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鹰
[内容摘要]本文旨在说明“文革”的实质，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同时批评了杨继绳等人的“文革”是“反官僚”论，最后论述“文革”为什么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以及“走资派”在中国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目 录
甲：现在贪官污吏盛行，人人痛恨，而一些年轻人往往以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是“反官僚”、“反贪腐”，毛主席给了人民“大民主”的权力，因此是件好事，故也怀念毛时代。那么，“文革”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乙：是啊，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文革结束已经四十年了，至今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不仅是年轻人那样想，一些亲历文革的“造反派”现在反思时，习惯性地又回到文革初期的状态和思维，仍然以为毛是人民盼望的正义和高尚的“大救星”，是英明的领袖带领百姓反“昏官”、“庸官”。例如，杨继绳认为，“毛泽东要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党的阴暗面，企图以此保持党的纯洁性，他需要造反派实现这个目标。”[1]
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八机部长陈正人的《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上做了批示。杨继绳特别提醒我们，在这个批示中，“请注意，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说法，并说“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1]，[2]。这样替工人说话，真让人“热血沸腾”啊！
乙：从表面来看，文革似乎是解决“官民矛盾”的运动，它也的确冲击了大部分干部，“造反派”可以起来“批斗”官员，公开揭发他们的“罪恶”。但这种逻辑有两点说不通的地方。
甲：那是什么呢？
乙：第一，“官僚”是个含糊的概念。人们通常是在作风和道德的层面上来理解，即指脱离群众、无所事事，以至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官员。然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只有刘少奇那一派的干部是“官僚”，要“火烧”和打倒，而毛派，包括他自己和“四人帮”等，则都不是“官僚”。这就说不通。
如果要谈论“官僚”，毛泽东本人难道不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官僚”吗？只要看看他建国之后的所作所为，便不难知道，心高气傲的他有哪一项主张不是严重脱离我国实际的空想和妄想？其中著名的“反右派”、“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致使全国饿死几千万人，真可以说是败笔连连，劣迹斑斑，他却一意孤行，拒不认错！而他所扶持的林彪集团、“四人帮”一伙，以及康生、陈伯达等人难道就是“公仆”，而不是可憎的、无视人民的“官僚”？1976年的清明时节百姓不是表现得更憎恨他们吗？
所谓“造反派”一语，也很含糊。同样，只有跟着毛去倒刘的算是“造反派”，而那些反毛和林彪、反“四人帮”，或保刘少奇的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蓮、丁祖晓、王容芬等就都绝对是“反革命”！
甲：你是说，这貌似正义公平的“反官僚”现象之下，有一条暗藏的界限？
乙：是的，那就是划分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界限，即所谓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这其实并不是“暗藏的”界限，毛泽东从文革一开始，在“五·一六通知”里就讲明了这一点，只是许多人，包括杨继绳在内，对此“视而不见”，至今还在“隔靴搔痒”地谈论“官僚阶级”或“特权阶层”。
此外，如果说文革只是毛泽东要治官、要搞平衡，或只是官僚之间的内斗，那怎样解释文革运动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怎样解释，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运动重点批斗的还有各种“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
这是“反官僚”一说的另一个说不通的地方。
甲：杨继绳这样来解释，即毛认为那些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也是附着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上的“特权阶层”[2]，所以也要批斗。
乙：这种推广把党内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如吴晗、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以至老舍、周谷城等“学术权威”，都纳入了“特权阶层”，成为人们仇恨的对象，这是想给毛泽东发动疯狂的文革找一个“正当”，甚至“正义”的理由吗？
甲：我也觉得那样讲很“牵强附会”，因为那又怎样解释，文革中，除了少数御用文痞和秀才之外，几乎所有专家、教授、作家、演员、中小学教师、普通的文化工作者，一般干部，甚至一切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整治？中小学教师、校长又算是什么“学术权威”和“特权阶层”？为什么毛泽东也不放过这些人？
乙：所以，这里还是路线斗争，是政治权力的斗争。关键在于，毛泽东认为，“解放后在文化教育领域内，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这些大帽子一压下来，中小学教师，甚至一切知识分子还逃得掉吗？
甲：不过，话说回来，国家本身“是官僚主义的温床”，时间一长，总会滋生贪官污吏，这也是事实。
乙：不错，共产党内的腐败历来就有，早年有顾顺章、向忠发，后来有刘青山、张子善等代表人物。解放后，干部收入高些，也的确有特殊的待遇，包括困难时期的“糖豆干部”、“肉蛋干部”等(指困难时期17级和13级以上的干部有些额外的糖豆和肉蛋的供应)。但总体上，那时干部与普通工农的差异，并不到《九评》所说的苏联官僚们“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那样严重的地步。那时官场上的营私舞弊，贪污腐化，也远不及今日那么普遍和猖狂。总体而言，政府还算清廉，官员也尚俭朴。
就高级干部来说，待遇和特权彼此大致相同，毛和刘二人之间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不能因此便说，刘少奇及其一伙就是“官僚阶级”或“特权阶层”，而毛泽东的一派便不是。事实上，生活上刘反倒比毛要清廉自律，他没有毛的那些风流韵事。
所以毛并不能以“官僚主义者阶级”构成打倒刘少奇的口实，更不用说有“海瑞”口碑的彭德怀了。
甲：那毛为什么要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说法呢？
乙：我想，毛泽东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批示，用意只是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妖魔化，更多具有激发众怒、煽情造势的意义。然而，令他感到不妙的是，这种说法因为阵线不清，它可能又有“引火烧身”之弊，也就是我们上面说的第一个不通之处。他恐怕人们会问：“你毛泽东的政策饿死了几千万人，就不是吃人的‘官僚’啦？”所以，后来就不再见他有这一提法，而是直接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恶谥来兴师问罪，以路线和司令部来作为划分干部好坏的界线。
现在一些人抓住毛在64年的一个批示，按自己推理的需要，大作文章，完全脱离了实际情形。
甲：记得是陈伯达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语太绕嘴，就给简化为“走资派”了。那么，究竟什么又是“走资派”呢？
乙：这个“帽子”果然厉害！它可大可小，大的可以戴给刘少奇，小号的可以戴给中学校长。毛自己的准则就是，只要是不合他的“社会主义道路”模式的，或他不喜欢的人，统统可以戴上此帽子，予以打倒。这样一来，连清官“海瑞”也逃不掉了。
甲：有没有中号的帽子？
乙：大多数就是中号的。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为例，一位国务院的部长，可以算是个“当权派”了。1965年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党内是否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问毛：“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随口就点了煤炭部长的名：“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于是文革一开始，中央文革小组的爪牙戚本禹拿了这句“金口玉言”到北京矿业学院去煽风点火，正在“大庆”蹲点的张霖之就成了煤炭工业系统的头号“走资派”，立刻被“造反派”揪回北京，连续打斗一个多月，1967年1月22日凌晨，被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打死在校园里。
甲：张霖之属于钦定的“走资派”，应当算是个“典型”了，但他到底有过什么“走资派”的“劣迹”？为什么是个“十恶不赦”的贪腐“官僚”？
乙：至今无人知晓！给他定罪凭的只是毛泽东当年讲过的那一句话。(注：据文革时的揭发材料，张霖之在煤炭部的确推行过“计件工资”措施，把煤炭产量搞了上去，这是他作为“走资派”的一条“罪状”。──小鹰又及)
甲：那为什么毛泽东这么恨张霖之？
乙：其实，毛对张霖之的“业绩”或“恶行”有多少了解，或张是否与毛有什么“过节”，这并无关系。毛泽东那是跟刘少奇过不去，张霖之就成了其斗嘴的牺牲。不难想象，假如刘少奇问的是：“冶金部、煤炭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恐怕会说“怎么没有？吕东(时任冶金部长)就是！”
甲：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刘少奇说他不是“走资派”，那他一定就是了。
乙：正是这样，此乃“两个司令部斗争”之谓也。毛这般定罪法，是不是个专制的“官僚”？这和斯大林动辄指人为“人民的敌人”，便予以枪毙，又有何区别？
甲：可是杨继绳一再强调：
“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是多方面的：他对等级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满，……。他对官僚们用物质利益作为调动积极性的手段不满，……。他对官僚们欺压百姓和特权腐败不满，……。”“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他怀着深深的忧虑。”[2]乙：“官僚，官僚，官僚，……”，“一言以蔽之”，就这样轻易地给刘少奇以及文革中所有挨斗的干部，包括彭德怀、张闻天和邓子恢、王稼祥和李维汉，以及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等在内，都戴上了“官僚”的帽子，我想，这种说法很迷惑人，也很煽情，但不合实际。我们不要根据自己的理论需要，就抽象地推理和想象，说文革是“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2]
请结合具体谈谈，文革所打倒的那些从大到小的“走资派”代表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煤炭部长张霖之、中学校长卞仲耘，以及那些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如吴晗、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以至老舍、周谷城等，为何统统被称之为“官僚”？他们到底都有哪些可憎的“官僚贪腐”、“鱼肉百姓”之恶行？究竟与群众又有些什么不可调和的“第一重紧张关系”？非要由毛泽东发动“造反派”来打斗至死不可？难道今天还要杨继绳按照毛关于“做官当老爷”的“文艺批示”来给他们定罪吗？
