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鹰
[内容摘要]五十年前，为了彻底解决中国“走资派”的问题，毛泽东正式发动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积怨的总爆发，而现在有人却把它曲解为一场“反官僚”的运动，或淡化为一场无目的的“权力之争”。
自1949年以来，毛泽东顽固地推行专制独裁的“封建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毛式混成物。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之举，也是为马克思所极力反对的事，其结果让中国倒退，走入黑暗。而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以及所有为其“摇旗呐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长期以来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他们主张“新民主主义”，反封建、倡民主、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这也就是符合当时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道路”。刘派的路线是合乎中国的现实，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反倒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
本文根据实践重新判断历史事实的是非曲直，并追究理论及思想方法分歧的根源所在，把这场“官司”最终打到共产党祖宗马克思那里去。结论是：毛泽东在中国道路问题上根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以“反走资派”为宗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历史潮流而动的伪革命；极“左”的毛泽东和守旧的慈禧太后“异曲同工”，他们成功地推迟了我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很多年。
目 录
甲：现在贪官污吏盛行，人人痛恨，而一些年轻人往往以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是“反官僚”、“反贪腐”，毛主席给了人民“大民主”的权力，因此是件好事，故也怀念毛时代。那么，“文革”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乙：是啊，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文革结束快四十年了，至今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不仅是年轻人那样想，一些亲历文革的“造反派”现在反思时，习惯性地又回到文革初期的状态和思维，仍然以为毛是人民盼望的正义和高尚的“大救星”，是英明的领袖带领百姓反“昏官”、“庸官”。例如，杨继绳同学认为，“毛泽东要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党的阴暗面，企图以此保持党的纯结性，他需要造反派实现这个目标。”
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八机部长陈正人的《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上做了批示。请注意，在这个批示中，毛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说法，说“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见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下同。)这样替工人说话，真让人“热血沸腾”啊！
乙：从表面来看，文革似乎是解决“官民矛盾”的运动，它也的确冲击了大部分干部，“造反派”可以起来“批斗”官员，公开揭发他们的“罪恶”。但这种逻辑有两点说不通的地方。
甲：那是什么呢？
乙：第一，“官僚”是个含糊的概念。人们通常是在作风和道德的层面上来理解，即指脱离群众、无所事事，以至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官员。然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只有刘少奇那一派的干部是“官僚”，要“火烧”和打倒，而毛派，包括他自己和“四人帮”等，则都不是“官僚”。这就说不通。
如果要谈论“官僚”，毛泽东本人难道不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官僚”吗？只要看看他建国之后的所作所为，便不难知道，心高气傲的他有哪一项主张不是严重脱离我国实际的空想和妄想？其中著名的“反右派”、“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致使全国饿死几千万人，真可以说是败笔连连，劣迹斑斑，他却一意孤行，拒不认错！而他所扶持的林彪集团、“四人帮”一伙，以及康生、陈伯达等人难道就是“公仆”，而不是可憎的、无视人民的“官僚”？1976年的清明时节百姓不是表现得更憎恨他们吗？
所谓“造反派”一语，也很含糊。同样，只有跟着毛去倒刘的算是“造反派”，而那些反毛和林彪、反“四人帮”的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蓮、丁祖晓、王容芬等就都绝对是“反革命”！
甲：你是说，这貌似正义公平的“反官僚”现象之下，有一条暗藏的界限？
乙：是的，那就是划分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界限，即所谓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这其实并不是“暗藏的”界限，毛泽东从文革一开始，在“五·一六通知”里就讲明了这一点，只是许多人，包括杨继绳同学在内，对此“视而不见”，至今还在“隔靴搔痒”地谈论“官僚阶级”或“特权阶层”。
此外，如果说文革只是毛泽东要治官、要搞平衡，或只是官僚之间的内斗，那怎样解释文革运动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怎样解释，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运动重点批斗的还有各种“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
这是“反官僚”一说的另一个说不通的地方。
甲：杨继绳同学这样来解释，即认为那些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也是附着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上的“特权阶层”，所以也要批斗。
乙：这种推广把党内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如吴晗、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以至老舍、周谷城等“学术权威”，都纳入了“特权阶层”，成为人们仇恨的对象，这是想给毛泽东发动疯狂的文革找一个“正当”，甚至“正义”的理由吗？
甲：我也觉得那样讲很“牵强附会”，因为那又怎样解释，文革中，除了少数御用文痞和秀才之外，几乎所有专家、教授、作家、演员、中小学教师、普通的文化工作者，一般干部，甚至一切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整治？中小学教师、校长又算是什么“学术权威”和“特权阶层”？为什么毛泽东也不放过这些人？
乙：所以，这里还是路线斗争，是政治权力的斗争。关键在于，毛泽东认为，“解放后在文化教育领域内，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这些大帽子一压下来，中小学教师，甚至一切知识分子还逃得掉吗？
甲：不过，话说回来，国家本身“是官僚主义的温床”，时间一长，总会滋生贪官污吏，这也是事实。
