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习作园地]

(2019年10月)

2019年10月1日电子刊物《记忆》264期发表了中共江苏省委党校顾乃忠教授的学术专辑^[1]，并欢迎大家“各抒己见”。本文就该专辑的“被封建主义”、“被奴隶制度”、“卡夫丁峡谷”(Caudine Forks)，以及“道路模式选择”等问题与顾教授商榷。尽管我不赞成顾先生大部分的学术观点，但我深知他谈论的问题的重要性。如果这些基本问题搞不清楚，要辨明毛时代谬误之根源，毫无希望。

这篇文章也许可以帮助你再认识马克思，看他说的与列、斯、毛到底有什么不同？对像中国这样的封建专制的小农经济国家，马克思是说，一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它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所以，不要光听毛所说的，就信以为那是马克思的原意。可以独立思考一下。

本文批评语气尖锐一些，主要是因为这些问题太要紧了，一错，又是几十、上百年，耽搁不起啊！希望能引起大家重视，积极参与思考和探讨。

因《记忆》不接受本文，并借故终止了本人的会员资格，故作者只有另觅途径发表。

一、关于“被封建主义”

2016年在和友人探讨时，我曾写过一篇《有关“中国社会属性”的思辨》，来驳斥“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在秦朝就结束了”的说法。现在顾文干脆主张“东方没有封建社会”，因此我的批驳，对顾也有效。建议读者先去本文的[附录一]读它，再回来看以下我对顾文附加的意见。

顾的“被封建主义”一说，是他执着于自己对“封建”的所谓“分封”与“建制”等定义的结果。在他的“定义”中，欧洲“封建制”的维持“主要的不是血缘关系，而是契约关系”，“封建主义……是强调分权，而非集权，东方的中央集权制不可能是封建主义。”“封建社会的本质是反对集权，也反对专制的，因此专制主义不是封建社会的特征”。他把西方的“封建主义”描写得那么那么高尚，让人听起来，好像欧洲人特别“大度”和“节制”，领主不要家族继承地位和财富，君王也不想“一统天下”。但他忘记了，欧洲的贵族也是血统世袭的，而罗马帝国的版图一度曾达到整个欧洲、北非及中亚，拿破仑在征服欧洲後，甚至还要打到俄国去。历史表明，其实欧洲的君王也有扩张主权的野心和行动，只是没有能够维持住“大一统”局面而已！

况且，“地方专制”与“中央专制”同是专制，贵族在庄园里往往也是个专横残暴的“土皇帝”。和东方一样，西方“封建制”缺乏的也是“自由与平等”。

2016年我在《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一文中，曾这样谈到西方“自由与平等”等观念的来源：

如果如顾教授所言，“欧洲封建主义是主张分权和反对专制的”，那真不知道当年法国人推翻皇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争取些什么？

此外，顾在“论证”东方没有封建社会时的一个重要的论据是，东方的地主“不是真正的土地所有者，而只是土地占有者，土地的所有者是国家”，然而，在谈到西方社会时，他又说“在(欧洲)封建领主制经济下，……因为土地的所有权归最高封建主即国王所有，因此受封者的封地可以赐封别人，可以世袭，但不可以买卖。”那么，欧洲的封建领主到底是“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呢，或也“只是土地占有者”？受封者的地位和财产究竟是按“契约”执行呢，还是沿“世袭”传代？顾的这类“自相矛盾”的说法，像是抄书抄糊涂了，逻辑非常混乱，我这里不再一一指出。

然而，如果我们考察中外历史上农村土地所有制的种类及其变迁，例如，究竟是封地、领地，还是公社共有？是准军事化的井田制，或是完全归私人所有？是分封世袭，还是可以买卖转让？那真是形式繁多，五花八门。但无论如何，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可谓是“提纲挈领”地道出他们的共同之处，即都属于“手工操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

所以，我在[附录一]中主张不要像书虫那样在书堆里“咬文嚼字”，而是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我们判断一个社会的属性，主要是要看它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

