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967年4月10日清华批斗王光美会结束后，清华《井冈山》报出了专刊，登载了一篇《三审王光美》的报导，其中记录了王光美对“打菜”一事的问答。

(返回)

五、工作组──毛给刘少奇设的局

七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陆续出面介入，传来“工作组压制革命群众，阻碍运动”的话，要撤销工作组。于是又有人，受“高”人指点，赶快给“工作组”、给王光美贴大字报。到八月初，清华的“工作组”在部分“革命群众”的锣鼓声中，体面地撤离了清华园。

实际上，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正式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仅靠后来校园中的几张大字报，工作组是不会自动离去的。

杨继绳同学认为^[3]，“毛泽东和刘少奇把清华当作一个角斗场。在这场角斗中，刘少奇先出招，毛泽东后发制人，置刘少奇于死地。”

我觉得这种看法有点简单化和表面化。

事实上，自从6月1日批发了由康生暗地鼓动北大聂元梓写的大字报之后，毛泽东便把刘少奇推到第一线来领导他的文化大革命。问题是，既然毛早已蓄意要打倒刘，毛自己发动的文革为什么还要让刘来领导？现在看来，这显然是“工於心计”的毛给刘设的一个局。毛把文革之火点燃之后，便躲到“西方的一个山洞里”(指其老家韶山的“滴水洞”)，在幕后观察。他实行的还是，“欲擒故纵，以逸待劳，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老策略。

的确，工作组是刘而不是毛派的，不过毛已算好刘的“棋路”，知道他会怎样“出牌”。毛间或以社论或通过文革小组成员讲话来搧风、干预，诱导、鼓动、教唆、挑逗并激化矛盾，搅乱局势，以至无论刘怎样出牌，放手不管也好，压制群众也好，他都可以抓住辫子，将他逼上绝路。最后终于给他等到了机会和借口，凭借多年来“造神运动”给自己树立的威望，把群众的怒火一举烧向刘少奇。毛抓住聂和蒯这两块石头，在1966年8月5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期间，以其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示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新帐和老帐一起算，在全国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高潮。

现在来回顾，可以说，以聂来“投石问路”，在北大布阵，诱敌深入，原是在毛的设计之中；而蒯大富和王光美在清华的纠缠，对毛而言，则是一个意外之财。没有后者，毛照样会在派工作组的事情上收拾刘少奇的，这一点可以从北大率先驱逐工作组看出。至少从7月15日起，北大工作组长张承先已受到来自“上面”的批评。随后，中央文革成员有计划、按步骤先后四次云集北大，名为“听取不同意见”，实为为“踢开工作组”定调子。江青开始打出了毛的旗号：“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看你们的”。北大同学曾来清华点火赶工作组，遭到驱逐，故清华驱赶工作组的波峰比北大要滞后一个位相。

无论如何，燕园和清华园里这场自上而下精心导演的，急上、急下、急转弯的过山车游戏已告一段落。当真相被揭示出来之后，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不免总有一种被作弄、被演戏的感觉，这就是毛运动群众的手法，或者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社会主义大民主”。

(返回)

六、红八月──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唯心主义大爆发

工作组一撤，“真空的”校园里已是大乱，各种红卫兵蜂起，各式各样的“安民告示”、“严正声明”、“最后通牒”、“砸烂狗头”的大字报比比皆是。二校门的牌坊被拉倒，校系领导统称“黑帮分子”，教授们统称“牛鬼蛇神”，被迫在东操场劳动，任人围观、戏弄。我亲眼见到建筑学副教授、系党总支委员黄报青一边抬着沉重的土筐，一边坚持认为“蒋南翔同志是马列主义者，不是走资派！”结果被人打得头破血流。

社会上更乱，红卫兵以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为名，任意打人、抄家、焚书、毁坏文物，随意以“群众专政”的借口，给人戴高帽、关“牛棚”、设私刑、剃阴阳头、游街罚跪、强迫劳动、扫厕所等，不一而足，极尽虐待污辱之能事。毛泽东八月一句“要武嘛！”，纵容教唆更无异于“火上浇油”。中国疯狂的“红八月”比上世纪卅年代法西斯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破了旧”自然还要“立新”，一时更名、砸匾成风。“红卫”、“向东”是流行的名字。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王府井大街改为“反修路”，我们年级的女生就在那里被人剪去了长辮子。而最“匪夷所思”的是，有人倡议交通灯改为“红灯行，绿灯停”，因为红色代表革命，在革命面前人们岂可停顿不前？！

真是“革命革命，群众群众，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这里借用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临刑前的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返回)