乙：不错，共产党内的腐败历来就有，早年有顾顺章、向忠发，后来有张青山、刘子善等代表人物。解放后，干部收入高些，也的确有特殊的待遇，包括困难时期的“糖豆干部”、“肉蛋干部”等(指困难时期17级和13级以上的干部有些额外的糖豆和肉蛋的供应)。但总体上，那时干部与普通工农的差异，并不到《九评》所说的苏联官僚们“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那样严重的地步。那时官场上的营私舞弊，贪污腐化，也远不及今日那么普遍、猖狂。总体而言，政府还算清廉，官员也尚俭朴。就高级干部来说，待遇和特权彼此大致相同，毛和刘二人之间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不能因此便说，刘少奇及其一伙就是“官僚阶级”或“特权阶层”，而毛泽东的一派便不是。事实上，生活上刘反倒比毛要清廉自律，他没有毛的那些风流韵事。所以毛并不能以“官僚主义者阶级”构成打倒刘少奇的口实，更不用说有“海瑞”口碑的彭德怀了。
甲：那毛为什么要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说法呢？
乙：我想，毛泽东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批示，用意只是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妖魔化，更多具有激发众怒、煽情造势的意义。然而，令他感到不妙的是，这种说法因为阵线不清，它可能又有“引火烧身”之弊，也就是我们上面说的第一个不通之处。他恐怕人们会问：“你毛泽东的政策饿死了几千万人，就不是吃人的‘官僚’啦？”所以，后来就不再见他有这一提法，而是直接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恶谥来兴师问罪，以路线和司令部来作为划分干部好坏的界线。现在一些人抓住毛在64年的一个批示，按自己推理的需要，大作文章，完全脱离了实际情形。
甲：记得是陈伯达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语太绕嘴，就给简化为“走资派”了。那么，究竟什么又是“走资派”呢？
乙：这个“帽子”果然厉害！它可大可小，大的可以戴给刘少奇，小号的可以戴给中学校长。毛自己的准则就是，只要是不合他的“社会主义道路”模式的，或他不喜欢的人，统统可以戴上此帽子，予以打倒。这样一来，连清官“海瑞”也逃不掉了。
甲：有没有中号的帽子？
乙：大多数就是中号的。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为例，一位国务院的部长，可以算是个“当权派”了。1965年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党内是否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问毛：“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随口就点了煤炭部长的名：“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于是文革一开始，中央文革小组的爪牙戚本禹拿了这句“金口玉言”到北京矿业学院去煽风点火，正在“大庆”蹲点的张霖之就成了煤炭工业系统的头号“走资派”，立刻被“造反派”揪回北京，连续打斗一个多月，1967年1月22日凌晨，被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打死在校园里。
甲：张霖之属于钦定的“走资派”，应当算是个“典型”了，但他到底有过什么“走资派”的“劣迹”？为什么是个“十恶不赦”的贪腐“官僚”？
乙：至今无人知晓！给他定罪凭的只是毛泽东当年讲过的那一句话。(注：据文革时的揭发材料，张霖之在煤炭部的确推行过“计件工资”措施，把煤炭产量搞了上去，这是他作为“走资派”的一条“罪状”。──小鹰又及)
甲：那为什么毛泽东这么恨张霖之？
乙：其实，毛对张霖之的“业绩”或“恶行”有多少了解，或张是否与毛有什么“过节”，这并无关系。毛泽东那是跟刘少奇过不去，张霖之就成了其斗嘴的牺牲。不难想象，假如刘少奇问的是：“冶金部、煤炭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恐怕会说“怎么没有？吕东(时任冶金部长)就是！”
甲：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刘少奇说他不是“走资派”，那他一定就是了。
乙：正是这样，此乃“两个司令部斗争”之谓也。毛这般定罪法，是不是个专制的“官僚”？这和斯大林动辄指人为“人民的敌人”，便予以枪毙，又有何区别？
甲：可是杨继绳同学一再强调：“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是多方面的：他对等级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满，……。他对官僚们用物质利益作为调动积极性的手段不满，……。他对官僚们欺压百姓和特权腐败不满，……。”“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他怀着深深的忧虑。”
乙：“官僚，官僚，官僚，……”，“一言以蔽之”，就这样轻易地给刘少奇以及文革中所有挨斗的干部，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在内，都戴上了“官僚”的帽子，我想，这种说法很迷惑人，也很煽情，但不合实际。我们不要根据自己的理论需要，就抽象地推理和想象，说文革是“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请结合具体谈谈，文革所打倒的那些从大到小的“走资派”代表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煤炭部长张霖之、中学校长卞仲耘，以及那些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如吴晗、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以至老舍、周谷城等，为何统统被称之为“官僚”？他们到底都有哪些可憎的“官僚贪腐”、“鱼肉百姓”之恶行？究竟与群众又有些什么不可调和的“第一重紧张关系”？非要由毛泽东发动“造反派”来打斗至死不可？难道今天还要杨继绳同学按照毛关于“做官当老爷”的“文艺批示”来给他们定罪吗？
甲：你这么一问，就不难看出那种美化毛泽东的说法之虚伪。他们深陷毛氏“文革思维”中不能自拔，反而努力揣摩毛的意思，说“他怀着深深的忧虑”来“反官僚特权”。而对于毛自己的问题，杨继绳同学却只用这样一句话就轻轻地打发了：“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个人道德操守。”
乙：现在很多人谈到文革起因，都笼统地以“官民矛盾”为基础。但是我要问，那时我国“官民矛盾”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60年代台湾当局几度认为大陆遍布干柴，是“反攻大陆”的绝好机会，只要派人点火，民众必然“揭竿而起”，一举推翻共产党。但这并未发生。
如果说“官民矛盾”是文革的主要起因，而文教界是文革中的“重灾区”，那里的“官民矛盾”应当是很突出了。但我们那时都在大学，对那里的“官民矛盾”又有多少亲身感受？高教部最大的“走资派”蒋南翔又怎样是个“官僚”了？那会儿清华的党干师生不都是很拥戴这位蒋校长吗？
甲：我也不谈什么“毛泽东个人道德操守”，只想问一句，那时百姓的怨言怒气或“官民矛盾”，是针对刘派官员的“劣迹”或“修正主义”为多？还是针对毛的方针政策和他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为多？
从解放初期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开始，从“反胡风”、“反右派”，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面红旗”、“反右倾”、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大抓“阶级斗争”，这些不得人心的事不都是老毛干的吗？但为什么到头来，文革中反倒是刘少奇因所谓“官民矛盾”而被打倒？是因为他反对过“合作化”、搞了“包产到户”、搞了“物质刺激”，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替“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翻案，又包庇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而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吗？这说不通啊！这还是老毛的说法耶。
乙：问得好！我们不要抽象地、笼统地谈论“官民矛盾”，而是要具体看是什么“路线”引起什么“矛盾”？而且，我们是讨论文革的是非问题，也不要把现在的“官民矛盾”掺和进来，说什么文革那时就反了贪腐和特权。