甲：你这么一问，就不难看出那种美化毛泽东的说法之虚伪。他们深陷毛氏“文革思维”中不能自拔，反而努力揣摩毛的意思，说“他怀着深深的忧虑”来“反官僚特权”。而对于毛自己的问题，杨继绳却只用这样一句话就轻轻地打发了：
“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2]乙：多么堂皇的理由啊！但我想，不这么搪塞一下，杨继绳“文革反官僚”的文章恐怕就做不下去了。那好，我现在也不谈什么“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只想问一句，那时百姓的怨言怒气或“官民矛盾”，是针对刘派官员的“劣迹”或“修正主义”为多？还是针对毛的方针政策和他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为多？
从解放初期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开始，从“反胡风”、“反右派”，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面红旗”、“反右倾”、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大抓“阶级斗争”，这些不得人心的事不都是老毛干的吗？但为什么到头来，文革中反倒是刘少奇因所谓“官民矛盾”而被打倒？是因为他反对过“合作化”、搞了“包产到户”、搞了“物质刺激”，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替“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翻案，又包庇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而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吗？这说不通啊！这还是老毛的说法耶。
甲：可是杨继绳在他的文革史《天地翻覆》第一章“简短的结论”中，却告诉我们，自1949年以来，
“为了防止官僚蜕化变质和缓解官民矛盾，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发动群众揭露官僚集团的黑暗面。”乙：这真是一个大忽悠！杨要继续“打倒刘少奇”，也不能这般不顾事实地美化颂扬毛泽东啊！谁都知道，解放后毛“一次又一次发动”的各项运动都是为了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他的“阶级路线”不断地煽动“阶级仇恨”，制造更多的社会对立，哪里有过什么要“缓解官民矛盾”的事？毛的宣传方针只许歌颂“社会主义”的“形势大好”与“前途光明”，文艺作品不可以写矛盾，只能描写全国到处“莺歌燕舞”和“花好月圆”[9]，又哪里有过什么要揭露“黑暗面”的事？
甲：正相反，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之后，记得毛倒是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控制新闻出版怎么行？中国五十万个大队，一个大队报道一条社会黑暗面，不出一个月我们就垮台了。”(大意)
乙：这句话，初听起来似乎也有些“道理”，但其诡辩之处在于：以把事情推到一个“极端”而出现的荒谬，来“证明”另一个“极端”存在之必要。
甲：是啊！那会儿有过这么件事：1960年7月26日，湖南女工、贫农女儿刘桂阳在北京中南海北门外，双手高举纸牌抗议，上面写道：“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和“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刘桂阳因此被判入狱五年。刘少奇知道后批示：刘桂阳无罪，应回原单位工作，撤消判决。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之后，1969年3月16日刘桂阳又被地方军管重新收监，维持原判，并加判有期徒刑五年，直到文革后的1979年才被平反。
乙：记得大约是1964年，我也听说农村中有过这样一副春联：上、下联分别是“二三四五”及“六七八九”，横批是“社会主义好”。当时校方党领导告诫我们，这是恶毒讽刺“社会主义”缺衣(一)少食(十)，“今不如昔”，这是“阶级斗争”！但难道那不是事实吗？谁好谁坏，农民心里明白得很，毕竟横批不是“三自一包好”吧？
甲：问得好！这些“黑暗面”，毛都让“揭露”了吗？当时这些公开的抗议和讥讽，以及更多人私下的议论及腹诽，都是指向了“谁”和“什么”？难道我们现在还分辨不清楚吗？因此，我们不要抽象地、笼统地谈论“官民矛盾”，而是要具体看是什么“路线”引起什么“矛盾”？而且，我们是讨论文革的是非问题，也不要把现在的“官民矛盾”掺和进来，说什么文革那时就反了贪腐和特权。
乙：现在很多人谈到文革起因，都笼统地以“官民矛盾”为基础。但是我要问，文革前夕我国“官民矛盾”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60年代台湾当局几度认为大陆遍布干柴，是“反攻大陆”的绝好机会，只要派人点火，民众必然“揭竿而起”，一举推翻共产党。但这并未发生。
如果说“官民矛盾”是文革的主要起因，而文教界是文革中的“重灾区”，那里的“官民矛盾”应当是很突出了。但我们那时都在大学，对那里的“官民矛盾”又有多少亲身感受？高教部最大的“走资派”蒋南翔又怎样是个“官僚”了？那会儿清华的党干师生不都是很拥戴这位蒋校长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吗？
甲：自62年到65年，毛认为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分子”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但事实上，可以说，这正是建国后“官民矛盾”最少的时期。那时就那点宽松的政策，似乎已足以让人心情舒畅，工作积极性陡长，国内经济和文化，一派“欣欣向荣”。许多家庭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学生也可以入读清华，甚至保密专业。你仔细想一想，是此时的“官民矛盾”更突出呢？还是68年以后刘派彻底倒台，毛派一统天下之时？那时“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可都是纯“毛”制品，再也没有刘少奇掣肘，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连“白卷英雄”也可以受到全国吹捧。总之，一切都非常之“革命化”，不亦乐乎？但百姓都没有怒气和怨言吗？青春荒废的一代人也都“无怨无悔”吗？恐怕正相反。这你总不能把这“矛盾”也归到刘派“官僚”的头上去吧？
乙：我们这里还没有谈文革的66年到68年，那是个变迁过程，不是稳态。就算它不能定性，但毛路线下的那两年，又搞得多少人“家破人亡”、“民不聊生”？有几个人对它满意？总之，毛、刘的路线有没有区别，各人自己应当心里有数。
甲：所以说，冤有头，债有主，我国的“官民矛盾”到底是从何而来的？这要做具体分析，对共产党、对毛和刘，不可“一概而论”，更不能“颠倒是非”！
乙：当然，我必需承认，杨继绳文章中提到“极权主义官僚体系”的问题，他讲的都对，而且“于今为烈”。但我们应当看到，毛泽东顽固地要走他那条“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要进一步强化这个专制体制，他发动的文革从理念到方法都是错的；相反，被杨继绳称之为“官僚集团”的刘少奇等“走资派”，以及为其“摇旗呐喊”的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长期以来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他们主张“新民主主义”道路，反封建、倡民主、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反倒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
从大局上看，难道不是这样吗？尽管他们在细节上并不像杨继绳所要求的那样完美无缺，例如，他指斥刘少奇等人在谈论罗瑞卿自杀一事时，表现得“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没有道德”[2]，刘少奇在文革初也“贬损过梁启超、梁思成”[1]，但因此就都成了令人憎恶的“官僚”了吗？
甲：由这个“反官僚”的前提出发，杨继绳继续推理：“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于是他就得出结论：“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1]，[2]
乙：这真是一大“发现”！在他描绘的这幅图画中，似乎毛泽东是以救世主的姿态，超然地站在这三角形的顶端，好像他发动文革的用意和宗旨是好的，只是那“左右逢源”的方式方法错了，结果竟“令人扼腕”：文革因为“造反派”没有革透“官僚”们的命而失败，才招致今日官场的腐败横流！
然而，如果笼统地说，“文革就是反官僚特权”──而官僚特权正是人人痛恨的东西，尤其在今天──那就会导致基本肯定文革，并且把毛泽东划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一边，结果，他成了一位让人同情、怀念和拥护的“失败的英雄”。而一些论客也跟着把“文革”解读为“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秦晖)，好像毛泽东始终与百姓同在，文革“左”的不是毛泽东，竟是那些“反毛的官僚”，即刘少奇等“走资派”！──马屁居然可以这样子拍法，实在是 “匪夷所思”啊！
甲：到目前为止，我们还都是限于从政治上来谈“谁才是‘官僚’？”的问题，并没有涉及“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但即使退一步，按今天人们对贪腐官员的概念标准来看，刘少奇既没有那些全国各地为毛修建的奢侈行宫和上亿的私人存款，也没有如毛派主将康生住的那种豪华宅第和私藏珍贵的国家文物，那怎么向他问罪才好呢？
乙：是啊，如果现在有人要把刘少奇打成是“特权腐败”官僚的代表，那恐怕就要“掘地三尺”来坐实他的“形穷实富”罢？
甲：现在还有人喜欢引用毛泽东1975年谈到“走资派”的话来批刘少奇，说他们
“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乙：毛说的那些批评“官僚”的话，“好房子，汽车，高薪，服务员”等，对毛自己和毛派都适用，怎么“官僚”都跑到刘派一边去了？毛派就个个清廉？此外，为了避免“穷究事情的本质”，毛也忘了提自己还有用特权霸占的“许多民女”和用特权强制发行“毛选”获得“巨额存款”，刘少奇没有。……毛这样把“走资派”和“官僚”混为一谈，这是“忘我”煽情，还是把水搅浑好忽悠人？你懂得。
甲：值得注意的是，杨继绳在他的文革史《天地翻覆》一书的第二十六章里，几乎不加任何批驳就大段列出毛在文革后期的荒谬言论，其中也包括刚才的那段话，最后他还动情地写道：
“毛泽东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给后人留下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中国以后的政治会发生影响，它将成为反对官僚集团的政治武器。”一副很欣赏的样子，他是要把这些毛语录作为“政治武器”传给后人啊！乙：这些人现在说起话来还是毛腔毛调，“鹦鹉学舌”地写文章。不过他们只学了前半句，为我所用，就大骂“官僚”，而对毛后半句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是“反动”？却不置一词，对“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一事，也不作评议究竟谁是谁非？这就完全掩盖了“文革”的本质，明显地站到了毛派一边去了。
甲：所以，如果像杨继绳那样，认为毛泽东是“用民众的力量来平衡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就是鼓励群众造官僚的反”[2]，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美化了毛，至少会误导今天的一些人在心理上的认同，甚至向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但是，我要问，如果“文革”不是一场“反官僚”运动，那它又是什么呢？究竟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么大规模的“文革”呢？
