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鹰

我看，这种说法模糊了文革的实质，好像刘少奇派了工作组，便是维护“官僚政治”，而毛泽东发动“红卫兵”倒刘，却是要反旧有的“官僚政治”？似乎其好心仍是要寻求“变革”？“独裁政治”对“官僚政治”──难道这就是“文革”的矛盾所在吗？

乙：我同意你的看法。钱先生的文章割断了文革与十七年路线斗争的历史缘由，只看在“清华文革”那一段时期的现象，仅根据是“派工作组”还是“放手发动群众”这一点，就对毛、刘下断言，以这种方法来研究历史，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毛定意打倒“走资派”刘少奇，是他发动文革“积蓄以久”的原因；而他在派“工作组”一事上大作文章，不过是个借口和煽情的手段。因此，如果单看毛、刘在“派工作组”一事上所谓的“角斗”，那是只看表面现象，“本末倒置”，把“结果”当作了“原因”。也就是说，钱先生至今还停留在66年8月的思维里，仍然入了毛先生的“彀”，着了他的“道儿”。

事实上，和“四清”时一样，刘少奇一派根本就不赞成有“党内走资派”一说，他们搞了个“二月提纲”来抵制毛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化革命”。刘少奇其实并不想搞什么“文革”，更谈不上有什么自己对文革的“理念与设计”。但那时无人清楚毛到底要干什么，刘少奇也没有料到毛“文革”旨在打倒他自己。你毛皇帝又要搞“运动”吗？那就和以往一样，再派“工作组”来领导吧。有人要“反党”？那就按你老毛57年的办法，抓“右派”！

甲：正是这样。1966年8月4日晚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来清华参加群众大会。在会上董必武副主席简短地讲了话，他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也想不清楚。但主席说要搞，那我们就搞。”董是个老实人，他的老实话代表了当时党内许多领导人，恐怕也包括刘少奇在内，的真实想法。

乙：况且，派“工作组”一事，事先也是按组织纪律“请奏允准”过的，现在你老毛又出来做脸，故作惊讶，大表痛心，令蒯大富等“造反派”棋子“感激涕零”、“肝脑涂地”地成为打手，以死相随。这等“一石二鸟”的暗算，如此低劣无耻的演技，难道钱先生现在看了也还动情吗？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可以说，刘派对毛牵头“文革”一事，是从“消极抵制”或“想不清楚”，到跟着“揣摩”或“应付”，完全谈不上是“两种文革理念与设计”或“两种模式”的“角斗”。

甲：钱先生提出了所谓“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斗争的说法，试图以此解释文革现象。虽然他也提到“群众政治”，但正如他所说，那只是毛派的附庸或工具，因为在拿掉刘派之后，“造反派”很快就从“政治舞台”上消亡了。但是，他说的“政治”又是什么呢？我觉得有点“云山雾罩”。

乙：很好，既然“并无分歧”，那我们又绕回到原来的问题：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把刘少奇往死里整？文革中毛泽东曾批评说“政治局不议政”，钱先生能不能讲清楚，自建国以来，毛、刘有没有过重大的“政治”分歧？如果没有，怎么会弄得非“不共戴天”不可？

乙：但问题是，毛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个“取代”性的“大实验”呢？我也听到有人说，毛把刘派搞掉，是为了“维持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但“搞掉”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你想过没有？

甲：我想，还是二人政治路线、治国理念的对立，且这“对立”的程度已是“水火不相容”了，才要“大动干戈”。什么是“政治”？“政治”者，路线、方针、政策、计划是也，是有关“国计民生”之大事也。“专权”的目的还是为了“役政”。

乙：对！现在许多人谈到文革前的“十七年”，总是以“官僚政治”一言以蔽之，这不免掩盖和歪曲了“文革”斗争的实质。那就让我们来谈谈文革前的“政治”是什么吧！

五十年代中，在完成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反‘右派’运动”之后，“踌躇满志”的毛泽东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然而，到五十年代末，这所谓的“三面红旗”已把国民经济搞得一团糟，城乡上下物质极度匮乏，“民不聊生”，一个好好的农业大国，竟开始了持续三年的大饥荒，以至饿死了几千万人。

由于其政策的失败，自六十年代以来，毛泽东强烈地感到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路线”处处受人抵制，说话已没有人听。在他看来，中宣部是个和他作对的“阎王殿”，文化部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部，还有那个“城市老爷”卫生部；而“教育部”只会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子”，“我们的学校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就连身边一个北京市委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又鼓吹“资产阶级”的口号：“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阻挠他的“大批判”，整个成了一个“独立王国”。毛泽东指控，农村里在搞“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城里推行的是“商品经济”和“利润挂帅”；哲学上讲“合二而一”，文艺上提倡“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外交上搞“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军事上搞“军衔制”和“大比武”；政治上要为“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平反翻案”，还要为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