自62年到65年，毛认为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分子”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但那时就那点宽松的政策，似乎已足以让人心情舒畅，工作积极性陡长，国内经济和文化，一派“欣欣向荣”。许多家庭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学生也可以入读清华，甚至保密专业。你仔细想一想，是此时的“官民矛盾”更突出呢？还是68年以后刘派彻底倒台，毛派一统天下之时？那时“上山下乡”、“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可都是纯“毛”制品，再也没有刘少奇掣肘，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连“白卷英雄”也可以受到全国吹捧。总之，一切都非常之“革命化”，不亦乐乎？但百姓都没有怒气和怨言吗？青春荒废的一代人也都“无怨无悔”吗？恐怕正相反。这你总不能把这“矛盾”也归到刘派“官僚”的头上去吧？
我们这里还没有谈文革的66年到68年，那是个变迁过程，不是稳态。就算它不能定性，但毛路线下的那两年，又搞得多少人“家破人亡”、“民不聊生”？有几个人对它满意？总之，毛、刘的路线有没有区别，各人自己应当心里有数。
甲：冤有头，债有主，我国的“官民矛盾”到底是从何而来的？这要做具体分析，对共产党、对毛和刘，不可“一概而论”，更不能“颠倒是非”！
乙：当然，我必需承认，杨继绳同学文章中提到“极权主义官僚体系”的问题，他讲的都对，而且“于今为烈”。但我们应当看到，毛泽东顽固地要走他那条“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要进一步强化这个专制体制，他发动的文革从理念到方法都是错的；相反，被杨继绳同学称之为“官僚集团”的刘少奇等“走资派”，以及为其“摇旗呐喊”的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长期以来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他们主张“新民主主义”道路，反封建、倡民主、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反倒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从大局上看，难道不是这样吗？尽管他们在细节上并不像杨继绳同学所要求的那样完美无缺，例如，他指斥刘少奇等人在谈论罗瑞卿自杀一事时，表现得“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没有道德”，刘少奇在文革初也“贬损过梁思成”，但因此就都成了令人憎恶的“官僚”了吗？
甲：由这个“反官僚”的前提出发，杨继绳同学继续推理：“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于是他就得出结论：“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
乙：这真是一大“发现”！在他描绘的这幅图画中，似乎毛泽东是以救世主的姿态，超然地站在这三角形的顶端，好像他发动文革的用意和宗旨是好的，只是那“左右逢源”的方式方法错了，结果竟“令人扼腕”：文革因为“造反派”没有革透“官僚”们的命而失败，才招致今日官场的腐败横流！
然而，如果笼统地说，“文革就是反官僚特权”──而官僚特权正是人人痛恨的东西，尤其在今天──那就会导致基本肯定文革，并且把毛泽东划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一边，结果，他成了一位让人同情、怀念和拥护的“失败的英雄”。而一些论客也跟着把“文革”解读为“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秦晖)，好像毛泽东始终与百姓同在，文革“左”的不是毛泽东，竟是那些“反毛的官僚”，即刘少奇等“走资派”！──马屁居然可以这样子拍法，实在是 “匪夷所思”啊！
甲：到目前为止，我们还都是从政治上来谈，谁才是“官僚”的问题？并不去涉及“毛泽东个人道德操守”。但即使按今天人们对贪腐官员的概念标准来看，刘少奇既没有那些全国各地为毛修建的奢侈行宫和上亿的私人存款，也没有如毛派主将康生住的那种豪华宅第和私藏珍贵的国家文物，那怎么向他问罪才好呢？
乙：是啊，如果现在有人要把他打成是“特权腐败”官僚的代表，那恐怕就要“掘地三尺”来坐实刘少奇的“形穷实富”罢？
甲：所以，如果像杨继绳同学那样，认为毛泽东是“用民众的力量来平衡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就是鼓励群众造官僚的反”，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美化了毛，至少会误导今天的一些人在心理上的认同，甚至向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但是，我要问，如果“文革”不是一场“反官僚”运动，那它又是什么呢？究竟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么大规模的“文革”呢？
乙：如我前面已提到过，我以为，“文革”显然不是一个孤立的突发事件，它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积怨的总爆发。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走资派”。
甲：你这样讲，有什么根据？
乙：我们研究“文革”还是要看基本的历史文献，如毛主持批发的“社教23条”、“五·一六通知”以及“文革16条”等。那里面讲得很清楚，这场运动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其它的“隐秘动机”；而毛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更直接写明了他对刘少奇的问罪。
甲：也就是说，毛那时已明确意识到，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乙：一点不错。刘少奇就是毛泽东心目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甲：那请你谈谈刘少奇的路线是什么？他到底是不是个“走资派”？
乙：刚建国时，刘少奇就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要先搞些“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
1951年土改之后，一些同志对农村中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党内有人建议“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的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刘少奇立即批评道：“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显然，他那时反对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八大”时，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强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否认了毛一贯热衷的“阶级斗争”理论。而在新党章中也略去了“毛泽东思想”，他不赞成对毛搞个人迷信。
同年，刘少奇又支持周恩来等在经济工作上“反急躁冒进”的主张，后来被毛多次痛骂为反对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反对“大跃进”。
在1962年乘毛氏“三面红旗”大败之时，刘少奇又推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农村经济政策，(“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这也就是土改以后，他主张在中国农村实施的经济纲领。刘实际上是主张实行“市场经济”，完全否定了毛的“人民公社”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路线。