乙：如我前面已提到过，“文革”显然不是一个孤立的突发事件，它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甲：你这样讲，有什么根据？
乙：我们研究“文革”还是要看基本的历史文献，如毛泽东主持批发的“社教23条”、“五·一六通知”以及“文革16条”等。那里面讲得很清楚，这场运动就是要整“走资派”。除此之外，他并没有什么其它的“隐秘动机”；而毛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里，更直接写明了他对刘少奇的问罪。
甲：也就是说，毛那时已明确意识到，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乙：对！刘少奇就是毛泽东心目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甲：现在有一些文革学者质疑道：“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他们认为“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胡平)[3]
那就请你谈谈刘少奇的路线是什么？他到底是不是个“走资派”？刘派有没有发号过与毛不同的政令？
乙：好！大家都知道，刚建国时，刘少奇就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要先搞些“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国家生产不发达，生产落后，今天不是私人资本工厂太多，而是太少。现在不只是私人资本主义可以存在，而且需要发展，需要扩大。”
1951年土改之后，一些同志对农村中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党内有人建议“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的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刘少奇立即批示道：“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显然，他那时反对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1年2月28日刘少奇在北京市人大会上讲：“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这完全是与毛强化“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经济“集体化”、“国有化”等主张唱反调。
1955年刘少奇支持邓子恢砍掉卅万个合作社，被毛骂为“小脚女人”。
1956年“八大”时，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强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否认了毛一贯热衷的“阶级斗争”理论。而在新党章中也略去了“毛泽东思想”，他不赞成对毛搞个人迷信。
同年，刘少奇又支持周恩来等在经济工作上“反急躁冒进”的主张，后来被毛多次痛骂为反对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反对“大跃进”。
在1962年乘毛氏“三面红旗”大败之时，刘少奇又推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农村经济政策，这也就是土改以后，他主张在中国农村实施的经济纲领。
60年代中期，毛大力鼓吹“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而刘则在工矿企业中推行“计件工资”、“奖金挂帅”等“物资刺激”措施；许多人不知道，文革前不久他甚至还在热衷试办大工业托拉斯。刘与毛唱反调，实际上是主张实行“市场经济”，否定毛的“人民公社”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路线。
[注]：文中的缩写“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
甲：说到这“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我想起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1951年，几乎与刘少奇反对“合作化”的同时，铁托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1953年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到了196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的经济成长相当突出，私人企业已达十一万五千多家。虽其生活水准終究無法真正趋近於西欧的水平，但是显然超過其他共产党所領导的国家。
乙：是的，除了六十年代初及七十年代末我国农村实行“三自一包”及“四大自由”政策后有眼可见的成效之外，铁托的成功实践可以说是刘少奇“走资派”路线有效的一个“旁证”。铁托做了刘少奇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然而，后来铁托也被毛泽东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大加批判。
甲：对了！如果不健忘的话，当时国内还有一条所谓的“文艺黑线”，它提倡深入揭示社会矛盾又宽松自由的文艺政策，还公开推崇“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但文革中却被归纳上纲为“黑八论”；又有一条“经济黑线”主张“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和“利润挂帅”；哲学上搞的是“合二而一”；外交上搞“三和一少”；军事上搞“军衔制”和“大比武”；政治上要为“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平反翻案”，还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连中共中央书记处搞的“二月提纲”也鼓吹“资产阶级”的口号：“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以保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不受毛的批判
[注]：文中的缩写“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三和一少”指“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脱帽加冕”是指“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
乙：现在看来，这些所谓的“走资派”罪行，都是正确的事，是好事！但按文革时对刘少奇的批判来看，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整套“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刘少奇麾下有一庞大的干部队伍和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分别掌控了“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组织部”、“外交部”，“中联部”，国务院及各部委，党校和社科院，报刊出版等舆论机构，以及北京市委等省市要害部门。1965年毛泽东要批《海瑞罢官》，在北京硬是推不动，别人就是不听他指挥，按毛的话来讲，彭真的北京市委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陆定一的中宣部是“阎王殿”！结果他也只能到上海秘密地搞。总而言之，按毛的话来说，那时就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毛泽东真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家寡人”了。
甲：而且，重要的是，在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人们都可以看到有刘少奇的身影。特别是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更是挺身而出，当着与会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七千人的面，一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直接点出了毛泽东的错误。接着刘少奇又亲自主持了中央一系列的工作会议(如史称的“西楼会议”)，具体地大幅度向“右”调整了毛泽东的各项政策，这也就是他说的“要退够”的意思。
乙：刘少奇还有一句话是直接对毛说的：“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这反映了刘、毛在治国理念基础上的冲突。毛不在乎百姓“生命”，偏行己路，以至饿死几千万人，刘则很愤怒，力图改变毛的路线。他最终不惜与毛决裂，到死也没有屈服，被毛称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甲：这里的问题在于，治史之人能不能正视这些事实，并给出公正合理的说法？
乙：可惜，现在许多人都忘记了，或者干脆否认，这些当时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更不要说去重新判断这里面的是非曲直，并追究理论分歧的根源所在了。
甲：而杨继绳的“官僚”论，除了上述“第一重紧张关系”之外，还需要引入新的因子，才能对这些上层政治斗争加以解释。他是把这些斗争归结为
“在官僚体系内部也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是因为干部任命制、上级决定下级的命运造成的，也与‘打天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山头’有关。”“在文革中，这两重紧张关系互相交织、互相纠结，使政治斗争失去了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界线，广大参与者成了角斗场上左冲右突的群氓。”[2]乙：杨继绳用“第一重紧张关系”(官民矛盾)，把文革曲解为一场“反官僚”的运动，现在又用这“第二重紧张关系”(官官矛盾)，把它淡化为一场无目的的“权力之争”。由此，他把党内政治上重大的分歧，庸俗浅薄地归因为“‘打天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山头’”所致，从而否认了“路线斗争”中的“是与非”、“正确与错误”。
可是，一旦进入“派系”、“山头”等人事、亲缘和历史渊源关系，他的理论就变得非常复杂，容许有无限多个待定参数来解释单个事实。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仅此一点，这个“唯象的”理论就显得很“拖泥带水”，远不及“反走资派”的“路线斗争说”来得“简洁和清晰”。应当说，“走资派”的问题，才是文革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甲：我最近看到北大的陈坡对毛发动文革起因的沉思录三十三，他指出了一些很重要的史实：
67年《红旗》5期刊发的经毛审核的戚本禹的批刘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向刘少奇提出了八个为什么，其中重大政治指控是刘在抗战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建政后坚持新民主主义反对过急过快搞工商改造与合作化、56年主张阶级斗争熄灭论、三年大饥荒时期推行“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内外调整政策……戚的指控从另一个革命大批判的视角反射了从45年到66年毛刘的一些重大分歧，终于爆发于64年的社教运动，65年毛开始设局铲除刘少奇。戚文是文革中官方首次指名道姓系统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阅后极为愤怒，致信毛为自己申辩，后又写了对“八大罪状”的答辩，均被置之不理。