七、大串联

“八一八”毛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的“革命大串联”开始了。

和《围城》一样，城外的人要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我们也挤上了去外地大串联的火车。那时我的父母早已是“黑帮分子”，因而我从来也不是“红卫兵”的成员，最多只是在外围混混。我和几个要好的“麻五类”结伴，一次去了重庆、成都，另一次同张燕生等人去了广州，住在广州的中山医学院里。在那里一天吃饭时，我竟然遇见了我在北大教书的姐姐！原来她和一帮同事也敢出来串联了，这世界真小。她讲了些家里的事，给了我些钱，几天后就又走了。我在中山医学院也遇到过清华的其他熟人，他们一帮是决心要步行走回北京的！当然，一路“革命”不免也要兼顾游山玩水，例如，到韶山去“朝圣”便是他们的计划之一。其中也有些成员是属于“并联”者，即相爱的男女并行“串联”，简称“并联”，最后，“一路革命”成功，终成眷属。

燕生和我都没有这等福气，我们留在广州有几个月，到高校和报社做了些社会调查。有一次还与清华井冈山头头鲍长康等人一起和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谈判。我们自己毫无准备，只是将道听途说来的一些消息拿来质问，被赵紫阳三两下就化解了，鲍和我们也没有什么话可再说，完全不是对手。当时所谓的红卫兵“炮轰”大约就是这样的水平。不过，那时的红卫兵还是很神气，除了吃饭、乘车不要钱之外，打长途电话也不付钱。电话局的人开始不肯接通，我们的头头L同学，大发脾气，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有重要情况要汇报，你不接就“造你妈的反”！结果线路畅通。

当然，我们也要游山玩水的，我和张燕生几个人便悄悄地坐海轮到湛江去了一趟。那是一个新开发的港口，安静而美丽，印象甚佳。在那里住了几夜，然后又坐长途汽车经佛山市，回到了广州。以革命串联的名义，这一切，包括车船吃住，自然都是免费的。在广州还结识了一批女中学生，后来我们回到北京，她们也串联到了清华。她们讲起一位因瘦小被叫做“小萝卜头”的初中女孩，说她在一次从军区“抢枪”的行动中，被枪弹打死了。我们听了都十分黯然，我记得那女孩苍白的面容和沙哑的声音。那时，广州两派已开始有真刀真枪的“武斗”了，两派都坚信自己是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那些天真的女孩子，更是忠勇异常，毫不怕死。

(返回)

八、北京日报社

回到北京已是秋冬时分。学校里仍然无事可做，记不得是什么原因，张燕生和我来到了《北京日报》社“干革命”。那里已有北航、北工大和一些中学生红卫兵进驻了。报社很乱，编辑人员基本上靠边站，而我们这些人居然可以写社论和评论。在那里，我知道了中国地方报纸是怎样编出来的。开始时我每晚还为第二天的报纸内容发愁，老编辑却稳如泰山，等到午夜时分，电传机便开始蜂鸣，一条条中央报刊社论、文章、各种消息便纷纷传来。编辑们照本宣科，不慌不忙地开始排版。如果版面还有空间，他就拉开抽屉，寻找些以往累积下来的稿件，说这就够我们吃的了。排好后便送车间印刷，然后就发行。一条龙，有条不紊。所以，那时的报纸基本都一样，只是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翻版。而红卫兵笔杆们写的本报社论，也不过是些套话和废话而已。

一天，北航的W同学拉住我，笑嘻嘻地说，走，去逗黑帮玩去！我被他拉到报社的后院，那里关着前社长范谨。W隔着窗户喊到，“范谨！出来！”一位中年妇女应声走了出来，低头站在那里不语。W便呵斥道，你要老实交代！向革命群众低头！这时我忽然想起我的母亲，她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副厂长，也是属于被揪斗的黑线人物，因为北影拍过“美化刘少奇”的《怒潮》，以及卅年代的旧作《早春二月》(柔石)、《林家铺子》(茅盾)等“反动影片”，她脱不了干系。我便拉住W，说我们走吧。这样就结束了他的“逗乐游戏”。我真不知道，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类的“乐趣”？

(返回)

