下的财富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我们一毛不拔是因为统治者独占天下，你要我们所有人都给你做奉献，对不起，我一毛不拔。”

这显然是“荒腔走板”，变调了。

这里，他把利“天下”与利“一人”(“君王”或“天子”)混淆了起来，以不“奉一身”为由，肯定为世“不损一毫”的主张，就有“偷换概念”和“跳跃思维”的弊病，因为我们从原文中看不出杨朱的“一毛不拔”是因为有人“悉天下奉一身”的缘故。

易中天试图“正义化”杨朱，把他这种单纯“独善其身”的哲学，拔高成为对抗君王“横征暴敛”之义举，这就曲解了杨朱“既不捨己为人，也不取利他人”的原意。

我们当然反对“悉天下奉一身”的君王公然“侵犯私有、剥夺生命”之恶行，更痛恶假“爱国”、“为公”等名义，阴施“损民”、“营私”之伪善，然而，鼓吹“一毛不拔”并不能与暴政抗衡，只有真正建立“舆论自由”与“司法独立”，以及“官员公示财产税务”等民主政治制度，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

而另一方面，作为人类，良知与公德又告诉我们，对社会、对弱者要实行“好公义”与“施怜悯”，这也是一个良性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写成的基督教旧约《摩西五经》中，就有了这样的“人道主义”教导与记载。

固然，在杨朱时代，国君多把“天下”视为一己私有，即使现代，也还是有这种推崇“朕即国家”的独裁者和狂热追随的愚氓，但大多数人还是明白“天下”不属于“天子”个人所有，且各国历史不乏“先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仁人，社会上也总有许多乐于助人的好心人。

2，易中天的讲述中，简化了如下一段重要的对话：

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

其大意是：墨子的学生禽滑釐问杨朱，“如果拔你身上的一根毫毛，可以使得世界得到好处，你干不干?”杨朱回答说，“世界的问题，绝对不是拔一根毫毛能够解决得了的。”禽滑釐又问，“假如可以的话，你愿不愿意？”杨朱默不作答。

这里禽滑釐问的“拔毛”，其所“济”的明明是指“普世”，并不是要用来“奉一身”，即没有“天下”与“天子”之混淆；而杨朱也并没有“不理他”，只是以一句“这并解决不了世界的问题”来搪塞。

杨朱的回答本来是个可以继续争辩的问题，会有许多“为什么”和“怎么样”来跟随，但禽滑釐提出了一个带着假设的问题，“假济，为之乎？”

他如此追问的是，人要不要有一点“自我牺牲”以“济世”或“利他”的精神？这涉及了社会道德和仁爱公义的问题。

杨朱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说下去，可能会处于论辩下风，于是以沉默相对，表示我不在假设的前提下讨论问题。

倒是杨朱的弟子孟孙阳，用同样带着假设的问题，以攻为守，以诡辩术反把禽滑釐的诘问化解了，果然是青出於蓝！

3，除了“偷换概念”之外，诡辩术的另一个惯技是：

以把事情推到一个“极端”而出现的荒谬，来“证明”另一个“极端”存在之必要。

孟孙阳，更准确地讲，是易中天以杨朱学生的口气推理，从不能砍脑袋，砍胳膊，砍手掌，讲到不能削皮肤，拔毫毛，从而“论证”了“我就是一毛不拔”的“合理性”。易这里用的就是这种办法。

墨子的确主张“利他”，但并没有如易中天所说的那样，主张“所有的东西都要拿出来奉献”，他不过是指“拔一毫毛”而言。

易中天把“拔毫毛”夸张为“砍脑袋”，用这种杜撰偷换，把墨子置于类似“敲骨吸髓”的“帝王”或“假冒为善”的“神棍”的地位，说他主张“要人全所有奉献”，以图让人反感。

由此，易中天总结道：“杨朱是一毛不拔，墨子是一毛不留，杨朱是毫不利人，墨子是毫不利己，刚好相反。”

在道德上这样强烈对比，语气貌似肯定墨子，实则偏袒杨朱，因为杨朱“一毛不拔”固然太小气，而墨子的“一毛不留”则“高尚”到了叫人不活的地步。易中天料定听众听到这里，必然会“两害相权取其轻”，从而在感情上倾向杨朱，况且前面已先有“我们一毛不拔是因为统治者独占天下”的煽情“义理”。于是，易中天便“完胜”了禽滑釐。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这一类先把事情推到“极端”，然後再加以反对而获胜的“论辩的魂灵”。

一个例子是，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讲过这样一句话：“不控制新闻出版怎么行？中国五十万个大队，一个大队报道一条社会黑暗面，不出一个月我们就垮台了。”(大意)于是，反右之後，官媒党刊一片光明，黑暗不再，全国到处“莺歌燕舞”、“花好月圆”，即使几年後饿死几千万人，官宣依然“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叫人看得“目瞪口呆”，无话可说！

4，墨子的主张是什么？

《列子·杨朱》篇里这一节的最后还提到：

墨子的学生禽滑釐对杨朱的学生孟孙阳说：“我不能用更多的道理来说服你。但是用你的话去问老聃、关尹，那你的话就是对的了；用我话去问大禹、墨翟，那我的话就是对的了。”