在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人们都可以看到有刘少奇的身影。特别是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更是挺身而出，当着与会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七千人的面，一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直接点出了毛泽东的错误。接着刘少奇又主持了中央一系列的工作会议(如史称的“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等)，具体地大幅度向“右”调整了毛泽东的各项政策，这也就是他说的“要退够”的意思。因而毛泽东确信，刘少奇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毛岂容党内有两个发号不同命令的“司令部”？所以他才要“清君侧”。“清君侧”清的就是“异己者”和“绊脚石”，它是手段，不是目的，“役其政”才是目的。

甲：是啊，你说的这些事，现在许多人好像都忘记了。钱先生割裂文革与17年历史的关系，不探求“异己”异在哪里？不追究“绊脚”绊在何处？这样不谈“路线斗争”，不问“是非对错”，只纠缠在“官僚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形式之争，又怎么能搞清楚“文革是什么？”、“文革从何而来？”等问题呢？难道上述毛泽东的那些指控，都是旨在“反‘官僚政治’”吗？

可是，另一方面，刘少奇也的确从来没有反对过“一党专政”。

现在有人却以这种近乎不可能做到的要求，来指斥刘少奇，来为“文革反官僚”说做铺垫，替毛倒刘说项，或为自己当年追随毛“造反”倒刘寻得某种“安慰”，实在不高明！研究文革，我们主要还是要看毛、刘建国路线的对立和斗争何在？看今后的出路在哪里？路，总得一步步走，要求刘少奇“走资”，就须“一步到位”，废除“一党专政”，否则就“哈，你也不怎么样！”如此脱离当时实际的社会状况，强求前人是不应该的。

乙：这些指责人的人，他们似乎都是“改革派”，都愿意中国繁荣又民主，但他们公然宣称过“反体制”了吗？他们高喊“打倒共产党”了吗？我想也未必。彭德怀和张闻天，胡耀邦和赵紫阳又算不算是“反体制”人物呢？或者，他们也都是“官僚”？现在主张实行“宪政”，主张“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的人呢？

甲：平心而论，从刘少奇到胡耀邦的时代，以至到现在，企望要有个政党来代替共产党，掌管全中国，恐怕还不现实。党内外的那些明智改革派的斗争才是希望，如果把他们一概斥之为“拼命维护体制”的旧官僚，是不是有点太“左”了？

乙：是的，这种不做区分，把一切人都骂为“官僚”以拒之的态度，实在是要害死人。二十多年前，“左派”学生领袖听不懂总书记赵紫阳的呼求，不知进退，一味拒绝合作，结果党内“保守派”占尽上风，广场血流成河，党内和社会上的“改革派”被一网打尽或赶出国门。这个教训难道还不应当吸取吗？

甲：文革时遗留下来的这种“唯我独‘左’”的毛式思维方式，到现在还很流行，而它与“民主化”的精神及“现代化”的进程本身，刚好是“背道而驰”的。这些人还没上台，往往就已经在不择手段地打压与自己不同的意见了。难道他们来掌权，就不是新“官僚”啦？

乙：看来，在这些当年自己“奉旨造反”的人的眼里，只要刘少奇不“反体制”便算不得好汉！因此，我造你刘少奇的反，就是造了“官僚”的反。这逻辑是多么地“顺理成章”啊！

甲：可是刘少奇最终也是要搞“共产主义”的，不是吗？

乙：是的，他不是华盛顿。但如果他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生产力发展了，事情就可以起变化，而毛泽东担忧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也正在于此。刘少奇若能这样想、这样做，至少是开了条路吧？如果刘走不到底，党内还可能有别的类似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开明领袖啊！

甲：这倒也是。你知道吧，几乎与刘少奇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1951年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1953年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到了196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的经济成长相当突出。

乙：除了我国农村在六十年代初及七十年代末实行“三自一包”及“四大自由”政策后有眼可见的成效之外，铁托的成功实践可以说是刘少奇“走资派”路线有效的一个“旁证”。铁托做了刘少奇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

甲：这样看来，如果封建专制的中国能够按照马、恩所说的，把“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先搞起来，又有什么不好呢？

乙：是的，这三件事就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落后的封建专制社会首先要成为高度和完全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然后才有资格来谈论以后的事。

可是，当年又有哪一个“红卫兵”或“造反派”怀疑过毛式“社会主义道路”呢？有谁曾想到过在生产落后、封建专制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吗？甚至那怕只是稍微考虑一下“不破坏私有制”等大胆而又有深度的问题？很少，所以难怪到现在还看不出毛、刘的差别！

甲：啊！是先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物质条件，还是不顾一切地搞“空想的社会主义”与“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混成物？原来这就是毛、刘道路的差别！

乙：现在有人根本看不懂这里的对立，却肤浅地把文革中的毛泽东与刘少奇说成是“独裁”对“官僚”的关系，对毛、刘各打五十大板，貌似非常公平和彻底。其实，“独裁”又怎么样？毛泽东历来承认，并自称“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毛自己就把它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相反，“官僚”则是人人痛恨的东西。如此一来，在一般人听来，毛反倒比刘还好一点，似乎毛有“正气”，一副“帝王相”，他痛恨“官僚”，痛恨“资产阶级”，出发点还是个“善”字；相比之下，按他们所说，刘则像是个“猥琐不堪”和“祸国殃民”的佞臣贼子，形同“过街老鼠”，令“神厌鬼憎”，其中的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可怜，某些当年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到现在还在替毛打工效力，拼命把“反官僚”的桂冠戴到毛泽东和自己的头上。