九、干部问题

一月中又回到清华，蒯大富的“井冈山”兵团已占绝对领导地位，但“山寨”内部也已在蕴酿着反对派。

“井冈山”兵团内部一些早期造反派在对待解放干部问题上有着严重的分歧。蒋南翔时代清华的干部教师一贯以政治业务双肩挑著称，能力强、口才好，笔杆硬，思想敏捷，组织严密，自成体系。文革开始，蒋因属刘少奇一线倒台，大量清华的干部教师也因而挨斗受批，他们岂肯就范，服气甘心？“东方红纵队”等人主张尽早解放他们，实现校领导的“三结合”。而以“28团”为主的蒯氏核心害怕那些干部能力和势力太强，最终会夺了自己叱咤清华的“权”，更怕他们“秋后算帐”，因此还要继续毛的革命路线，防止“走资派复辟”。后来即使是老四，在具体结合干部时，也表现有类似於“武大郎开店”的盘算。实际上，这里还是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权力斗争。

这一点，其实，也始终是毛自己的一个矛盾纠结。他既要彻底铲除刘少奇根深蒂固的势力，包括刘的干部系统，以防“资本主义”死灰复燃，又要实现所谓的“大治”，就不能不“用人”。他所扶持的造反派乘直升机而起，忠心有余，治国能力不足，争权夺利却很在行。而毛对原有的干部、知识分子始终不予信任，采取又打又压又拉，又用又疑又防的方针。设置五七干校，对调各大军区司令，用尽手腕，洗脑惩治。不要说对周总理和老帅们，就是自己的打手“王关戚”、“杨余付”、“陈伯达”、“黄吴叶李邱”，以及林彪等，也都先后一个个因政治平衡或失去信任而倒台。实在没有办法可想时，他不得不老着脸又拾起被自己打倒过的“难得人才”邓小平，但也要让他两起两落，战战兢兢，保证“永不翻案”。最后连忠实走狗“四人帮”也不尽如意，称心的恐怕只剩下他身边的一批“女人”了。

(返回)

十、清华批斗王光美的一个细节

1967年4月10日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在清华主楼前的广场上批斗了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最近蒯大富本人对此事件始末作了口述^[1]，王广宇又做了些补充说明。作为一个普通的与会者，我也想谈谈当年的一点印象。

批斗会的场面很大，“捉鬼队”神气十足地把王光美押上台，也是出尽风头。老蒯的讲话及其他人的“批判”内容，都是些文革“套话”，一点也记不得了。不过，有一个场景却使我难以忘却。那就是当王光美被押上台后，我注意到，蒯大富第一件事便是要她跪下向毛主席请罪。文革之中，百姓山呼万岁、犯人下跪请罪是屡见不鲜的事，这正是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传统的陋习，国人从来没有做人的尊严，而膝盖不会打弯的“洋鬼子”则属异类。不过，这里的吊诡之处在于，蒯大富在讲台上居高临下，身后高远处是悬在主楼上的巨幅毛画像，眼前近下处是被押的王光美，这三点几乎是处於同一直线上。蒯这到底是要王向毛下跪，还是向他自己，或者二者兼顾，一时就很难说清楚了。王光美当然不肯，会场顿时群情激愤，口号轰然，在“捉鬼队”的强力按压之下，王不得不就范。在这之后，我立刻听到蒯的得意声音：“哈！哈！王光美，你也有今天！”这些话显然是真情流露、即席发挥，不在其“革命”讲稿之内。当时我沉默不语，事后也只同个别挚友私下谈起过我的反感。我不知道在场有多少人注意到了这一细节。

(返回)

十一、井冈山的分裂

因批斗王光美，蒯大富在全国闻名，人称蒯司令。那时他的声望如日中天。然而，井冈山内部的分歧愈来愈尖锐，4月14日那天反对派在清华成立了“414串联会”。

前边提到两派在“干部问题”上的分歧，现在414派更一般地认为，文革前17年是毛泽东的“红线主导”，必须肯定；而蒯大富一派则紧跟文革时的毛泽东，要“彻底砸烂”17年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个“毛泽东”竟会让两派日后争得发疯，打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

5月30日本是蒯大富成立“革委会”“登基”的大喜日子，校园内的反对派却不给他面子，特选在此前一天，414从井冈山里正式分裂出来，成立了井冈山兵团的414总部。那天在西大操场，我和许多同学一起退出了蒯大富召开的兵团大会会场，用脚投了414的票。就我个人而言，我的选择更多只是出於直觉地对文革霸蛮“新秩序”的反感，并非在理论上有什么追求和执著。

一个兵团，两个总部，蒯大富5/30的统一美梦彻底给搅黄了。从此，清华两派就有老团和老四之称。团者，大约是源於蒯大富的核心和嫡系“28团”之称谓。一年之后的5/30，团派为报此“一箭之仇”，在清华园主动发起一场针对老四大规模的血腥武斗，这是后话了。

(返回)

十二、“线路斗争”及“鸡血疗法”