乙：的确，戚本禹当年的这篇“讨刘檄文”，句句道出了毛倒刘的意图，文革中它“脍炙人口”，无人不晓。毛和戚数算刘的“八大罪状”里，讲的明明都是“两条路线”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哪里有什么“官僚”二字？哪里有什么“官民矛盾”和“官官矛盾”的说法？
甲：在逻辑学上，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这属于“偷换概念”。
乙：你点明了问题的实质。文革中不容刘有任何分辩，毛依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文武暴力，硬是把刘整死搞臭。时过五十年，有人来重建文革史，揣摩毛的心思，给刘戴上一顶人人痛恨的“官僚”帽子，那不就是要肯定毛文革的“宗旨”吗？怎么能这样地不顾历史事实？现有的材料都看不懂，不去分辨毛的指控，还需要找什么样的秘密档案来替毛开脱责任？这种“概念偷换”实在是替毛文革在作“善后料理”！
如果今后有什么文革文件要“解密”的话，我最想看到的，便是刘给毛的这封信，及其对戚文“答辩”的原件。
甲：不过，“走资派”这顶帽子毕竟是毛泽东给他戴上的。刘少奇到底是否有过一个和毛的主张对立，明确而又具体可行的“走资派”建国纲领呢？
乙：刘少奇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为马列学院一期学员讲课，内容提纲就是《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其中他勾画了一幅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步骤和图画。他认为首先要长期保持“五种经济并存”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即，除了国营经济“会发展得很快”之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会要发展”，“个体经济也会发展”，“合作社经济也会迅速地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成份会要增加”。刘少奇估计，这个过程大约是十到二十年的时间。
此后才是，
“第一步实行工业国有化。但小工业和个体手工业不能国有化。这是一种严重步骤，不能轻率采取。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要影响小资本家和小有产者富农、以至中农。”“再经过一个时期的巩固与发展以后，就可以进一步地采取农业集体化的步骤，在农村中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
但同时
“应有时间给中农去动摇和考虑(完全自由加入)，因此，集体化的时间在一片地区可能延长几年，才能达到绝大部分农民的集体化，剩下少数个体农民也让他单干。”他认为
“进入社会主义，主要的是这两个步骤”，这两个步骤还要一先一后，是因为“离开城市工人阶级、强大国有工业，不能有农业集体化。单纯倚靠农民来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思想是错误的，是幻想。”甲：啊！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又是什么？
不过，今天来看，假如真按刘少奇的蓝图来搞的话，那到了1961或1971年，我国经济文化的各方面就完全不会像是被毛泽东搞成的那种烂摊子了！我国的“经济起飞”恐怕要比“亚洲四小龙”更早。
乙：可是毛泽东当时就严厉地批评了刘少奇，令他立即收回讲话。毛自己不通马克思主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自行其事，妄想一步登天，反而失去了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机遇。
甲：那老毛真成了“老佛爷”了！但他与慈禧太后的“守旧”不同，毛是以其极“左”的方式，也成功地打压了一次“维新”尝试，扼制了马克思所期待的“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中国的发展机会。毛泽东和慈禧“异曲同工”，他们成功地推迟了我国现代化、民主化进程很多年。在这个意义上，毛自己才是“形‘左’实右”吧？他才是个历史的罪人！
乙：是啊，刘的那种不要“合作化”，要“民主化和工业化”的建国蓝图，决不是等闲之辈可以构想出来的。它没有照搬苏联或西方的作法，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合乎历史发展规律，又具体可行。
甲：奇怪的是，杨继绳的“文革史”对毛、刘的这些重大分歧的史实，却只字不提，是因为不合他“反官僚”说的逻辑就故意略去了吗？
乙：我真希望人们由此能改变一点对刘少奇的敌意和成见，用理智战胜情感，以大我克服小我。
甲：你说的这些事实，应当是回答了前边提到的一些文革学者的质疑。
乙：刚才谈的主要是，“党内有没有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关于“党内有没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我想再说几句。
刘少奇等作为“当权派”，又没有发过“政令”，那就奇怪了。
除了62年的“西楼会议”、“广州会议”等在党内下达过与毛派不同的方针和精神之外，许多中央政策文件的发布都明显地有过争议和反复。
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60年代党的文艺政策从《文艺十条》到《文艺八条》的转向和倒退[4], [5], [6]。中宣部这个文件的出笼折腾了三年，先后易稿几十次之多，其中的复杂与曲折、较量与苦衷，均不是现代一根筋的二杆子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原来草拟更右的《文艺十条》最终被迫妥协成《文艺八条》，即使如此，它发布後仍然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欢呼，以至有人提出，要把它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传下去。然而，在文革中，《文艺八条》也被当作“修正主义”大毒草来狠批。
甲：记得高教部长蒋南翔1961年9月搞了个”高校六十条“，它主张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和其他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要“正确划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和行政命令、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学术问题”，以及“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等，後来同样被批为与毛的“阶级路线”及“教育方针”唱反调。
乙：还有，在1962年8月历时两周的《大连会议》上，谈的是农村题材的“文艺创作”问题，但在整个会议的过程，主持人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却没有引用过一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非但不引，邵更公开与“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毛方针大唱反调，主张文艺作品要“暴露现实的真实关系”，要描写“处於现实矛盾中间的人物。”[9](准确地说，在会议所有讲话中，邵只是引用了一句毛语录，即“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论人民民主专政》，6/30/1949)。小鹰注)
到了1963年4月16日，中宣部于北京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会上又是这个主张“现实主义深化”及“写‘中间人物’”的邵荃麟，在周扬等人的支持之下，坚持周恩来在“题材问题”上的文艺方针，与来自上海秉承柯庆施“大写十三年”颂圣旨意的张春桥，展开了面对面的激烈辩论。[7]
在那个年代，党内分管文教的高级干部，敢于“独立思考”，并不把“毛语录”奉为圭臬，这是今人很难以想象的事。[8]，[9]但实际上，那时党内就是有这样的干部。
甲：哈！我也记得文革前，大约是65年，清华园里和社会上一样，已是“左”风盛行，有的学生拉“引体向上”时要念毛语录，以为因此便可以多拉几个。为此，蒋南翔校长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专门批评当时流行学毛选的“形式主义”，他讲过一句话：“不要以为‘左’就比右好，从左边掉下茅坑，和从右边掉下去，是一样的臭！”这话，那时很得清华师生干部的人心。
而全国著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文革之前，就善于跟“左”风、赶潮流，他提着一兜“大批判”稿，到校办来探头探脑，被清华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巧妙地支到北京市委去“投稿”。──罗不喜欢清华园里有这种投机的毛“左”打手，更喜欢“莫扎特”[注]。
[注]：指罗与一位新入党的学生谈话时，没讲什么“革命大道理”，却放“莫扎特”的音乐唱片给他听。而清华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在得知另一位当时比较“左”的学生入党後，也曾大发雷霆地说：“这种简单化的小教条也能入党？一年的预备期要加强教育严格要求，不改正就不能转正！”
乙：就是嘛，文革前的党内干部队伍里，从上到下，从“方针政策”的制定，到“政治思想”教育，又到“组织路线”的执行，已然可以看出刘派与毛正统派的严重分歧，在刘派控制的领域里，到处可见厌恶毛路线的种种端倪。
甲：咳！要是那会儿多一些这种“修正主义”干部，少一点“革命左派”分子，大家日子都会好过得多。可是，毛泽东看到了对自己“路线”的“威胁”，意识到其“理想”的“危机”，恨恨地把他们都叫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心发动一场“文革”来彻底清除所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他“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12]
现在一些人故意淡化其中的“政治斗争”，把“文革”降调为毛的一项“面子工程”，实在是“小家子气”十足。
乙：是的，那时国内各行各业都有些这样不愚忠他的“当权派”，只是在知识分子成堆的文教领域里，尤其突出。因此，毛也最恨知识分子，定意要把他们统统赶到“广阔天地”里去“大有作为”，免得日後“胡思乱想”，给朕添乱。
甲：六十年代有关“文艺问题”的路线斗争还远不止这些，可以说，它们只是后来“文化大革命”毛、刘两派决战的前哨战。
乙：没错，到了文革决战前夕，上层这类不同政令的“暗中较劲”变得更加公开化和白热化了。
例如，“四清”时刘少奇根本就反对有“走资派”一说，64年底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向全国印发了个指导文件“社教17条”，重点要查处干部经济上“四不清”的问题，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65年一月毛泽东立即用他的23条否了刘的17条，把“四清”改为“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明确提出重点是要整“党内的‘走资派’”；而且在文末毫不客气地写道：“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66年上半年毛又用“五·一六通知”否了刘派搞的保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二月提纲”。“通知”中明确地说，刘派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批判”和“清洗”“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话说到这份上，可谓是“图穷匕首见”了！
而八月八日发布的“文革16条”，更再次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真不晓得，说“党内没有两个司令部，没有两条路线斗争”的人，说“文革”不是反“走资派”的人，是否是故意不看这些斗争历史？