甲：对了！如果不健忘的话，当时国内还有一条所谓的“文艺黑线”，它主张“批判现实主义”和“写‘中间人物’”等提倡深入揭示社会矛盾又宽松自由的文艺政策，还公开推崇“人道主义”和“人性论”；有一条“经济黑线”主张“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和“利润挂帅”；哲学上搞的是“合二而一”；外交上搞“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政治上要为“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平反翻案”，还要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连中共中央书记处搞的“二月提纲”也鼓吹“资产阶级”的口号：“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不受毛的批判。在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刘少奇的身影。
乙：现在看来，这些所谓的“走资派”罪行，都是正确的事，是好事！但按文革时对刘少奇的批判来看，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整套“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刘少奇麾下有一庞大的干部队伍和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分别掌控了“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组织部”、“外交部”，“中联部”，国务院及各部委，党校和社科院，报刊出版等舆论机构，以及北京市委等省市要害部门。1965年毛泽东要批《海瑞罢官》，在北京硬是推不动，别人就是不听他指挥，按毛的话来讲，彭真的北京市委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陆定一的中宣部是“阎王殿”！结果他也只能到上海秘密地搞。总而言之，按毛的话来说，那时就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毛泽东真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家寡人”了。
甲：可惜，现在许多人都忘记了，或者干脆否认，这些当时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更不要说去重新判断这里面的是非曲直，并追究理论分歧的根源所在了。
而杨继绳同学的“官僚”论，除了上述“第一重紧张关系”之外，还需要引入新的因子，才能对此加以解释。他是把这些斗争归结为“在官僚体系内部也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是因为干部任命制、上级决定下级的命运造成的，也与‘打天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山头’有关。”“在文革中，这两重紧张关系互相交织、互相纠结，使政治斗争失去了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界线，广大参与者成了角斗场上左冲右突的群氓。”
乙：杨继绳同学用“第一重紧张关系”，把文革曲解为一场“反官僚”的运动，现在又用这“第二重紧张关系”，把它淡化为一场无目的的“权力之争”。可是，一旦进入“派系”、“山头”等人事和历史渊源关系，他的理论就变得非常复杂，容许有无限多个待定参数来解释单个事实。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仅此一点，这个“唯象的”理论就显得很“拖泥带水”，远不及“反走资派”的“路线斗争说”来得“简洁和清晰”。应当说，“走资派”的问题，才是文革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甲：是的，我最近看到北大的陈坡先生对毛发动文革起因的沉思录三十三，他指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史实：
67年《红旗》5期刊发的经毛审核的戚本禹的批刘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向刘少奇提出了八个为什么，其中重大政治指控是刘在抗战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建政后坚持新民主主义反对过急过快搞工商改造与合作化、56年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三年大饥荒时期推行“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内外调整政策……戚的指控从另一个革命大批判的视角反射了从45年到66年毛刘的一些重大分歧，终于爆发于64年的社教运动，65年毛开始设局铲除刘少奇。戚文是文革中官方首次指名道姓系统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阅后极为愤怒，致信毛为自己申辩，后又写了对“八大罪状”的答辩，均被置之不理。
乙：的确，戚本禹当年的这篇“讨刘檄文”，句句道出了毛倒刘的意图，文革中它“脍炙人口”，无人不晓。毛和戚数算刘的“八大罪状”里，讲的明明都是“路线斗争”，哪里有什么“官僚”二字？
甲：在逻辑学上，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这属于“偷换概念”。
乙：你点明了问题的实质。文革中不容刘有任何分辩，毛依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文武暴力，硬是把刘整死搞臭。时过五十年，有人来重建文革史，揣摩毛的心思，给刘戴上一顶人人痛恨的“官僚”帽子，那不就是要肯定毛文革的“宗旨”吗？怎么能这样地不顾历史事实？现有的材料都看不懂，不去分辨毛的指控，还需要找什么样的秘密挡案来替毛开脱责任？这种“概念偷换”实在是替毛文革在作“善后料理”！
甲：不过，“走资派”这顶帽子毕竟是毛泽东给他戴上的。刘少奇到底是否有过一个和毛的主张对立，明确而又具体可行的“走资派”建国纲领？
乙：刘少奇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为马列学院一期学员讲课，内容提纲就是《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其中他勾画了一幅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步骤和图画。他认为首先要长期保持“五种经济并存”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即，除了国营经济“会发展得很快”之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会要发展”，“个体经济也会发展”，“合作社经济也会迅速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成份会要增加”。刘少奇估计，这个过程大约是十到二十年的时间。
此后才是，“第一步实行工业国有化。但小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不能国有化。这是一种严重步骤，不能轻率采取。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要影响小资本家和小有产者富农、以至中农。”“再经过一个时期的巩固与发展以后，就可以进一步地采取农业集体化的步骤，在农村中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但同时“应有时间给中农去动摇和考虑(完全自由加入)，因此，集体化的时间在一片地区可能延长几年，才能达到绝大部分农民的集体化，剩下少数个体农民也让他单干。”他认为“进入社会主义，主要的是这两个步骤”，这两个步骤还要一先一后，是因为“离开城市工人阶级、强大国有工业，不能有农业集体化。单纯倚靠农民来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思想是错误的，是幻想。”
甲：啊！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又是什么？不过，今天来看，假如真按刘少奇的蓝图来搞的话，那到了1961或1971年，我国经济文化的各方面就完全不会像是被毛泽东搞成的那种烂摊子了！我国的“经济起飞”恐怕要比“亚洲四小龙”更早。
乙：可是毛泽东当时就严厉地批评了刘少奇，令他立即收回讲话。毛自己不通马克思主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自行其事，妄想一步登天，反而失去了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机遇。
甲：那老毛真成了“老佛爷”了！但他与慈禧太后的“守旧”不同，毛是以其极“左”的方式，也成功地打压了一次“维新”尝试，扼制了马克思所期待的“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中国的发展机会。毛泽东和慈禧“异曲同工”，他们成功地推迟了我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很多年。在这个意义上，毛自己才是“形‘左’实右”吧？他才是个历史的罪人！