所谓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劳动成果的分配与交易制度，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组织形式，以及主导社会的意识形态等等。

在考察比较不同地域及不同时期相应的“生产关系”时，主要要看它的大结构，看出它们的“大同”来，而不是纠缠在我们谁也没有具体感受过的“小异”之中，例如，是“劳役地租”还是“实物地租”等等。

所谓考察当时“生产力”的水准，除了看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等物质条件“进步”到了什么状况，以及生产规模与GDP的数值之外，主要还是要看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人，被“解放”到了什么地步？

“生产关系”通常是由“生产力”的水平来决定的，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又会直接影响──或者刺激，或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以下是一些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五十年代初，我国刚刚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秩序”很快就被毛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取代了。自“统购统销”以来，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的那些年，市场越来越不行，人们没东西吃和用，什么都要按“票、证”供应。而六十年代初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及“利润挂帅”等“右倾”政策，及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都迅速搞活了国民经济，一时人心大振，农贸市场供应丰富。就这些小段间隔而言，“生产力”中的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自然环境等物质因素变化不大，甚至人群也几乎是同一个，这里的变量只有一个，就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即，人还是中国人，地还是这块地，为什么“生产关系”一变，市场上什么东西都消失了，或什么东西又都冒了出来？由此，我们就可以看清楚“生产关系”的改变对“生产力”的作用了。

那么，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社会又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十九世纪著名的德国女版画家凱绥·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用她的一组七幅题为“农民战争”的铜刻版画，为我们做了形像的描绘。1936年鲁迅先生在一幅幅地绍介它们之前，对该组版画的历史背景作了如下概述^[3]。

这组铜刻版画的第一幅题为“耕夫”，鲁迅先生写道：

顾教授心目中“正统优雅的”欧洲“封建社会”，与我们熟悉的中国历史上的情形“何其相似乃尔”，不知顾教授会如何解释？我想，这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由于人类本性中之“恶”，以及被压迫者“求生存、争自由”的反抗本能，亦具有共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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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被奴隶制度”

顾文不但主张“东方没有封建社会”，甚至认为“东方没有奴隶社会”。他振振有辞地诘问道，“问题在于：东方──中国──社会，有有公民权的奴隶主吗？……既然不能在东方社会中找到哪怕是一个有公民权的奴隶主，何以能够证明东方社会是奴隶社会？”顾只用这一句话，就想颠覆所有的历史文物以及所有前人的考证研究，实在是太过分了！

这和“被封建主义”的结论一样，也是从他自己对“奴隶社会”的“定义”出发，而不是从历史实际出发。远的不说，在50年代初的西藏，残酷的奴隶制度仍然存在。请顾先生想一想，当一个人被当作和牛马一样的一件财产，为他人拥有，可有权任意处置、买卖，甚至殉葬，他是不是个奴隶？难道只因为其主人没有“公民权”或受制于更高的“皇权”，因而不算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人”，就可以否认他们之间的“奴隶”与“奴隶主”的“生产关系”吗？冒昧地再问一句，假如“这件财产”不幸是你顾先生，你又会作何感想？那时你真的很在乎你的主人是否有用大拇指的朝向来投票选举的权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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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卡夫丁峡谷”

卡夫丁峡谷(Caudine Forks)典故出自古罗马史。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的罗马军队。後来所谓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一种比喻说法，即，东方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苦难”和“屈辱”阶段而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

顾乃忠教授指责说，这“是以马克思掩盖、歪曲《资本论》的真实内容为前提的”说法。

首先，让我们看看，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及《资本论》里，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2016年我写《“文革”问答三》^[4]时，已讨论过这个问题，其中有如下的对话。

现在，顾先生抓住马克思晚年一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便来指斥他是“跨越卡夫丁峡谷”说的推手，甚至“最终导致了十月革命的发生”，这有些不公道。对这个问题，我在2018年写过一篇关于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的读书笔记，还是建议读者先去本文的[附录二]读它，然後再回来看以下我对顾文附加的意见。