414成立之后，两派之间你争我吵，摩擦不断。尽管激进分子宣称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多数人开始厌烦这类“派仗”，私下进行自己的“线路”斗争，即女同学热衷於织毛线，男同学忙于焊收音机。同学间常谈论哪里有处理品的元件卖，有一X姓同学因为精於此道得名“X处理”。

身体不好或有慢性病的同学则钻研“鸡血疗法”。据当时流行的说法，肌肉注射公鸡的血可以治百病。这也许是异体蛋白可刺激免疫系统罢？反正没事可干，相信的人，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便成为“革命新生事物”。清华园里的学生也开始养鸡，校医院也替学生抽鸡血、注射，只要你把鸡抱去就行了。我们年级的L同学，患慢性肝炎，也在宿舍楼间的空地上搭了个鸡窝养鸡。然而，不久就出现了矛盾。“鸡血疗法”是指明要用公鸡，而公鸡早上是要打鸣的。这一来，清晨时分，宿舍楼间的鸡叫声此起彼伏，搅醒了大家的好梦，于是意见纷纷。后来一天，鸡忽然不再叫了，原来鸡窝都被人端了，鸡也不见了。那是个“革命年代”，许多“战斗小组”可以自由地采取“革命”行动。在L那鸡窝旁，就有一张大字报，严正声明不许养鸡，署名“鼓上蚤”战斗队。鼓上蚤是《水滸传》里好汉时迁的绰号，善于偷鸡摸狗。那鸡大约也已被“革去了性命”。事后，我见到L呆立在他的鸡窝旁，木然伤心了好久。

(返回)

十三、上方山云水洞

67年9月，在上面撮合之下，好不容易实现了团四联合，双方虽然是“貌合神离”，但总算协议一致要开始“复课闹革命”。十月初，复课的第一天，我和几个同学便“杯葛”了它。其实，并没有什么“革命”的原因，只是因为我们原已计划要到北京南郊房山县的上方山“云水洞”去玩，不愿放弃而已。

我们一行骑车去了，当晚在山下的一所尼姑庵里过夜。因被红卫兵“破四旧”，庵里已无尼姑，且破败不堪。银色的月光穿过空窗直泻而入，轻轻地抚摸着那些散乱在地上约半尺厚的经书残卷，山风的叹息伴随着秋虫的低鸣，我们很快就入睡了。第二天一早，我们沿着有铁锁链的石阶上山，在一所同样空无一人的道观后院，终于找到了云水洞。那是个有许多钟乳石和石笋的喀斯特溶洞，大厅里有山有水，但还未开发，一片漆黑，路滑难走，加之洞里水汽很大，由于散射，手电筒的光也照不多远，只好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前进。不久我们发现一个洞套着另一个洞，即所谓“别有洞天”，因此也很容易迷路。我们记住进洞一路是沿右手拐的弯，这样经过了几个洞，最后我们来到一个穴位，只能匍匐而行，爬过之后，里面不再是溶岩洞了，满地是些巨大的石块，像是新塌方不久的样子。在黑暗中，我们感到了恐惧，不敢久留。出来时便按左手拐弯的原则，沿原路返回洞外了。

初秋的天气凉爽，天高云淡，山上的树叶开始发黄、变红，空荡静寂的山谷，景色十分迷人。回到尼姑庵，我检起几本经书的残本，带了回来。到校后细细检视，方知可能是“大涅槃经”的一部分，上面还有清秀整洁的朱笔小楷眉批，只是不知伊人今安在？

喧闹已久的校园里又现读书声，但所谓复课已不再是原来学院式的讲课了，因为已经“革命”，老一套必须砸烂。有些同学要求进入实验室动手，老师也已成“惊弓之鸟”，生怕被人指为又搞蒋南翔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挖空心思地要革新。於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讲，干脆把讲义发给学生“批判”。那些文革前编写的工物系专业课讲义，都是些油印的本子，我认为很好。79年随我带到美国，无论是读研究生或在公司工作，查看起来仍感到有用。

(返回)

十四、语录操

文革中社会上一度流行“三忠于”、“四无限”一类的歌颂崇拜毛的风气。我们的确听说过，有些地方电话员接线或进商店买东西，都要先以毛语录为发话词，像是姜昆1997年相声段子《如此照相》中说的那样。但我自己并没有遇到过这类事，听了也只是作为笑谈而已，我们还不致于堕落到那样愚忠的地步。当时确有个别同学坚持“早请示、晚汇报”，特别是在食堂吃饭前，先要到毛画像前，口中念念有词地站立一会儿。初始时大家不免侧目，久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我也没有跳过什么“忠字舞”，不过，我倒是记得一种类似的活动，值得一提，那就是“语录操”。