乙：是啊，刘的那种建国蓝图决不是等闲之辈可以构想出来的。它没有照搬苏联或西方的作法，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合乎历史发展规律，又具体可行。我真希望人们由此能改变一点对刘少奇的成见，用理智战胜情感，以大我克服小我。
甲：嗯，看来刘少奇还真有自己的一套合理主张。但说起“成见”来，很多人讲，刘少奇64年搞“四清”运动，在基层整了不少人，那可是够“左”的了！
乙：刘少奇那会儿搞“四清”，搞了个“社教”17条和“桃园经验”，主要还是在基层清查经济问题，这并没什么大错。杨继绳同学不是常谈文革前的“官民矛盾”，说那是“第一重紧张关系”吗？他也大谈《新阶级》一书。可是，要说官民矛盾，我觉得在文化落后、贫困的农村里也许更能直接感受得到。有些基层干部们多吃多占，滥用职权，甚至像恶霸似的，这算不算是“新阶级”？且又因为是“现管”，农民们无处申诉，只有“敢怒不敢言”，所以“四清”时才有“扎根串联”一说，鼓励他们起来斗争，这有什么大错吗？前面谈到的八机部长陈正人的《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中，讲的也是工厂里干部合伙贪污偷盗国家财产的事。这就是那时搞“社教”、搞“四清”的背景和契机。文革中以及现在的一些人要批刘少奇，就无视这基层的腐败，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阶级”在开始形成，大骂“阶级斗争”，这真可谓是“各取所需”了。当然，“四清”运动并解决不了“专制体制”的根本问题，也不免有扩大化之弊，整了些基层干部。但基于当时的认识，那时刘的确是要抓“阶级斗争”，也可以说是“反污吏”吧？按现代的说法，叫作“拍蒼蝇”，可是毛并不欣赏，反而说他是形“左”实右，为什么？这值得思考。
甲：刘这么干，和毛后来搞的“四清”23条，以至“文革”又有什么不同呢？
乙：“四清”运动其实是毛发动的，刘不过是和他一起干。他们的不同就在于，刘的做法不合毛“整党内走资派”的思维，事实上，刘少奇根本就反对有“走资派”一说。所以，65年一月毛用23条否了刘的17条，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66年上半年又用“五·一六通知”否了保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二月提纲”，再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可谓是“图穷匕首见”了。因为在毛看来，刘抓抓基层的所谓“阶级斗争”，是以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抓些小人物来应付，或让人这样来理解，毛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而自己却“在中央搞‘修正主义’”，保护“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毛说刘是形“左”实右，而且是“右”到了他无法容忍的地步！所以毛称刘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所以要“炮打司令部”！这就是“差别”。这些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在文革中应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只不过，现在看来，毛的指控完全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我们前边列举刘少奇一派的那些所谓“罪状”，无论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或是在意识形态上，都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主张，倒是毛自己从根本上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成了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
因此，如果现在说，刘搞了“四清”和“社教”17条，就是和毛一样，甚至说他比毛更“左”，是不是只看表面，没看到实质？你又怎样解释毛刘在上面那些大事上的尖锐对立？
甲：那文革之初，还不是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呀！
乙：这是毛给他加的罪名。问题是，既然毛泽东早已蓄意要打倒刘少奇，毛自己发动的“文革”为什么还要先让刘来“领导”？那是毛要“引蛇出洞”而为刘设的局，以便拿住他的把柄。的确，工作组是刘而不是毛派的，不过毛已算好刘的“棋路”，知道他会怎样“出牌”。以至无论刘怎样动作──“放手不管”也好，“压制群众”也好──毛都可以抓住辫子，将他逼上绝路。而“文革”中所谓的“革命群众”不过是毛“炮打司令部”的炮灰和木偶而已，除此之外，在这场“攻打‘东’宫的运动”中，“群众”又得着了些什么？
甲：说实在的，“四清”与“文革”相比，“派工作组”与“反右斗争”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中国许多政治运动，没有毛的发动，是搞不起来的。刘少奇、周恩来等多是跟着搞，或讲点政策，有所抵制，就被毛骂为“走资派”、“右派”。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放手让刘、周搞，事情会大不一样。因此，要说刘比毛更“左”，似有太过。“修养”极深的刘少奇，实际上完全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他一直被“工於心计”、“心狠手辣”的毛耍得团团转。
乙：你说得不错！我们还可以这样来问：假如没有毛婆婆，完全让刘主政，会不会有批《清宫秘史》？批《武训传》？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会不会有“抗美援朝”？会不会有反胡风，反右派？拔白旗？会不会有“高级社”、“公私合营”等“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会不会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会不会有“共产风”和“浮夸风”？会不会还要“反右倾”？会不会跟着就饿死几千万人？还有，会不会有六十年代时的中苏两党论战？会不会在亚、非、拉到处伸手“支援”，竭力鼓吹“反帝、反修”？会不会介入越南战争，和美国直接冲突起来？……看来都不会有。恐怕中国和世界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就是“差别”！当然，历史不接受“假设”，但你从他们通常的言行思想和嗜好倾向，总可以有个感觉或想像吧？
甲：是的，刘可能会镇反，搞土改、搞互助组，搞“统购统销”，搞“五年计划”，搞个“三反”、“五反”什么的，或整整高岗、饶漱石等政敌，但以上毛热衷的那些事似乎不是刘想做的事，刘少奇等人更想搞的是“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在毛看来，这就是“投降帝修反”和“走资本主义道路”！
乙：不过，话说回来，毛带头搞了“政治运动”，别人会跟着干，干得时候也会表现得很“左”，这是由共产党的文化，或“组织原则”决定的。
甲：正因为此，也就有A指斥刘少奇一派“在受到毛的严厉批评后，往往立即退缩，没有继续据理坚持斗争”，所以认为算不上是“路线斗争”。B也说“问题是他并没有坚持，心里坚持的不算数！”
乙：这些“铁面才子”的无知和自负，实在令人吃惊！政坛上的较量历来具有明争暗斗，此起彼伏，关系复杂的特征，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一个刘少奇，遇事或“阳奉阴违”、或另搞一套“独立王国”，已弄得毛泽东“坐卧不宁”，以至破口大骂“是哪个皇帝要骑在我头上拉屎？！”这俩人的主张如此“不共戴天”，还不算是“路线斗争”吗？
甲：是啊！中国人城府极深。我们不可要求，也无法想象毛、刘二人平日总是怒目相视、见面就掐，一开会就是拍案而起、拂袖而去，难道只有这样，才算是“有差别”吗？才算是“路线斗争”吗？……政治上的事情哪里会有这么简单！最近魏京生先生还以为中央委员(应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小鹰注)全票通过“516通知”，就说明文革是中共自己一齐搞的，党内没有毛刘的路线斗争。这也太幼稚了，他又怎么解释“二月提纲”？要知道，首先，中共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不是美国的国会！两者运作的方式完全不同；其次，事实上，通过文革纲领的516通知时，也不是没有争议，刘是会议主持人，讲：“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陈坡，《文革沉思录》之二十三)。但中共党内历来实行“家长制”，一切由毛“乾纲独断”，少有民主。