甲：你梳理的这些路线斗争的历史，文革时都是“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事，但现在一些中青年，文革时不是太小，就是还没有出生，又不去认真研究历史，更弄不明白为什么“走资派”才能救中国，“道听途说”几句，就“人云亦云”地信口宣称“没有什么路线斗争”，实属“孤陋寡闻”。
而另一些亲历文革的老人，当年“义愤填膺”地跟着毛去“反修防修”、“槌胸顿足”地打倒了“走资派”，在这场“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为毛屡建“功勋”，现在却也说“没有、没有！”这又是为什么？
乙：因为如果现在要肯定“走资派”路线而批毛，他们就显得“很不光彩”，而这样贬一贬刘和刘派，还可以为自己讨回些“面子”。我看，这才是他们心里盘算的“小九九”。这种出于“自我”而对刘派持“敌意和成见”等心理障碍，令他们有意略去这些史实，更妨碍他们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
甲：那到底是谁“必须爬出毛氏思维的泥潭”啊？
乙：对，这两条都有其人。但我想，对多数人来说，更一般地可以问：文革前，人们对“党内斗争”有多少了解？对刘少奇的主张又知道多少？很多人对刘派的印象都是在文革中被毛的“大批判”“洗脑”后形成的，仍以为他们是“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万恶的‘资本主义’”就是要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些人至今还走不出毛文革的阴影，这使他们认识不清楚“‘文革’是什么？”的问题，只以为它“打打杀杀”、“血腥野蛮”、“摧残人性”、“破坏文物”，所以不好。
现在我小结一下：建国后刘少奇与毛泽东有着根本对立的两条路线，而且党内也的确是存在有两个“司令部”，在许多大事上主张“格格不入”，各自号令不同。所以说，“文革”是十七年来这些矛盾斗争累积的总爆发。
甲：我知道有些人还是否认你这种看法，他们说：文革就是一场无目的的“权力之争”，是毛要死保自己的皇位，害怕死後遭“赫鲁晓夫”鞭尸，其它都是托词。例如，史家高华就认为，毛搞文革，是因为刘少奇“僭主越位”，大有“逼宫”之势，毛讲的“什么‘形左实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等等均是饰词。”[10]
乙：这种否认政治内涵的单纯“争权”说，不过是一种市井“心理猜测”，经不起分析。它会面临一个问题要回答，就是：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只是因为刘少奇威胁到他的权力，他要掩盖自己的错误，那在1969年11月24日刘已被整死之后，刘派官员已“溃不成军”，毛在全国的威望和权力已达到极点，无人可以再威胁挑战他了，毛为什么还要说：以后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呢？那时的文革又是要搞掉谁呢？他自己还有几年可活，为什么要关心身后每七、八年的事？
我想，这正说明毛泽东是个有“宏图大志”的帝王，他发动文革，就是要清除他和他身后继续实施毛式“社会主义”之政道路上的障碍──党内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
甲：所以，“清君侧”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役其政”才是目的，权力是实施理念的工具，专权是为了役政。
乙：你抓住了要点！我想，那些论客恐怕是廉价“宫斗剧”看多了，只会看表面的“争权”情节，不去看或看不懂背後的“政治”实质。他们“大义”指斥“毛不好、刘更坏”，以为自己很超然、很前卫，实际上，见识很肤浅、很庸俗，结果是把毛“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或者，是有意换一种法子来淡化、遮掩，甚至袒护毛和毛路线的“反动”之处。
甲：一点不错！他们是“避重就轻”，把毛顽固推行其“社会主义”道路的行为，从政治上的“反动”，降格归结为毛的“道德品格”或“心理素质”问题。“饰词”说，其实是在为毛而“饰”。
乙：当然，从毛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品质”来研究，只要不是搞“庸俗化”和“简单化”，对理解文革的发生，肯定会有帮助，也是必要的补充，但这决不是这么大的历史事件的主要原因。
如果我们把一场严酷的“路线斗争”降低为“个人恩怨”或“心理缺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抓住主要线索，不从政治、思想、历史、文化，以及社会属性和体制设置的深度，来分析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会发生？去判断两条路线斗争究竟谁是谁非？那就不可能防止毛派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以至再度迷惑和掌控人们的头脑。
换句话说，如果不改变毛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难道日后人们只要精心甄选些“心理健全”、“品行端正”的领袖，中国就可以避免再度发生类似“文革”那样邪恶的“政治运动”了吗？
我们下一次会详细谈谈“文革”究竟反动了什么？为什么说“完整和规范的资本主义”才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唯一出路？
甲：好，我同意你说的“文革”不是一场“反官僚”的运动。那毛泽东发动“文革”来反对“走资派”，又是不是正确的呢？毕竟“走资派”的称号也让许多人反感、痛恨，人们很自然地把他们与“吸血的资本家”、与“腐化堕落”等道德败坏的事联系起来，那到底该不该反“走资派”？共产党不就是要推翻这“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吗？你为什么要说“文革”是反动的呢？
乙：“文革”这个运动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宗旨，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它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也违反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因此注定要失败。
甲：这怎么讲？
乙：简单地说吧，中国不曾有过像样的“资本主义”，“复辟”二字又从何谈起？毛式“社会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粗俗理解，不到卅年的实践就使我国人文和经济都陷于僵死的绝境，结果反倒是“封建主义”大复辟、“唯心主义”大泛滥。现在我们都知道，“文革”的失败以及后来的社会实践都已证明，毛式“社会主义”行不通了，“资本主义”是一个人类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而这正是马克思的一贯主张。
甲：那你是说，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是来自马克思？
乙：是的。在像中国这样的封建专制的国家里，这是不可避免的一步。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有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前四个阶段的划分，看来大致是对的。按他所说，最后一个社会将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时人类将彻底地解放了，人完全自由了！这是个非常美好的理想，可惜实现的难度太大。
甲：难度有多大？
乙：我想，除非经过像“从猿到人”那样的质变，现在丑陋的人类远不配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共产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社会体制，还不如说是对人类本身素质的一种要求。社会群体若没有这样的素质，这体制就不可能稳定。或者说，只有人类彻底摆脱了“罪的辖制”，得到完全的“自由”之后，才得以进入。这是后话，我们今天先不多谈。
甲：那么，人类是否可以越过“资本主义”阶段，避免它的一切苦难，从“封建社会”直奔“共产主义”呢？即使它很遥远。
乙：马克思认为不可以。
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那么，当时的欧洲是个什么样子呢？应当说，各国社会体制发展得非常不平衡。法国、英国和德国可能如同我国的三个大省那么大吧？一边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有50年之久，海峡对岸英国的工业革命还要更早，约有100年了，而另一边德国的反封建运动才刚刚开始。共产主义的幽灵没有国界，它“不胫而走”，在各国思想界中游荡传播。但是，马、恩明确地认为，那时的德国完全没有条件去批判资本主义，不能照搬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立刻去搞什么“社会主义”。
正相反，马克思告诫共产党：在那些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国度里，要鼓励资本主义发展，不仅在经济上，而且要在政治制度上全面地发展。也就是说，要搞自由主义，要搞代议制国家，要搞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以彻底破除封建的“专制和特权”。
甲：哦？我以前只知道马克思一味反对“资本主义”，想不到他还有这样的见解！但他为什么会这样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说话呢？
乙：因为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法则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他的结论是：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在《哲学的贫困》，1847，中已有类似的表述。)甲：那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封建主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蒸汽磨”的产生了？
乙：是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等口号，就是对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和奴隶主义的挑战。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出现，破坏了只适合落后的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大大解放了被“专制和特权”桎梏的“生产力”，为大工业社会生产提供了基础。
甲：难怪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封建主们讲，
“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乙：这“必然”二字道出了规律！
马克思首先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功绩，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人类文明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所有封建社会国家开过的一个“药方”，就是要在政治和经济上先搞“资本主义”，彻底破除封建社会的“专制和特权”，禁忌是：在这些生产力低下的封建专制国度里，不能直接去搞什么“社会主义革命”，那只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到了本身不能再容纳生产力的地步，才应考虑的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头脑是非常清楚的。
然而，这些都是《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明白的话，奇怪却少有人去追究毛的背叛，后人反倒是信了那骗子“创造性发展了的”什么“高峰和顶峰”。