复课后的一天，大约是十一月间，校革委会通知各班派人去学语录操，回来教大家。我班的H同学很积极，自告奋勇去学成了之后，就在课间把大家从实验室里喊出来教。所谓的语录操就是，一边喊着毛语录，一边做相应的肢体动作。因为好笑，到现在还记得一两节。

其一是，“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全身直立，口念“贪污”时，把两手搂向怀里，“浪费”则两臂向左右摊开，然后左脚向前做弓步压腿，上身低头弯腰，两臂向后高举，做文革中流行的斗黑帮的“喷气式”状，因为那是“极大的犯罪”所应得的惩罚，然后还原直立。重复时则再出右脚弓步，如此左右轮流，共做四次。

另一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身直立，双手平端至胸，表示“全心”，然后双臂向上高举过头，掌心向上，以示“全意”，再就是侧身弓步压腿，上肢同时做背纤拉犁状，意味甘做人民的“老黄牛”。这也要分别向左右伸展，各两次。

发明这种体操的人，实在是很有创意和想象力。那时课间做这样的体操，嘻嘻哈哈地伸伸腿脚，也还舒服。不过只做了几天，就没人再做了──新鲜劲儿过去了！现在忽然想到，不知今日的贪官坐牢，放风时是否应罚做此操以自省？或者，鼓励所有官员以此为“工间操”，口念毛语录，时时以“喷气式”的下场“引以为戒”？

(返回)

十五、清华武斗初起

经过一年多的唇枪舌剑，“批判的武器”终于变为“武器的批判”。清华园的武斗开始了。

真正参加武斗的人很少，两派的铁杆们都准备了用钢管制作的长矛和柳条帽，以抢占楼宇为目标。若一处团派势力大，就把老四赶走，反则反之，而势力相当或有战略意义的位置，便成了双方争夺的地方。要争夺就有厮杀，4月23日旧电机馆大战就是一例。那天在楼前围观的人很多。两派逐层争夺，从楼下打到楼顶。我就目睹楼顶二人对刺的一幕。两位身着棉军衣，手持长矛，摆着弓箭步的武士都很谨慎，小心地移动脚步，以防自己滑下楼顶，同时伺机发起攻击，你来我往，形同法国电影《三剑客》。几个回合下来，不知是团还是四，其中一位失去了平衡，于是扔掉长矛，沿着斜面的楼顶滑下，观众都为他捏着一把汗。然而，他似早有准备，到了楼顶的边缘处，纵身一跃，抱住邻近的一颗大树，很快地便溜了下来，安全着陆。人群中顿时响起一片掌声，为他的脱险、或为他的灵巧果敢而喝采，形同古罗马斗兽场上的观众。但另一位便不那么幸运了，他被迫从楼上的窗户跃出，摔在地上，不能起来。当他躺在地上痛苦地挣扎时，却还有另一派的人朝他丢石头。我见到一位女生勇敢地冲出人群，奋力将他拖离现场。

(返回)

十六、逃难清华园

此后风传学生宿舍楼也是要被抢占的对象，即刻校园内呈一片逃难的景象，只见人们手提着细软，或用自行车驮着铺盖，东奔西走，显得焦急而慌张。大批同学离校回家，或在园内觅一自认为安全的住所。我因父母均已被造反派隔离审查，家里无人，也没有意思，便打算留下来再看看。一天，燕生与我同几个还未离去的同学，去某宿舍楼寻人未遂，便在楼内闲逛。楼道里空空荡荡，多数房间里东西还在，但一片狼籍，人已不知去向。同去的一位J同学忽然检起一本郑易里的《英汉大字典》，扔给了C同学，说：拿着！你不是一直想要一本郑易里吗？C同学接住了，却一时不知所措。随后，J同学自己顺手拿起一本小说，一边翻看一边往外走。我们走出宿舍门，C同学手里拿着字典像拿着一块烫山芋，满脸通红地说道，我想我还是不要了……，便跑回几步，把那字典又扔回了那宿舍去。C同学是个有南方口音、小个子的党员，平时待人很和气。C和J不久也都离校回南方老家了。

(返回)

十七、夜走八号楼

我们所住的八号楼414的势力较强，当时我属于414这一派，燕生好歹是团派的系分部委员，但对蒯大富的极端颇有意见，在许多事情与我看法相同。老四要占八号楼的消息越来越明确，甚至具体到哪天会动手。我们住二楼，我室六人，那时只剩我一人住了，燕生便移来，并把自行车也推进室内，因他怕车子被扣。他的腿残疾，要是没有自行车，就别活了。我们仍希望事情不会发生，但也做了些准备。那晚我预先把固定纱窗的钉子松开，又在靠窗口的暖气包上系了条绳子，必要时是条出路。