乙：可以这样说：社会上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它们彼此关联，互为因果。党内路线历来就有“左”倾和右倾之分，而共产党的纪律又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因而这种“运动和约束”的关系，便是我们理解中共党内路线斗争和妥协现象的钥匙。
甲：另外，B还从右的方面责难说：刘少奇根本不算是“走资派”！他搞“包產到戶”，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只有“分田到戶”才是！所以“文革”斗的不是“走资派”，它只是共产党内权力相争，不是什么“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而C则挑剔刘少奇1951年的建国纲领，说“他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不够好！私有制要永远不能触动才行！”
乙：这些学子对“资本主义”可谓“大澈大悟”了！然而，我们不可期待，刘少奇和美国总统一样，公开宣称要搞西方那种“资本主义”。他总得按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形办吧？“市场经济”、“利润挂帅”、“计件工资”等措施，那时不也在试行着吗？事情还得一步步来吧？毛泽东当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又有人要求刘少奇要跑步进入“资本主义”，一步到位，才算“有斗争”，这可能吗？
甲：我也听到D摇头断言，“即使当年按刘少奇的蓝图搞，我国经济二十年也起飞不了，那是要国外投资才行啊！”E也嚷道：“就算是刘的主张还可以，那……那他以后还是不行！”
乙：我看，这种推理法有点像是当年“血统论者”给“黑五类”学生作政治鉴定：哼，你表现再好，本质上还是个“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以后肯定还会反党反社会主义！──谈论的对象不同，但思维方式还是一个。这种“左”派逻辑貌似“洞察一切”的深刻，实在是太简单化了。
甲：就是嘛！“金无足赤、世无完人”，蒋经国在发展台湾经济之际，也有着专制独裁的一面，林肯於反对南方奴隶制之时，亦有过妥协让步的举措。如果有人按今天的认识，便要求刘少奇当年不讲一句错话，不做一件错事，凡事须“黑白分明”，才可称之为道。这种“自以为义”的态度，实在太苛！
况且，小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解除“戒严令”，“异化”了老蒋(介石)和旧国民党的独裁体制，也是在台湾经济起飞之后。如果刘少奇不行，党内也不失像胡耀邦、赵紫阳这样开明的领袖啊！
乙：的确，这也是思想方法的问题。世事复杂多变，要判断谁主张过什么路线？就当从全局和长远来看，从总的倾向来看，不可只抓住一时一事上的“只言片语”便下定论。要知道，人的世界观是很难作一两次“检讨”就改变得了的，今日“诚心悔过”，明天“旧病复发”，毛、刘均如此，你我也一样。这也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吧？
甲：其实，中共党内斗争的形式也很多。除了“针锋相对”之外，还有“虚与委蛇”、消极对抗的办法。例如，我们以前只知道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公开支持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却不知刘在“会议后期要胡乔木转告毛勿将反右的中央决议传至县团以下，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以继续纠正泛滥成灾的共产风浮夸风”(陈坡，《文革沉思录》之八)，他不但在会上机智地保护了“见义勇为”的李锐，后来更主张要给“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翻案；文革中的林彪不批文件、不表态，只划个圆圈便退回；周恩来则“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邓小平发誓“永不翻案”等等，就属于这一类对抗。而中下层干部和百姓们更聪明，对上面来的那些荒唐指令会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来“灵活处理”或“阳奉阴违”。即便“迫不得已”要作检讨的话，也是“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见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整风报告上的批示语)。所有这些抗争手段就不是现代那些“一根儿筋”的书呆子们所能明白得了的。这才是中共政治操作的方式！
乙：我们不否认，历史上在某种场合之下，刘少奇也讲过些“左”的话，毛也有过些右的话。如果“酱”在其中，便会叫人难以捉摸、无所适从；而这也恰好给了今日一些“学者”重展“抓辫子”和“打棍子”等“文革遗风”的机会。
但是，正如滤去实验的“数据涨落”之后，才可以看出“统计走向”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炎黄春秋》杜导正和李锐等前辈的说法：从大体上看，建国之后，毛泽东是一条路线，而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陈毅、邓子恢、王稼祥、彭真、陆定一、周扬等，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上基本上是另一种主张。毛不断地搞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要求加速社会主义改造，农村搞集体化，城市搞国有制，其实就是消灭私有制，这是斯大林模式的东西。刘少奇这拨人比较清醒，他们还是坚持新民主主义这一条路线。而这，也正是胡耀邦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所说的：“毛泽东晚年错误始于1953年批评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1957年后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体系。”(陈坡，《文革沉思录》之九十八。)
这是根本对立的两条路线，而且党内也的确是存在有两个“司令部”，在许多大事上主张“格格不入”，各自号令不同。所以我说，“文革”是十七年来这些矛盾斗争累积的总爆发。
甲：好，我同意你说的“文革”不是一场“反官僚”的运动。那毛泽东发动“文革”来反对“走资派”，又是不是正确的呢？毕竟“走资派”的称号也让许多人反感、痛恨，人们很自然地把他们与“吸血的资本家”、与“腐化堕落”等道德败坏的事联系起来，那到底该不该反“走资派”？共产党不就是要推翻这“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吗？你为什么要说“文革”是反动的呢？
乙：“文革”这个运动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宗旨，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它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也违反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因此注定要失败。
甲：这怎么讲？
乙：简单地说吧，中国不曾有过像样的“资本主义”，“复辟”二字又从何谈起？毛式“社会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粗俗理解，不到卅年的实践就使我国人文和经济都陷于僵死的绝境，结果反倒是“封建主义”大复辟、“唯心主义”大泛滥。现在我们都知道，“文革”的失败以及后来的社会实践都已证明，毛式“社会主义”行不通了，“资本主义”是一个人类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而这正是马克思的一贯主张。
甲：那你是说，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是来自马克思？
乙：是的。在像中国这样的封建专制的国家里，这是不可避免的一步。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有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前四个阶段的划分，看来大致是对的。按他所说，最后一个社会将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时人类将彻底地解放了，人完全自由了！这是个非常美好的理想，可惜实现的难度太大。