甲：以前是否有人想过从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乙：不但有，而且那些尝试都失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分析过的那些“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们，就是如此。马、恩写道：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甲：马、恩这里所说的
“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指的是什么呢？乙：那就是
“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而这三个前提在封建社会里还正是尚待争取的。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在这种著作(指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甲：不具备
“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这就是所有企图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步法”失败的原因？乙：一点不错！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写道：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生，不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同时，针对那时“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德国，马克思又特别指出，
“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德国人将“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即：苦于保障“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完善，苦于各种旧势力对新兴生产关系及其思想文化的打压和摧残。甲：那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在19世纪中叶封建落后的德国，还远轮不到出现以“无产阶级”为首的社会，更不用说1949年的中国了？
乙：正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就是中国“走资派”的鼻祖。所以马克思嘲笑“空想的社会主义者”说：
“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他们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甲：对了，历史上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就是如此，
“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但毛泽东和他们不同，毛打下了江山，掌握了政权，他是否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呢？
乙：还是不行！毛泽东等人以为自己掌握了政权，就可以不顾马、恩所说的
“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任凭主观意志和强权来实现他的那些社会空想。他把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大规模地付诸社会实践，不断鼓吹建立“人民公社”、“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以及“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赤脚医生”等由他“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要以他发明制造的种种“阶级斗争”来代替人类的“社会的活动”，强迫人民生活在他那“乌托邦”模式的社会中，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给我国的政治经济和人文思想带来的损害是空前的。甲：是的，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预见到，没有发达“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毛泽东自诩的这一套毛式“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欧洲“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一样，都是些“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垃圾，因而“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
乙：其实，早在写作《共产党宣言》之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恩格斯在1846年10月23日致马克思的信中，就都痛斥过这种“粗陋的共产主义”(crude communism)，其德文(Loffel-Kommunismus)的直译是“汤匙的共产主义”或“暴食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还用“兵营式共产主义”(kasernenkommunissmus, or barracks communism)一词，讽刺过俄国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及政治恐怖主义分子主张的那种丑陋的、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强制集体主义(forced collectivism)的所谓“共产主义”，他这样描绘道：
何等美丽的“兵营式共产主义”模式啊！这里你有了一切：同吃，同睡，稅务官员和政府机关管理着教育、生产、消费，一句话，所有的社会活动，同时，又给我们各种匿名的和不为公众所知的委员会授以最高导师的荣耀。这真是最纯粹的“反独裁主义”。
甲：这些话真说到了毛式“社会主义”的本质，可谓是“一针见血”！
事实就是这样，由“空想的社会主义”与“封建的社会主义”混成的毛式“社会主义”是一种更加凶恶、更加反动的“社会主义”，它在中国近卅年的实践使百姓饱尝其苦，使国家深受其害。
乙：对！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是一个
“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而恩格斯也说过：
“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尽管毛泽东
“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和他的权术，“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但客观规律是违反不得的，历史证明他同样遭到了惨败。甲：严格来讲，你以上所说的，只是马、恩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之後，发见的所谓“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处于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封建专制社会国家，想要发展，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妄图超越自身生产关系的政治和经济水准，直接去搞什么“社会主义社会”，是注定要失败的。
然而，这些理论本身有没有被实践检验过呢？
乙：这个规律，可以说，已为人类历史的正面和负面的经验所证实。正面的经验，除了西欧和北美之外，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以及南韩的兴旺富强，也都是些极好的例子。而负面的经验则包括1949年以后的中国，以及在同样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俄国、东欧、北朝鲜、越南、古巴、柬埔寨等落后地区在内，那里的政府强行要搞“社会主义”而无不遭到惨败。
甲：问题是俄国和中国当时又是处于社会发展的哪一个阶段？
乙：列宁的头脑一度是清楚的，他从当时俄国经营农业的人口约佔全人口的六分之五这一点，认识到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性质。他指出，
“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因此，列宁1905年在《两个策略》中曾指斥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梦囈。他写道：“马克思主义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说来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
……
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地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
……
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
甲：这些话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讲得十分清楚，可是“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就昏了头！
乙：一点不错。正如王若水先生指出的[11]，“可是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后几个月，列宁就发动政变，来了一个十月革命，接着就是把一切大工业收归国有。那时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远没有完成，而且并没有‘经过革命发展中的许多中间阶段’，更谈不上‘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就马上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列宁去世以前也被迫地搞过一些“新经济政策”设法弥补转弯，但他没有能来得及展开。
甲：显然，这是列宁的极大的错误，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那中国呢？
乙：1949年中国工业化的程度比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还要落后，当时在社会和经济上更需要发展的，恰恰是像刘少奇主张的那种“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本主义”。当然，这“绝对有利”是从突破封建主义对于生产力的桎梏，以及荡涤封建主义文化影响的方面来谈的。这也是当时党内高层达成的共识。
甲：这你有什么根据？
乙：关于这一点，1945年“七大”时的中共头脑也算清醒。“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资本主义“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甲：记得正是基于这种共识，建国前夕，共产党与众多“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共同协商，一致决定在民族独立的平台上，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你能不能简单概括一下，什么是“新民主主义”呢？