我们忐忑不安地睡到午夜时分，听到一楼有打斗声，又有声音喊道，人可以出去，自行车留下！后来知道，自行车的内胎是要用来做大弹弓用的。我和燕生慌忙起身，先用桌子把门顶死，然后我跳上窗台，把纱窗踢下去，抓住那绳索，溜了下去。燕生先将自行车坠下，由我在地面接好，然后他也顺着绳索滑了下来。我们松了一口气，正准备推车离去时，一位燕生的同班W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是坚定的414，正负责楼南侧的巡视。我们彼此沉默地对视了几秒钟，他没有说话，只将头一摆，示意我们赶快离去。燕生骑上车，我们便一同走了，身后不时还传来楼里的尖叫声和金属的撞击声。

深更半夜，我们来到工化系学生宿舍，宿舍里学生已不多，到处都有空铺位，我和燕生便随便找了一空间，囫囵倒下，胡乱地将就到天亮。

(返回)

十八、保定府的“勾腿子”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楼道里看到两位正要离去的书生，可能是老四，被几个人拦住了。其中一个粗壮矮小的人，好像是清华中技校的学生，皮笑肉不笑地一边搭讪着，一边用手拍拍一位书生的左右肩，似乎在试探着什么。他突然抓住肩膀，用力一拉，同时用脚绊住那人向前移动的脚，那人一个趔趄便扑倒在地，连眼镜也掉了下来。中技生赶上一步要去踩那眼镜，却被那人的同伴抢先拾起。那书生站了起来，理了理散乱的头发，斯文地说道，我知道你们要打的，那么就打吧。其他同学连忙过来，将这两人推走，并把中技生们隔开，那个短粗打手似未过瘾，还颇有些悻悻然。

这是我在工化系宿舍里近距离目睹的打人一幕，我记起并写出来，除了揭恶之外，还有另外的原因。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对“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的流行说法作了更正，指出“狗腿子”实际上是“勾腿子”之误读，后者是在保定地区流行的一种武术招数。按他对这招数的描绘，那天我看到的那只短粗狗腿子所使的正是“勾腿子”一招。

这一合理更正为保定人摘去了头上误冠多年的恶谥。“狗腿子”天下到处都有，并非保定府专属，同理，“马屁精”亦然。文革中不乏这两类人。

(返回)

十九、“逍遥派”

话说回来，那时校内团派已占压倒优势，工化系又是蒯大富的大本营，宿舍位于校园西侧，离有战事的东区和礼堂区很远，属于大后方。食堂照常开饭，也无人来查问你是那一派的，因此生活和安全暂时是没有问题了，后来日子甚至还过的有点悠哉游哉。那时校园里人少，非常安静；天热了，可以骑车到附近的颐和园，在昆明湖的僻静无人之处，我们脱得一丝不挂地尽情游泳和晒太阳。燕生体胖又不善水性，落入水中往往激起“千重浪”，因此得号“河马”。夏天西红柿一分钱一斤，买一脸盆来洗净后随便吃；燕生和我有时读古文《聊斋誌异》，星空的夜晚下我们争相复述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并赞叹文言文的精义和传神；……既刺激，又享受，我们已成为了“逍遥派”。

然而，我们的思想并没有逍遥懒散。

“文化革命”开始后的第二或第三年，我和一些朋友对“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做法已是疑团满腹。比我高一级的好友J同学，曾同我谈起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对中国社会的看法，核心就是“一人”。也就是说，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君王专制的社会，一切由皇帝自己说了算，或者“朕即国家”，然后就是“君臣父子”的顺从道德关系。我们同意黑格尔的看法，认为“文化大革命”也不过是这种体系的延续。同时，我们也谈到《共产党宣言》里提到的“封建的社会主义”，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辛辣而俏皮的口气写道：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看到这些，我们也不禁哑然失笑。但当时，除了观察和思索之外，我们并没有，也不能做些什么。

然而，马、恩所说的“封建纹章”究竟指的是什么？“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又是指什么？这些问题，挥之不去，断断续续地竟缠绕了我几十年。后来，我忽然明白了：“封建纹章”指的就是“专制和特权”，今日权贵们挥舞“经济改革”的大旗，以“无产阶级的乞食袋”为饵安抚民心，却拒不进行任何触及“专制和特权”的“政治改革”。原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批判过的一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啊！

(返回)

二十、“堂·吉珂德”