甲：难度有多大？
乙：我想，除非经过像“从猿到人”那样的质变，现在丑陋的人类远不配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共产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社会体制，还不如说是对人类本身素质的一种要求。社会群体若没有这样的素质，这体制就不可能稳定。或者说，只有人类彻底摆脱了“罪的辖制”，得到完全的“自由”之后，才得以进入。这是后话，我们今天先不多谈。
甲：那么，人类是否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避免它的一切苦难，从“封建社会”直奔“共产主义”呢？即使它很遥远。
乙：马克思认为不可以。
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那么，当时的欧洲是个什么样子呢？应当说，各国社会体制发展得非常不平衡。法国、英国和德国可能如同我国的三个大省那么大吧？一边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有50年之久，海峡对岸英国的工业革命还要更早，约有100年了，而另一边德国的反封建运动才刚刚开始。共产主义的幽灵没有国界，它“不胫而走”，在各国思想界中游荡传播。但是，马、恩明确地认为，那时的德国完全没有条件去批判资本主义，不能照搬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立刻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正相反，马克思告诫共产党：在那些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国度里，要鼓励资本主义发展，不仅在经济上，而且要在政治制度上全面地发展。也就是说，要搞自由主义，要搞代议制国家，要搞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以彻底破除封建的“专制和特权”。
甲：哦？我只知道马克思一味反对资本主义，想不到他还有这样的见解！
乙：正是这样！马克思首先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功绩，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人类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所有封建社会国家开过的一个“药方”，就是要在政治和经济上先搞“资本主义”，彻底破除封建社会的“专制和特权”，禁忌是：在这些封建国度里，不能直接去搞什么“社会主义革命”，那只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到了本身不能再容纳生产力的地步，才应考虑的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头脑是非常清楚的。然而，这些都是《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明白的话，奇怪却少有人去追究毛的背叛，后人反倒是信了那骗子“创造性发展了的”什么“高峰和顶峰”。
甲：以前是否有人想过从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乙：不但有，而且那些尝试都失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分析过的那些“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们，就是如此。马、恩写道：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甲：马、恩这里所说的
“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指的是什么呢？乙：那就是
“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而这三个前提在封建社会里还正是尚待争取的。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在这种著作(指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甲：这就是所有企图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步法”失败的原因？
乙：正是这样。所以马克思嘲笑“空想的社会主义者”说：
“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他们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甲：对了，历史上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就是如此，
“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但毛泽东和他们不同，毛打下了江山，掌握了政权，他是否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呢？
乙：还是不行！毛泽东等人以为自己掌握了政权，就可以不顾“物质条件”，任凭主观意志和强权来实现他的那些社会空想。他把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大规模地付诸社会实践，不断鼓吹建立“人民公社”、“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以及“上山下乡”、“赤脚医生”等由他
“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要以他发明制造的种种“阶级斗争”来代替人类的“社会的活动”，强迫人民生活在他那“乌托邦”模式的社会中，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给我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文思想带来的损害是空前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毛泽东自诩的那一套“毛式‘社会主义’”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欧洲因
“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一样，都是些“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垃圾，因而“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尽管毛泽东“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和他的权术，“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但客观规律是违反不得的，历史证明他同样遭到了惨败。
甲：问题是俄国和中国当时又是处于社会发展的哪一个阶段？
乙：列宁的头脑一度是清楚的，他认识到，“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因此，他讲：“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后来列宁也搞过“新经济政策”，也许是被迫地，但因早逝，他没有能展开。
甲：那中国呢？
乙：1949年中国工业化的程度比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还要落后，当时在社会和经济上更需要发展的，恰恰是像刘少奇主张的那种“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本主义”。当然，这“绝对有利”是从突破封建主义对于生产力的桎梏，以及荡涤封建主义文化影响的方面来谈的。这也是当时党内高层达成的共识。
甲：这你有什么根据？
乙：关于这一点，1945年“七大”时的中共头脑也算清醒。“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资本主义“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甲：那除了这党的共识之外，刘少奇有没有自己明确的说法呢？
