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鹰

最近得知，清华校友孙怒涛等人于2018年10月，在微信上创办了一个“文史讲堂”，“用以普及真实的文革历史”，四年来已举办了58期讲座，听课的群友达1300人之多。该讲堂的讲义，已编纂成《黑夜豆灯──文史讲堂讲座集》，并由杨继绳作序出版。

看到国内还是有人在关心文革历史，这当然值得高兴，但如何正确认识文革的本质，更值得深入讨论。

杨继绳是这批学者的代表人物，他在序言中表示，自己仍坚持在其《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一书中的看法。

然而，自十年前开始，我就不赞成杨的“文革反官僚”的观点。那时他给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书写的序言就是这个看法，他认为“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

为此我同他通过几次邮件，但他从未正面回答过我的批评，只是来回送我他的文章《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意思是要我再去研读领会。

2017年杨继绳出版《天地翻复──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一书时，把他这篇又收作为导论。

2018年我写了三篇书评，分别就如下问题，对他展开了批评讨论。

显然，杨氏“文革史”的取材和论述所围绕的主旋律就是：文革前“官民矛盾”严重，而文革就是毛带领人民反官僚，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後胜利者还是官僚。

最近微信上流传着一个凤凰网历史频道关于文革的在线调查，结果是：支持文革的网友多达58%，反对者仅占42%。同时，也常有视频显示，一些年轻人，甚至一些大妈大爷，又穿上红卫兵服，在大跳文革时丑陋的“忠字舞”。

为什么竟会是这样？

现在赞成文革的人多，其中一个原因，正是杨继绳“文革反官僚”说的恶果。

你想，很多人听信杨继绳所鼓吹的：“文革就是毛带领人民反官僚，可惜失败了”的说法，而现在中国正是贪官泛滥，人人痛恨，要清除他们，那“当然应当再来一次文革啦！”以继续完成毛的未竟伟业。

2014年4月25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64社区校友聚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坚定不移地认为：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对中国的贡献超过毛泽东。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世界伟人，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和自豪。”^[1]

这种令人肉麻作呕的论调，今日在国内虽然仍有一定市场，但在文化知识界普遍并不受待见。

倒是像同样来自“优势群体”^[注]的杨继绳的“文革反官僚”说，还有相当的迷惑性。因为杨迎合了参与过文革的“老五届”及“老三届”一些人的心理，即如华新民所说，他们“把当年毛泽东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官僚主义者阶级’比附成今天社会上民众痛恨的‘特权阶级’和‘利益集团’，从而给自己在文革中那一段短暂的追随毛泽东造反的经历赋予正义的光辉，也为自己在文革后的不幸遭遇涂上悲壮的色彩。”^[1]

可是，现在的事实表明，正是这些人所谓的“反思”，误导了民众对文革的认识，为深入批判文革设置了重大障碍，更为当局重启文革埋下了伏笔。

我的那三篇文章如下：

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批驳“文革反官僚”说，由浅入深，逐步揭示文革本质为“两条道路”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而第三篇更是指出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正当性和不可抗拒性，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一贯主张只有搞“完整与规范的资本主义”，把“法国的生活条件”先搬过来，才是封建落后的中国社会的唯一出路，从而为“走资派”正名。

就我所知，以往推崇杨氏“文革观”的人不少，尤其在清华群里。

在《争论的价值──犹太文化的启示》一文中，我写过一段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如下：

到了群里讨论的最后一天，倒是“深爱‘民族英雄’和‘世界伟人’毛泽东”的蒯大富实在忍不住了，“不小心”连发几百个搞笑的Stickers，横扫群友屏幕，到处一片狼藉。众人愕然，甚为费解，以致有人以为是老蒯中风了，在发求救信号哩！其实，他是在重施文革时“覆盖对方大字报”的故技，以发泄怒气，并试图终止对我那篇的讨论。(参见：《争论的价值──犹太文化的启示》，http://www.azcolabs.com/xy_debate.html)

後来我知道，其实也有其他人不赞成杨的说法，但可能是碍着杨的面子，总不出来发声。结果，长期以来，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得罪人。