当时肯留校参加武斗的同学不多，两边都是些很认真的激进派，不少是体育代表队的，身强力壮。但有一位曾和我同室上下铺的Z同学成为团派武斗队员，参加守楼，这却是我万想不到的事。Z是上海人，瘦长的个子，脸色苍白，说话口吃，平时不甚用功，成绩却很好。然体育却极差，百米和投手榴弹都不达标。我见过他练习投弹的样子，无论如何呲牙咧嘴，也扔也不到20米。因为形似，我们戏称他为“堂·吉珂德”。

武斗时，Z同学被派驻新航空馆，那是位于414所占的八号楼和科学馆之间交通的咽喉之处。后来老四从八号楼突围，与科学馆会合，就是要经过新航空馆的门前。老四突围是个中午，新航空馆里不少人在午睡，Z和几个人正在打扑克牌。忽听到老四突围了的消息，老团们慌忙扔下纸牌，抓起长矛，趿拉着鞋就追。Z自然是落在最后，待他赶到大礼堂时，听到手榴弹的爆炸声，知道是老四投了弹，老团们不得不停了下来。如当年有机会，我倒真想为他拍张照片，看看他拿着长矛是否更像现代的堂·吉珂德了？

(返回)

二十一、5/30会战

5月30日凌晨，团派按预定计划，携带长梯，趁夜突袭老四固守的东区浴室。不料老四已有准备，前一天在楼顶加焊了铁栏杆。攻防一直持续到天亮，团派并未得手。清晨，老四调来队伍，从工物系馆出发，意图解围，但受到老团阻击，于是两派武士在东大操场会战。一开始，老四队伍组织精良，并有土坦克助阵，刺死团派的许恭生，许是高校击剑比赛的重剑冠军，任武斗队的技术教练。但老四亦有人中箭身亡。双方在操场相持不下。老团又开始强攻老四固守的东区浴室。

那天早上，我在工化系宿舍楼道里听到喊声，“快去看武斗！”我和燕生便随着人流走，过了十饭厅后边的那条小河，便有老团的武士不让再前进了。聚在那里围观的有几十人，远远可以望见东区浴室的战斗。在那里，我见识到那用自行车内胎做的大弹弓的威力。一位手执长矛，头戴柳条帽的老四，被射来的砖头当胸击中，立时仰面倒下。但老团几次试图以云梯强攻亦未遂。修缮科工人段洪水从梯上被挑，摔下来当场死亡，足球队的时作隆又被人怂恿作了先锋。我后来听到在场的同学说起，当时有人喊到，“小时行，让小时上！”就给他扣上了柳条帽。时作隆上到云梯顶端，守卫的老四一枪刺来，被小时躲过并抓住了长矛，但老四却顺势将长矛一送，小时便连人带矛一起跌下云梯，以致高位截瘫。后来毕业分配时，因武斗残废学校是不管的，时同学生活没有着落，有24位同学便相约每人每年寄给他半个月的工资，我在青海时的C同学便是其中之一。他是按时寄了的，但据时作隆说，后来因各种原因，有些人就中断了。这种江湖义气式的约定，最后不了了之。时作隆于1985年去世。

最后因屡用云梯强攻失利，老团开始采取火攻了。不久浴室上空开始冒着浓烟，外围老四几次救援，都不成功，便转而袭击老团的第一教学楼，试图“围魏救赵”，但也未果。最后，因伤员危殆，守浴室的老四同意放弃，条件是要将伤员立即送医院救治。5/30会战以双方死伤多人而黯然告终。

现在来看，如果说当时那些武斗干将神似堂·吉珂德，并不过分。在他们心目中都把对方的同学看作是些反对毛泽东的十恶不赦的“魔鬼”，因此一定要消灭掉。加之毛以最新语录“火上加油”，曰“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既然是打国民党，那自然是你死我活了，在手段上就更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双方的武器很快地从长矛、弹弓等冷兵器升级为步枪、手榴弹，也有土坦克、燃烧瓶。攻击性更强的老团围困老四据点时，设置了重重关卡，其中最别出心裁的是，在第一教学楼前立起一个由木杆和绳索组成的装置，形似一个巨型的苍蝇拍，当有人从下面通过时，哨兵只要松开机关，“蝇拍”便将来人拍倒网住。据说它的确这样捕获过俘虏。后来更采取停水、停电、火攻、投毒等手段，甚至以狙击步枪封锁猎杀无辜，以致困守“科学馆”和主楼的老四处于极端艰难的状况。

团派不断制造事端，使武斗升级，除了想要压垮414之外，还想压中央表态。414几次在京城抬尸游行，抗议团派杀人，亦是希望上边出手解救。

(返回)