关于马克思晚年的这些信件，首先要说明如下：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是在该杂志于1877年10月登载了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后不久写的。但马克思的信没有寄出，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其档案和文稿中发现了它。恩格斯复制了这封信，并将一份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起寄给了在日内瓦的俄国女革命家、“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一方面对她说：“您可以酌情处理”，另一方面提出马克思没把这封信寄到彼得堡发表的另一个原因，是与当时的俄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有关，即“因为他担心，光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释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险”。这封信曾在日内瓦1886年“民意导报”第5期上发表。在俄国，马克思的这封信于1888年10月在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发表。

恩格斯的解释是实事求是的，有力的，同时也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并非如顾所说的“很不情愿、很不彻底”。那里他提到的各种因素及社会的实际情形，不是近150年之後大多数的我们所能切身感受和理解的，至少它超出了我的能力。但是我倾向相信恩格斯对形势的体验和分析，相信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马克思。

然而，即使马克思老糊涂了，对俄国形势估计错误，讲了些错话，这又有什么呢？难道他是个不犯错误的人，一生讲的“句句是真理”？问题在于他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讲过的基本原则，被列、斯、毛等歪曲，忽悠了我们大多数人，直到一百多年後的今天还不被许多党员、甚至党校教授们理解，这倒是值得问一个“为什么”了。

我在《“文革”问答三》里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其中有如下的对话。

所以说，俄国和中国革命中原不乏头脑清醒的时刻和人物，但有些“领袖”自己经不住权力的诱惑，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最终坠入“一步法”的泥坑。这里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们自己，以及盲从他们的愚昧又狂热的群氓“推波助澜”。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所说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原意是要在资本主义高度恶性发展之后，才可能出现。如马、恩当年告诫“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苏联、东欧、中国以及北朝鲜、越南、古巴、柬埔寨等落后地区，同样并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前提，即：“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在那些地方，既然这些条件也“正是尚待争取的”，那就先免谈“社会主义”革命。

“十月革命”后的斯大林和1949年的毛泽东等“学生”们想做“一步法实验”，都失败了，结果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不过，他们“做坏了实验”，是他们把“实验条件和步骤搞错了”，他们“修正”了“导师”原有的理论。在这方面，马、恩是被冤枉了。应当说，在对付毛泽东这些自诩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他们的“死敌”。

这里，顺便说一句，恩格斯肯定也不是一个能讲“句句是真理”的人，他有错误的地方，顾先生尽可以去大批判，但至少我在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这篇著作中看不出他是一个“精神分裂的思想家”，相反，他是一个严肃的学者，论述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令人信服，不像顾先生所写的文字那样，从书本出发，前後矛盾，跳跃思维，令人费解。

顾在其“学术专辑”中一而再三地讲恩格斯“精神分裂”，不知有何“深仇大恨”？如果在人格上这样谩骂，这不是一个学者的风范，也不增加你文章的说服力。要小心别人可能也会用一句摩登戏言来回敬你，“你也许该去看心理医生了！”

再有一个建议，如果顾先生不介意的话，在引经据典时，最好给出文章的题目，而不只是给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或《全集》的卷号页码，因为版本太多，一般人不可能都如党校教授那样有条件查到原文，这样子给了出处几乎等于不给。而如果有了具体的题目，那读者就容易上网查看该篇上下文，看原意是什么，有没有“断章取义”。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近来一些“大师”，在研究时，也往往喜欢用自己的话来“翻译”鲁迅，而不给出处^[7]。这不是个好风气，值得注意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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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道路模式的选择”

综上所述，我的看法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应当基本上定位于‘封建主专制’的国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只有‘资本主义’可以救‘封建主义’的中国。”这其中的根据就是：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生，不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首先在欧洲，而不是在亚洲，成功了？

我的看法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欧洲始终没有真正统一过，它分裂为许多小国，语言不通，各自为政，结果，如前所述，各国的经济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以海洋贸易起家的岛国──英国，与欧洲大陆有海峡相隔，更为独立，她最终突破封建社会对生产力的桎梏，率先兴起了资本主义，以後为欧陆他国纷纷效仿。