然而，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正确与否，若是无人理睬、没有争论的话，最终只有被“闷死”的一条出路。我对杨氏“文革观”的批评，就是如此，至今未有任何反响，既非赞同，也无反对，令人如入“无物之阵”。

这正如鲁迅所言，“但中國又是極愛中庸的國度，所以極端的昏蛋是沒有的，他不和你來戰，所以決不會爽爽快快的戰死，如果受不住，只好自己吃安眠藥片。”

“他不和你来战”，这也是现今中国文坛，甚至学界，的一种典型“战法”，因此，我的感觉恰如百十年前鲁迅在日本办文学启蒙杂志《新生》失败之後所言：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正如鲁迅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弔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在专制独裁的时代，“千万无赖之尤”惯于“见异己者兴，必藉众以陵寡，託言众治，压制乃尤烈於暴君”，因而中国更多的则是冷漠和麻木的“看客”。结果造就了无数阿Q、闰土，华老拴、祥林嫂，吕纬甫、魏连殳，红眼睛阿义和驼背五少爷之类的人物。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和悲剧。

老黑格尔说的不错，“麻木且冷漠的民众是专制的土壤”，且二者互为因果，所以至今还没有什么改变，却反而时时变态地滋生出一批批“愚昧又狂热的群氓”，成为独裁之台柱。

再回到前面那个基本问题：“文革究竟是什么？”

现在看到反思文革的文章，很多是个人的亲历，具体控诉种种暴行劣迹或揭露人性的卑鄙。这对于批判和否定文革来说，无疑是非常必要，也是很有力的资料。

但我们否定文革，除了因为它“打打杀杀”、“血腥野蛮”、“摧残人性”、“破坏文物”等恶行之外，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如果回避政治问题上的是非对错，只限于从表面血腥残酷的现象来揭批文革，那毛粉用一句毛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就可以终结所有的指控，并自慰得“理直气壮”。

而在另一方面，如谈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历史时，这些人又可以列举无数事例，包括“中国解放军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美军出征离不开嫖妓”，来指斥西方民主国家的“不公”及“道德沦丧”。

同样，在美国总统竞选会场中，当听众间发生肢体冲突时，川普可以怂恿其粉丝：“打、打、打，我替你们付律师费！”在俄乌战争初期，他却称大举入侵乌克兰的普京为“天才”与“和平卫士”，要乌克兰割地求饶；而最近战事于俄军不利时，这位一向狠勇好斗、作风强悍的川普，也会伪善地大表公正道：“我不喜欢杀戮，赶快停战吧！”

当你问到，世事人物有没有“是非对错”，有没有“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民主与专制、平等与特权、自由与奴役、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卑鄙、良善与丑陋、真话与谎言、公义与邪恶”之区分时，这类论客往往会耸耸肩，轻蔑地推托道：“我不感兴趣”，或故作自谦状称：“我不懂政治”，忽又很懂似地讥笑曰：“哈，政治正确！”或“你也不怎么样！”

然而，以大尺度纵观人类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毕竟总有“是非对错”，也总有依据人类的理性与良知，对“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民主与专制、平等与特权、自由与奴役、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卑鄙、良善与丑陋、真话与谎言、公义与邪恶”等，做出的基本判断，只不过各人按自己的利益、价值、文化、教养、眼光、爱好及品味选择站边就是了。

我反对任何龌龊政治和肮脏交易，但也不会因而便替邪恶势力，如德、意、日等法西斯，去鸣冤叫屈，或兀自遁入空门。

对如何评价文革，也是一样。文革争斗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我的看法是：文革不是“反官僚”，毛文革反的是“走资派”。然而，毛文革反“走资派”的宗旨根本就是反动“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历史表明，只有建立完整与规范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走出封建专制社会的黑暗与落后。因此，只有“走资派”才能救中国。

这才是隐藏在“打打杀杀”之下的“大是大非”。

人们要分辨啊！不然文革真的要以“反官僚”、“反贪腐”为由，“堂而皇之”地回来，再次消灭中国的“资本主义”以及“寻衅滋事”的“走资派”了。

为杜绝文革，使之不再发生，再次希望有志有识之士，能够站出来深挖，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

写于2023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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