二十二、工宣队──毛给学生设的局

414顽强的坚持终于让毛坐不住了，他必须结束这种失控的状况。于是毛重施“运动群众”的故技，请工宣队、军宣队来“领导”清华的革命运动。真不知它和刘少奇派的工作组有什么不同？

更可恶的是，毛故意事先不打招呼^[注]，让毫无准备的工人们领命前往武斗地区送死。这显然是给学生们设的一个局。你想，学生们如果识相缴械便罢，如若不依，打死打伤无辜工人，他们自然理亏嘴软，不由得他们不听任摆布，而吃了亏的工人们则更记恨这些“臭老九”，伟大领袖便可以从中渔利。

7月27日上午，入驻的几万工人，不明就理，手持毛语录，懵懵懂懂地来到清华。414自是盼来了“救星”，立即放下武器，配合行动。工宣队却受到团派的武力抵抗，结果死五人，伤731人。那时狂傲的老蒯，自持是毛的文革宠儿，眼见得眼中钉414即将被压垮，岂肯就范於半路杀出的什么工宣队？他向毛告状，要抓黑手，不料正抓到了毛的头上，自讨了一个没有趣。在入驻的工人死伤多人之后，7月28日凌晨3点半毛才出面接见了五位学生领袖，“英明地”指出，他所倚重的“小将”们没有按照他的方向去搞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文革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了。

这样的表态实出乎两派意料，团派尤甚。“狡兔尽、走狗烹”，小将们的历史任务完成，该是下乡上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了。

那些死伤的工人们呢？后来似再未见有人提起过。现在想来，他们实在有点冤枉，既然伟大领袖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如果老人家早点出面，工人们的死伤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不过，这样一来，就不易拿住小将们的短处而一举镇住他们，亦不能突显领袖的英明。况且领袖也讲过：“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为了及时抛弃鸡肋、顺利完成文革换马之大计，区区几个工人的性命，又何足挂齿？毛后来只用几顶高帽和转赠几个外国芒果便抚平了工人们的怨气，可谓既周到又经济。

学生们下台了，除了迷茫和失落之外，他们是否还有什么东西值得自慰呢？或更一般地问，如何看待文革中两派的斗争呢？

多年来，和许多人一样，我一直认为，文革中两派都是毛手中的棋子，半斤八两，互斗毫无意义。现在细想之下，也不尽然。特别是造反派之间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破了毛的如意算盘，让他的“七、八年来一次文革”的美梦，变成“来一次七、八年”的尴尬。看到他后来“骑虎难下”、“众叛亲离”、“枪法大乱”的狼狈相，着实也有些快意。试想，如果当时人们对他百依百顺，诸事都遂了他老人家的意，让“四人帮”顺利接掌江山，那中国还不知要倒退到什么黑暗的地步去了！在这个意义上，414坚持信念、殊死抵抗是令人感佩的。他们和所有不合毛意派别的存在一样，阻挠了毛尽早结束文革的计划，尽管他们还都自以为是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从毛7月28日召见五大学生领袖时的讲话来看，毛是明显地痛恨414坏了他的大计，而偏袒心仪的蒯大富团派。对后者毛只是大骂他们“愚蠢”，而且去而复返，再次特别交代“‘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4]

这很令人感动，是吗？

毛一生整人无数，在政治斗争中，只有“其乐无穷”，哪里有过什么恻隐之心？他这样嘱咐，不过是表达其“投鼠忌器”的隐忧，器者即他自己，“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他晓得，若是否定他所依仗的“红卫兵造反派”，那下一步就是要否定他自己了。在7月28日那次召见中，毛泽东和造反派都流了眼泪。那天北京阴天，正下着小雨，毛似乎预感到“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凄凉和恐怖。

顺便说一句，孙怒涛同学承认，414能够存活下来，与周恩来暗中苦心袒护不无关系。而这，实际上也等于回答了杨继绳同学文革初期问过周的那个敏感问题：“对毛主席的讲话要不要一分为二？”^[3]在那种场合下，你想，他可能会有别的回答吗？而在实际作法上，周恩来并非处处紧跟，但又让毛抓不到什么把柄。周恩来就是周恩来，他不是叶剑英、谭震林，可以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周的位置很微妙，但他和林彪是绝对不相同，而毛也的确始终没有信任过周恩来，最后甚至狠毒地下令拖延“周公”的癌症治疗，以求他务必死在自己之前！

毛泽东运动群众、算尽机关，撒下怨恨与分裂的种子，最终自食其果，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