注意，墨子是“非儒”的，他是儒家，也是道家，的对头，因此孟子、庄子，以及两家後人，包括一些现代史家，如易中天等，论到墨子时，总不免有夸张歪曲，以至恶言相向之处，因此，要看原著，注意分辨。

那墨子本人的主张到底是什么呢？

他主要的主张是：兼爱，非攻，交相利。

“兼爱”，就是把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亲情扩大到对陌生人的博爱，不分亲疏、贵贱、贫富，一视同仁；

而“非攻，交相利”，就是反战和互利，各不相害，双嬴共嬴。

但孟子却斥他：“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5，是“利天下”，还是“奉一身”？

这问得有点“阳春白雪”，容易坠入空谈，还是问一个“下里巴人”的具体问题罢：

路上见有人推车，车要翻了，耶稣说，扶他一下，尼采说，推他一下。

我们该怎么办？

杨朱已故多年，他老先生的说法不得而知。

那你易中天说说看，是扶？是推？还是“一毛不拔”、“袖手旁观”？

顺便说一句，鲁迅对此的回答是：

你以为如何？

6，“自由主义”乎？

老子主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使民復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而杨朱的“一毛不拔”说，鼓吹“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更把道家的“避世”、“自好”的主张推到极致。

有人讲，这是一种可贵的“自由主义”思想，但我以为，如果说是，它也不过是一种代表封闭落后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社会所幻想的复古式“自由主义”。

杨朱和墨子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中国社会正开始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过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群之间要求进一步分工与交换，互动与合作，同时也必然伴随着争竞与分化，压榨与掠夺，以至反抗与战争。

在这种历史大趋势之下，道家那些“规避现实”、“洁身自好”的消极主张，要么引导人们去寻求乌托邦，要么自我隐入山林，被迫无奈“躺平”，其实最终都是没有什么“社会与个人自由”的前途。

反之，如黑格尔所说，这种“麻木且冷漠的民众”正是滋生我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土壤”；而历届封建专制的统治者们最喜欢的就是，民众这种少有“团结意识”，又缺乏“牺牲精神”的“一盘散沙”的状态。

的确，专制统治者从来不会听信杨朱“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的劝诫，相反，对听信“一毛不拔”说教的民众，别说是“毫毛”，当割的韭菜是照割不误，一根都不会少，反正你们都是些“自顾自”的“散沙”，容易对付，如有反抗，枪打出头鸟，杀一儆百！

几千年来，道家推崇“清静无为”的飘逸，儒家讲究“君臣父子”的顺从，佛教宣扬“万物皆空”的虚幻，三管齐下，一起配合帝王们“焚书坑儒”、“舆论一律”等肉体与精神屠杀的暴政，实可谓“天衣无缝”、“相得益彰”。

结果，正如鲁迅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弔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在专制独裁的时代，“千万无赖之尤”惯于“见异己者兴，必藉众以陵寡，託言众治，压制乃尤烈於暴君”，同时也造就了无数阿Q、闰土，吕纬甫、魏连殳，红眼睛阿义和驼背五少爷之类的人物。

这就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悲剧。

是故，鲁迅看透了道家和儒家帮凶、帮腔或帮闲的嘴脸，他把老子和孔子称作为两段“呆木头”，对之向来都是大不敬。对“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阔得可怕的头衔”的孔夫子，更是说他“曾经计画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

因此，鲁迅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憤激之辭。”

如今，在中国特色社会里，路人跌倒无人敢扶、落水车祸无人驻足救援、医院见死不救、“吹哨”反被训诫，等等“怪事”，已然屡见不鲜，靡然成风；反倒是没有读过“孔孟”、不知“老聃、杨朱”为何物的洋人“傻老冒”，往往临危仗义，出手相助，令国人汗颜，而围观众人中，竟有以“活雷锋”、“洋雷锋”讥之并自慰者。

这岂止是道德滑坡，根本就是灵魂沦丧。

是当年判“彭宇扶人”案的法官一时糊涂吗？不，他们正是参透了古人治世维稳之道，要的就是成就这种没有灵魂的冷漠“和谐”。

这次郑州水灾，更暴露出来这一类社会问题。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各级官员都不敢根据眼前的实际情形，拍板做停运救人的决定，而是一级级往上推，都在“等待命令”，个人不担当任何责任，明哲保身，唯恐损害自己的仕途和利益。

此时，又有易中天“义正词严”地解读“一毛不拔”，于丹“津津乐道”于“三八二十三”的“鸡汤哲理”，还有钱理群出来兜售“转了‘基因’的‘钱式鲁迅’”，……“大嘴”们为维持一个“超稳定结构”，争相“登台献策”，彼此唱和，真是叫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但我以为，对这类摩登文人颇识时务的“哗众取宠”与“推波助澜”，一定要取“闭卷判分，名人归零”的态度，自行思考辨问为好。

最後，就美国的今日来讨论这些问题，也有意义，因为我恐怕墨子的“兼爱，非攻，交相利”主张，也会被一些人指斥为“白左”、“政治正确”和“社会主义”。

写于2021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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