甲：在逻辑学上，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或“反官僚政治”，这属于“偷换概念”，转移话题。结果是，把文革研究引上了歧途。

乙：一点不错！这种“逻辑混乱”的根源在于，毛泽东多年来一直把“资产阶级”妖魔化，不断向人们灌输“‘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是‘洪水猛兽’”的观念，进而他恐吓人们说：你们瞧，刘少奇要“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要“做官当老爷”，叫你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现在许多贪官“认罪检讨”时，也总是说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被“资产阶级”腐化了。

甲：其实，他们干的事，自古以来，还没有“资产阶级”时就有了，是“封建特权”。“贪腐奸淫”的事，无需“资产阶级”来教化，有特权就可以做。而主张“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出现，反的就是这“封建专制和特权”。

乙：然而，在许多被毛“洗了脑”的人的心目中，“腐败官僚”已无疑等同于“资产阶级”，因此，“反走资派”就是“反官僚”，“反官僚”也就是要反“资产阶级”。这种“民粹主义”性质的“偷换”很容易迷惑人，危害也极大。

甲：好，让我们再回到“清华文革”。我想，正是这种“概念偷换”不可避免地又导致了一个“悖论”，那就是让许多人抓狂的两个毛泽东：十七年打造“官僚政治”并“主导红线”的毛泽东，和文革伊始带领“造反有理”且“继续革命”的毛泽东。

清华大学文革中的“造反派”因此曾分裂为两派，“团派”强调紧跟文革时的毛泽东，要“彻底砸烂”17年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414派”则认为文革前17年是毛泽东的“红线主导”，不容否定，更要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匪夷所思”的是，这两个“毛泽东”竟会让清华的团、四两派，以至全国众多“造反派”之间，争得发疯，打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

乙：其实，这“悖论”之解在于：建国之后，只有一个毛泽东，一个刘少奇，他们背后有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和治国理念，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军事各领域里明争暗斗、此起彼伏。但问题在于，到底是毛泽东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对，还是刘少奇的“走资派”路线对？搞清楚哪一条“路线”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代表黑暗与反动？哪一条“路线”合乎中国的实际状况，代表光明和进步？或者，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反修防修”，那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来看，究竟谁才是“修正主义”？是“刘修”，还是“毛修”？

这些才是现在“研究文革”要认真回答的关键问题。

甲：所以，可以说，清华文革“群众政治”中所谓的“团四之争”，毫无意义，他们无论是跟哪个毛泽东都是跟错了人。而这里的悲剧在于，除了自相残杀之外，各类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文革中实际上都是在做“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事，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帮助毛泽东推迟我国的“民主化和工业化”(刘少奇语)，尽管他们的初衷可能刚好相反。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正视和吞咽的苦果：为什么竟会是这样？

乙：这也是一个现在“反思文革”要认真回答的关键问题。

甲：最后，那你认为，钱理群先生的文章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地方吗？

乙：钱先生撰文讨论了“文革时期群众政治与国家、政党高层政治之间的关系，并对群众政治本身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阅读该文对于理解一个极权国家中所谓的“民主”，以及如何认识群众运动中的“民众”本身，都很有教益。

如果进一步跳出“文革”的圈子来广义地思考所谓的“群众政治”，那么，清华文革的实例，对于研究群体政治行为，政客与公众的互动关系，包括对比中西方国家有关政治诉求、利益冲突、伦理道德、社会公益的公投与选举、抗议与示威等活动，均有启示；对于了解某些群众团体与宗教组织在信仰心理、崇拜思维上的短视盲从、急功近利、狂热极端等弊病，亦不无借鉴之处。

甲：还有一点，我以为，钱先生虽然提出了“群众政治”这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但他以“奉旨造反”一语，正确地道出了“文革群众政治的依附性”。正是由于这种“依附性”，文革显然不是“一场三角游戏”(杨继绳)，更不是“一场现代版的三国杀”(孙怒涛)。这是他与后者的重要区别所在。

乙：是的，钱先生有勇气这样讲真话，的确难能可贵！这很令一些人不爽。虽然，遗憾的是，从文章一开始立论，钱先生就把“文革”的主要矛盾简单地看作是“独裁政治”与“官僚政治”的角斗，但是，这种错误的基调并不影响钱文对“群众政治”的许多分析和结论，它仍然给我们启示和教益。然而，搞清楚“文革”的本质，却可以解决令“造反派”分化的“两个毛泽东”之“悖论”，从而把对“文革”的反思和研究引向深入。

写于2017年6月，2017年9月30日首发于《记忆》197期，p.40 - 51。这里的文本略有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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