乙：刘少奇的“走资派”主张是一贯的。早在1948年9月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中就说过，“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今天看来，他的思想非常“高瞻远瞩”！
建国初期，刘少奇讲资本家“剥削有功”，讲的其实也正是这个道理。文革中许多人“断章取义”，便愤愤然，以为是“大逆不道”。可是五十年后，还有才子没有走出毛式“社会主义”的思维，怎么也想不明白这道理，还在以此贬损刘少奇，连1945年的认识水准都没有，真够可以的！
甲：应当说，共产党的这个纲领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受到各阶层人民和众多民主党派的欢迎和支持。可是，后来呢？
乙：建国之后，刘少奇坚持“七大”时确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纲领，而毛泽东却背叛了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更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妄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刘与毛较量了几个回合，最终被毛煽动红卫兵和造反派起来，以文武“暴力”把这个“走资派”打倒了。这就是建国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来龙去脉”。
甲：你这样说，是勾勒了一个历史发展的大框架。封建社会的中国可能的确是需要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但后卅年来搞的“权贵资本主义”，纵容权贵们官商勾结，对国有企业、全民财产恣意盜窃，瓜分变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各种社会问题，并造成对自然资源盲目的掠取和对自然环境的任意破坏。现在人人痛恨它的残酷和不公，这种“资本主义”又有什么好的？
乙：你说得不错。因为中国现在只是在经济上搞“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上仍坚持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没有司法独立等“法制规范化”，没有舆论民主和新闻出版自由，那搞的只是畸形的、跛足的“资本主义”、“恶”的“资本主义”。这样搞下去，又把“实验”条件搞错了，结果很可能反而会应了马、恩对早期“资本主义”的不幸予言。
甲：你的意思是，所谓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不仅是要搞“自由经济”，主要还是指破除“专制和特权”，建立一个“法制和法权”的民主社会？
乙：对！也就是说，中国要搞“资本主义”，就应当大大方方地搞那成熟的、完整的、现代的、规范化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搞为马、恩痛斥过的“封建的社会主义”的变种──“权贵资本主义”。这里的规范化便是指：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之下，对政府和资本运作有一套完整的民主制度和规章条例加以制约，包括司法独立、舆论自由、运作透明和公众监督等规矩，以及对金融和资本的必要节制手段。
甲：我小结一下。这样看来，我们讨论文革到底是一场“反官僚”运动，还是一场“反走资派”运动？实际上，是关系到要“肯定文革”还是“否定文革”的问题。
乙：正是这样。文革的“一大成果”，就是打倒了刘少奇，摧毁了党内以他为首的另一个“司令部”。假如现在我们把刘说成是个人人痛恨的“官僚”，那谁也不能替他说话。毛泽东拿掉了刘少奇，就是个“英雄”，文革的这条“宗旨”就应当肯定。然而，刘少奇要是如毛自己所指责的那样，是个地地道道的“走资派”，那我们今天就可以辩论一下。如以上讨论的那样，我们看到，马克思可以替他说话，历史事实可以替他说话，人民群众可以替他说话，这样一来，毛泽东就站立不住了，而且一大帮人也站立不住了。而共产党或许可以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得到改造和更新。你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很要紧？
甲：是的，现有的历史事实支持毛刘“路线斗争”的说法。问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对，还是刘少奇的“走资派”路线对？
乙：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讲得很清楚：“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哲学的贫困》，1847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平等”、“自由”、“博爱”和“民主”等口号，就是对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和奴隶主义的挑战。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破坏“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解放被“封建主义”桎梏的“生产力”之核心价值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来看，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应当基本上定位于“封建主专制”的国家；而马克思的看法是：毛式“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只有成熟的、完整的、现代的、规范化的“资本主义”可以救“封建主义”的中国。因此我们说，刘少奇的路线是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进步”，而毛泽东的路线则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
甲：去年三月，著名学者辛子陵接受《新史记》特约记者高伐林专访，他曾这样谈到了国内对“毛刘之争”说法的演变：1981年讨论历史决议时，邓小平只提到毛泽东犯了严重的错误，并没有上到路线错误的纲。1991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他也只是含糊地提到“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仍不敢明确地说是“两条路线斗争”。你现在甚至不用“错误”和“正确”来表述，而是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用“反动”和“进步”来评价毛刘两派之间的“路线斗争”，可以说是“文革研究”上的一个突破。
乙：我所做的，不过是从根上去挖了挖，试图搞明白毛路线的反动本质。现在有人还在否认“路线斗争”，不分是非对错，把刘和毛放在“一锅煮”；或干脆把刘派当作“官僚”来打，甚至编排些顺口溜，像是“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那更是“颠倒黑白”、转移目标，帮了毛的大忙。这些人的公知身份很有些影响力和迷惑性，所以，特别要说清楚。
甲：好！今天我们讨论文革，谈到了刘少奇和马克思，这是些很有争议的题目和人物。不少“红卫兵”和“造反派”当年紧跟“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积极参与“打倒刘少奇”，现在要他们否定自己做过的事，非常困难。你这“异类”的挑战，恐怕会得罪不少“精英”哩！
乙：不错，人总是批判别人容易，要否定自己？──难！有些人现在论说起自己当年介入过的那些事来，总有许多“不过”、“然而”等转折用语跟随。没关系，我只是更欣赏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的一句题辞而已：“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我希望我们的讨论至少讲清楚了一件事，就是“文革”为什么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欢迎批评。
2016年1月初稿，9月修改。
写于2016年1月
作者邮箱：INFO@AZCOLABS.COM，欢迎批评讨论。
点击参见：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2016年5月)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