乙：“新民主主义”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她反封建、倡民主、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这就是符合当时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道路”。她合乎中国的现实需要，合乎历史的发展规律，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繁荣。
甲：那除了这党的共识之外，刘少奇有没有自己明确的说法呢？
乙：刘少奇的“走资派”主张是一贯的。早在1948年9月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的《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问题》的报告中就说过，“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今天看来，他的思想非常“高瞻远瞩”！
建国初期，刘少奇坚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合作化”，要搞“民主化和工业化”，他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甚至讲资本家“剥削有功”，他讲的其实也正是这个道理。文革中许多人“断章取义”，便愤愤然，以为是“大逆不道”。可是五十年后，还有“才子”没有走出毛式“社会主义”的思维，怎么也想不明白这道理，还在以此贬损刘少奇是“自作孽，不可活”(胡鹏池)，连1945年的认识水准都没有，却有一副比毛更恨“走资派”的样子，真够可以的！
甲：应当说，共产党的这个“新民主主义”纲领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受到各阶层人民和众多民主党派的欢迎和支持。可是，后来呢？
乙：建国之后，刘少奇坚持“七大”时确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纲领，而毛泽东却背叛了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更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妄想“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刘与毛较量了几个回合，最终被毛煽动红卫兵和造反派起来，以文武“暴力”把这个“走资派”打倒了。这就是建国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来龙去脉”。
因此，我赞成胡耀邦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所总结的：“毛泽东晚年错误始于1953年批评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1957年后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体系。”
现在的问题是，你愿意相信谁？是胡耀邦，还是评论区里那些山寨“政治局委员”们不着边际的点评？
甲：你这样说，是勾勒了一个历史发展的大框架。封建社会的中国可能的确是需要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但后卅年来搞的“权贵资本主义”，纵容权贵们官商勾结，对国有企业、全民财产恣意盜窃，瓜分变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各种社会问题，并造成对自然资源盲目的掠取和对自然环境的任意破坏。现在人人痛恨它的残酷和不公，这种“资本主义”又有什么好的？
乙：你说得不错。因为中国现在只是在经济上装作搞“资本主义”的样子，在政治制度上仍坚持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没有搞“代议制”，没有司法独立等“法制规范化”，没有舆论民主和新闻出版自由，那搞的只是畸形的、跛足的“资本主义”、“恶”的“资本主义”。这样搞下去，又把“实验”条件搞错了，结果很可能反而会应了马、恩对早期“资本主义”的不幸予言。
甲：你的意思是，所谓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不仅是要搞“自由经济”，主要还是指破除“专制和特权”，建立一个“法制和法权”的民主社会？
乙：对！毛式“社会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粗俗理解，而邓式的“权贵资本主义”又是对“资本主义”的粗俗理解，二者都没有放弃“专制和特权”，故皆不可取。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在封建专制社会国家里，“无产阶级”首先要争取的“资本主义”，是那种具备以下三要素在内的完整与规范的资本主义，即：她不但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竞争”，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议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法”，更包括对体制监察的“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这三个要素便是否定“封建专制社会”的一种新型“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内容。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
所以，中国要搞“资本主义”，就应当大大方方地搞那成熟的、完整的、现代的、规范化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搞为马、恩痛斥过的“封建的社会主义”的变种──“权贵资本主义”。这里的规范化便是指：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之下，对政府和资本运作有一套完整的民主制度和规章条例加以制约，包括司法独立、舆论自由、运作透明和公众监督等规矩，以及对金融和资本的必要节制手段。
甲：我总结一下。这样看来，我们讨论文革到底是一场“反官僚”运动，还是一场“反走资派”运动？实际上，是关系到要“肯定文革”还是“否定文革”的问题。
乙：正是这样。文革的“一大成果”，就是打倒了刘少奇，摧毁了党内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假如现在我们把刘说成是个人人痛恨的“官僚”，那谁也不能替他说话。毛泽东拿掉了刘少奇，就是个“英雄”，文革的这条“宗旨”就应当肯定。
然而，我们接受毛泽东的指控，即“刘少奇是个地地道道的‘走资派’”，但我们今天就“‘走资派’在中国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来辩论一下。如以上讨论的那样，我们看到，马克思可以替他说话，历史事实可以替他说话，人民群众可以替他说话，这样一来，毛泽东就站立不住了，还有一大帮人也站立不住了。你说，这个问题是不是很要紧？
甲：是的，杨继绳等都是名人，他们“反官僚”的“文革观”受到很多人的支持，我们是少数。但我以为，在逻辑学上，把文革的“宗旨”从“反走资派”变为“反官僚”，这属于“偷换概念”。而毛把“资产阶级”妖魔化了很多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资产阶级”已等同于“腐败官僚”，因此，这种“偷换”很容易迷惑人。
乙：平心而论，要说“反官僚”，刘少奇搞的“四清”倒可以说是一场“反官僚”运动。刘“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只限于清查共产党内基层组织里“官员”的经济问题。杨继绳等人说的那些贪污腐败现象，在那里都存在，民众每时每刻可以直接地感受到，其中不乏类似迫害杨改兰一家自尽的肥己“村官”。
而作为“文革前奏曲”的毛“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到后来的毛“文革”则是在全国上下、党内党外的一场反“走资派”及其“附庸”的运动。从国家主席到小学校长，从党的干部到民主人士，从学术权威到普通知识分子，从科学家到资本家，从虔诚教徒到五类分子，以至从书画音乐到庙宇古墓，从瘦腿裤到高跟鞋，只要不合毛式“社会主义”的标准，全都“包圆”，叫做“封资修”的那一套，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总之，刘“四清”还有点“反官僚”的意思，而毛“文革”与“反官僚”基本不沾边，这就是毛“四清”及毛“文革”和刘“四清”的重大差别。
甲：一点不错，刘“四清”清查的是基层官员的贪腐问题，而毛“四清”则是要在全国“清理阶级队伍”，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可是，现在一提“四清”就笼统地讲，那是刘少奇的“罪恶”！一些人至今还是持守毛对他“形左实右”的指斥，或说他极“左”，“打击了一大片”，似乎基层的“四不清”和“风马牛”干部[注]就不是杨所痛恨的在毛式“社会主义”制度下滋生的“贪腐官僚”了；而“反官僚”的桂冠倒戴到毛“文革”的头上去。一些论客也说毛泽东“与百姓同在”，说什么“文革的发生”是由于“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秦晖)。──这种“混淆”和“偷换”很有“倾向性”啊！
[注]1962年2月7日，在“七千人大会”上，周恩来批评道：“我们提拔了一大批会刮风、会拍马、会吹牛的‘风马牛’干部。”这里的“刮风”是指，当时农村工作中盛行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等五种歪凤恶习，令百姓身受其害、深恶痛绝。
乙：所以，我们不赞同文革是“反官僚”一说。我们坚持文革的宗旨还是“反走资派”，但毛文革“反走资派”完全反错了，“文革”是场伪革命。现在不管人们如何不喜欢刘派，他们的“走资派”路线符合封建社会中国的实际需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代表着进步；而毛“反走资派”是反动历史潮流，他成了“修正主义”和“反动派”。
甲：但也有人强调，毛泽东搞文革的出发点是好的，“试错”罢了，甚至毛主导的“十七年”也是个善意的“社会实验”，免不了犯些错误。但毛毕竟对他一手建立的“官僚体制”不满，他“怀着深深的忧虑”，他主观上是要寻求对“官僚政治”的“变革”，尽管毛最终是要以“独裁政治”取而代之，这当然也不对。
乙：“试错”说也好，“实验”说也罢，无非是要说毛是“好心”尝试，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能解决“反修、防修”的问题，没有能克服“官僚体制”的弊病。既然“动机纯正”，而“试错”又是人类认识世界所不可避免的过程，那毛“试”了一下，不成功，也就没什么可多被责备的地方了。──是非黑白能被如此的扭曲颠倒，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所有的结论都已经包含在那一个“善”字的前提之中了。
我以为，对于政治家，正确的问题不是去问：他们的主观意愿是“善”或是“恶”？而是要问：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进步”，还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肯定在封建专制、经济生产落后的中国里“走资派”们的主张，这也是众多民主党派及许多爱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向往的建国道路。但他们和全国人民都成了毛式“社会主义实验”的“牺牲品”了！人不是荷兰鼠，那是几千万个灵魂啊！谈论“社会实验”的人，不觉得自己太冷酷了吗？
甲：有趣的是，看来当年毛泽东自己也知道“走资”还是“走社”，这毕竟还是个“路线问题”或“思想问题”。按以前党内多次对“路线斗争”的处理原则，这还是个“内部矛盾”，定不了刘少奇的死罪。但毛自己心虚，恐怕日后刘会翻案，因此，除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外，毛又在历史问题上大作文章，最后给刘定的罪名还有“叛徒”和“工贼”，这就够上了“敌我矛盾”，所以要“永远开除出党”。后来查清楚，这些历史问题都是毛派一手制作的诬陷。“文革”毛胜刘，“胜之不武”啊！
乙：可是，现在又有人想给刘少奇戴上“官僚”的恶谥，这比“叛徒”和“工贼”的称号更毒，因为其“模棱两可”、弹性很大，很难说清楚，但在百姓的心目中，它又比“叛徒”和“工贼”要具体得多，也可恶得多。一旦刘少奇被戴上这顶“莫须有”的“官僚”帽子，杀伤力极大，他在人心中真就是“永世不得翻案”，而“走资派”连同整个“资产阶级”也跟着臭不可闻了！
甲：没错，这些人用“反官僚”来取代“路线斗争”，其结果就是做了毛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实可谓“用心良苦”啊！
中外历史上不是没有“明君整肃贪官”的事，也不是没有单纯为地位、为性命、为财富、为女人的“宫庭格斗”，但是，现有的历史事实支持毛、刘“政治路线斗争”的说法，这也是“文革”的“始作俑者”毛泽东本人的看法。关键的问题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对，还是刘少奇的“走资派”路线对？
乙：如我们前面谈到，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应当基本上定位于“封建主专制”的国家；而马克思的看法是：毛式“社会主义”救不了中国，只有成熟的、完整的、现代的、规范化的“资本主义”可以救“封建主义”的中国。因此我们说，刘少奇的路线是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进步”，而毛泽东的路线则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
甲：是啊！文革的头两年，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然后，有权有势的毛派有八年的时间，做了一切凡能想到的“‘社会主义’革命措施”要“改造这‘旧世界’”，结果又如何呢？最后连“亲密战友”副统帅都跑了，只剩下“孤家寡人”和他的“四人帮”，还留下了一个“捉襟见肘”、“民怨天怒”的烂摊子！“无政府主义”、“封建主义”、“唯心主义”泛滥成灾，哪里有他梦想的什么“天下大治”？
乙：可见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违抗的。
甲：去年三月，著名学者辛子陵接受《新史记》特约记者高伐林专访，他曾这样谈到了国内对“毛刘之争”说法的演变：
1981年讨论历史决议时，邓小平只提到毛泽东犯了严重的错误，并没有上到路线错误的纲。
1991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他也只是含糊地提到“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仍不敢明确地说是“两条路线斗争”。
1993年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又承认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
你现在甚至不用“错误”和“正确”来表述，而是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直接用“反动”和“进步”的词语，来评价毛刘两派之间的“路线斗争”，可以说，这是“文革研究”上的一个突破。
乙：从根本上清算毛式“社会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这件事，我们早就该做了！是邓小平打“太极拳”，将此事一拖再拖，力保毛式“社会主义”的核心。
文革时毛指斥刘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我们认为毛自己搞的是马、恩早就痛斥过的“反动的‘空想社会主义’与‘封建的社会主义’”──这里的“反动”二字是马克思原文所有，并非是我的滥用。
我们现在探讨毛刘政见之争，把这场“官司”打到马克思那里，主要是为了去毛化，也就是说，把他披在身上的假“马”皮剥去，“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附在秦始皇那具僵尸上去了。
甲：不过，除了把刘派当作“官僚”来打，现在还有些人也完全否认有“路线斗争”，认为那只是毛的“饰词”，他们把“文革”看作是“宫斗争权”，不分“青红皂白”，把刘和毛放在“一锅煮”。
乙：的确，官方说：“没有什么‘路线斗争’，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和毛粉听了会说：“我没赢！”
坊间“论客”也说：“没有什么‘路线斗争’，毛不好，刘更坏，他们是‘一丘之貉’。”──毛和毛粉听了会说：“我没输！”
只有从根本上翻了这“走资派”的案，证明刘“走资”代表“进步路线”，毛“走社”代表“反动路线”，那毛和毛粉才真的会跳脚。
甲：对，这才打到了毛的“七寸”！否则，光是骂骂“大魔头”、“秦始皇”，一点都不起作用。不但毛自己历来一概承认，毛粉也可以用一句毛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就终结所有的指控，并自慰得“理直气壮”。
乙：杨继绳的“反官僚”说，高华的“饰词”说，以及坊间那些“立场坚定斗志强”的“一丘之貉”说，和官方口吻一样，都否认有“路线斗争”，他们“颠倒黑白”、转移目标，实际上是在“异曲同工”地帮毛料理文革後事，集体沦为毛的“清客”和“帮闲”。
其中有些人的公知身份很有些影响力和迷惑性，所以，我要特别说清楚。
甲：还有些人反感你谈到马克思。
乙：现在许多人一看到我提“马克思”三字，就已经“嗤之以鼻”，掩卷不看。其实，我还不至于如他们以为的那样“迂腐和堕落”。只是他们自己不去考察分辨，“人云亦云”地跟风，而不做独立思考，粗粗一望，便以为毛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殊不知马克思是封建落后国家“走资派”的鼻祖，是毛泽东的死敌，也是我们今日彻底颠覆毛派“理论”的利器。
这帮人一批毛，就大骂马克思，其实他们和毛泽东一样，不懂马克思，也不懂得历史，更不懂现代资本主义。那些大骂马克思的人，同样是在帮了封建权贵们的大忙，为其张目却不自知。
甲：看来，现在人们应当为“走资派”正名了。
乙：是的，共产党内是有许多封建专制的“官僚”，包括毛泽东自己及其“四人帮”在内，他们“祸国殃民”、腐败堕落，而现在还有更多。但“走资派”不等同于“官僚”，相反，他们是一批思想深刻、眼光远大的“志士仁人”，共产党里有，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更多，他们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因此，并不是很多官员能够配得上“走资派”这一光荣称谓的。
当然，“走资派”们在工作中不是没有错误和缺点，有些甚至很严重，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可能也不够彻底，迫于毛派压力他们也曾有过动摇和妥协，但他们的主张毕竟够能带领封建落后的中国走上自由民主和繁荣昌盛的道路，起码比毛式“社会主义”要现实得多，也好很多。这包括党的领袖刘少奇和彭德怀、张闻天和周恩来，以及邓子恢和王稼祥、李维汉和陶铸、陈毅等，也包括党内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如杨献珍、邵荃麟、蒋南翔、孙冶方、田家英、邓拓等。与他们为伍的，还有众多民主党派人士及许多爱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如章伯钧、罗隆基、宋庆龄、张东荪、胡风、马寅初、梁漱溟、黄炎培，以及林昭、张志新、顾准、遇罗克、林希翎、谭天荣等。
而“走资派”的存在也不就止于“文革”，之後的历次运动中，又有不少被废黜、关押或赶出国门，如胡耀邦和赵紫阳，以及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这一批人在文革中被毛整得很惨，现在又被人骂作“官僚”或贬为“也不怎么样”！
甲：另外，我看现在搞“中国特色”的一帮人，也不配叫做“走资派”。“特色”貌似有“资本主义”的“躯壳”，却没有“资本主义”的“灵魂”，即没有马克思说的构成“资本主义”的那三要素[12]，而其中的贪腐官员更是一堆“行尸走肉”。
乙：你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因此，我们现在谈论“官僚”和“走资派”时，最好做一点区分，不要为了煽情或出气而“一锅煮”。
甲：好！今天我们讨论文革，谈到了刘少奇和马克思，这是些很有争议的题目和人物。不少“红卫兵”和“造反派”当年紧跟“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积极参与“打倒刘少奇”，现在要他们否定自己做过的事，非常困难。
乙：不错，人总是批判别人容易，要否定自己？──难！正如德国学者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所说，
“我们今天所能够看到的有关文革的各种各样的见解，就好像是当年文革派性斗争的继续。在文革中还没有打完的仗，今天在人们的记忆中还在继续打。原来的造反派往往还在坚持他们在文革中所持的意见，并且千方百计为它争取正当性。”[13]现在有些人“红卫兵”情结未了，“造反派”块垒难消，论说起自己当年介入过的那些“豪迈”事来，总有许多“不过”、“然而”等转折用语跟随，而“反官僚”和“饰词”说等否认“路线斗争”的说法，说到底，目的还是要设法肯定自己当年文革的“正当性”。甲：你这“异类”的挑战，恐怕会得罪不少“精英”哩！
乙：没关系，我只是更欣赏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的一句题辞而已：“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我希望我们的讨论至少讲清楚了一件事，就是“文革”为什么是反历史发展规律而动的。其余的事，各人自己去想罢！──欢迎批评。
2016年1月初稿，2023年7月修改。
引文出处
[1] 杨继绳，《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 2012年为孙怒涛文革回忆录《良知的拷问》所作的序。
[2] 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2013年。2017年作为“导论”收入作者的《天地翻复──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一书。
[3] 胡平，《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１６年６月出版。亦见《华夏文摘增刊》第一○六七期。
[4] 段恺，《从<文艺十条>到<文艺八条>》，《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15/2015。
[5] 邵荃麟，《关于<文艺报>“题材问题”的专论──给张光年同志的一封信》 (1960年12月5日)。其中，他对“社会主义”文艺的许多意见，后来都写入了《文艺十条》。这封信是文革初期张光年主动上交的。交信时张光年在原信上用红笔加了批注，还在许多文字下划了红线，指出他认为的问题所在，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邵荃麟划清界限。
[6] 小鹰，《邵荃麟的一封佚信是何时写作的？》 (2014年11月)。
[7] 小鹰，《从“大写十三年”到“向前看”》 (2012年10月)。
[8] 洪子诚，《“大连会议”材料的注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9] 小鹰，《究竟什么是“中间人物”？》 (2012年8月)。亦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3期。
[10] 高华，“重读中国历史”讲座，香港科技大学文化研究中心，2012年1月2日。
[11] 王若水遗著，载《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2003年2月第二版。
[12] 小鹰，《马克思 versus 毛泽东──评杨继绳文革史<天地翻复>之三》 (2018年4月)。
[13] 魏格林，《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原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06年2月号，总第九十三期。亦见《华夏文摘增刊》第四九七期。
研究文革，点击参见：
小鹰：《“官民矛盾”·刘“四清”与毛“四清”·“文化革命”》(2018年4月)
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2017年5月)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016年12月)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 (2016年5月)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
甲：
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