反观亚洲大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後，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衡同制，行同伦”，加之儒家、道家及佛教文化之长期浸淫，这种“大一统”式的中央极权的“封建社会”非常保守稳定，要想让它整个一起转型，显然会困难得多。

此外，可能还有一个因素，更使之难上加难。

即，虽然从历史的大尺度上来看，人类文明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是个自然的过程。我国从明朝起也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中国那时不但是人类开拓世界海洋贸易的先驱，而且社会上已经存在朦胧的人文主义思想。

然而，自宋朝之後，中国屡次被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统治。那些野蛮的游牧民族比封建社会人文制度更为落後，堪比“亚细亚的原始生产方式”。他们入主中原的“文明世界”，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天堂”，刚刚尝到稳定甜头，欣赏之余，岂有变革之心？

在《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8]一文的《後记》中，提到邵荃麟与茅盾在通信探讨《红楼梦》的见解时，我曾这样感叹：

可是现在呢？她不仍旧是“一国只容一党，一党定于一尊，一尊自立终身，终身不得妄议”吗？这是何等陈腐的建制啊！哪里有一点“共和”与“民主”的气味？为什么它与“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世界差距竟如此之大！

看来，中国大陆“走资本主义道路”步履之艰难，根子就在于它专制的“大一统”。而亚洲个别不受“大一统”天下辖制的小国家，如日本、南朝鲜、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等地区，因各种历史原因，均先後走上了正经的“资本主义”繁荣道路。美国虽也大，但一开始各州便相当独立，不完全受联邦政府的辖制，彼此间很有竞争性；加之政府设置“三权分立”及“新闻出版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如鱼得水”、“大气磅礴”。

那么，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呢？

我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讲得很请楚了。

马、恩这里指出了被假社会主义者诅咒的“资本主义”的所有要素。即：她不但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竞争”，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议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法”，更包括对体制监察的“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因此，要谈论“资本主义”，这三条，缺一不可！而且，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有这种完整的“资本主义”可以救“封建主义”的中国，而不是那些他批判过的各种“假社会主义”和“反动的‘社会主义’”。

具体到中国的情形，1949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之後，在这个民族独立的历史平台上，中国共产党与众多民主党派共同协商，确立了以“新民主主义”建国的政治和经济纲领。这个反封建、倡民主、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符合当时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俄国──条件下的“资本主义道路”，她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合乎中国的实际状况和需要，倒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

然而，卅年以来，背约和失信的毛泽东顽固地推行专制独裁的“封建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毛式混成物。这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之举，也是为马克思所极力反对的事，其结果让中国倒退，走入黑暗。

而刘少奇等“走资派”信守与民主党派制定的“契约”，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刘敢于做出反“合作化”的批示，说“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他又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并说资本家“剥削有功”！还说“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和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等等。从总体上来讲，刘派的主张基本上是受到众多民主党派人士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拥护。他们为之“摇旗呐喊”、“遥相呼应”，长期以来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不幸的是，“假马克思主义”的毛派，在多数民众短视的“民粹主义”支持下，始终占了上风。在道路的选择上，我们失去了实现“新民主主义”这一宝贵的历史机会。

那么，现在的中国是不是在搞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呢？

改革开放一开始，人们都以为是在朝这个方向走，但我看现在却不是，因为除了一直没有“资本主义”那后两条要素之外，即没有政治上的“代议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法”，没有对体制监察的“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现在恐怕连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竞争”也没有了。一旦权贵们依仗权势介入“市场经济”，所谓的“自由竞争”就变得很不公平，专制和特权很快就导致“市场垄断”并“两极分化”，反过来又导致社会和官场的各种黑暗和腐败。这和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精神完全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更不用说，由于政府多年来恣意对国内外经济恶性干预和操纵，弄得现在国际上都不承认中国是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了。因此，与其说它是“资本主义”，怕倒是玷污了“资本主义”，还不如“原封不动”地说它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准确些。

然而，马克思这位“医生”在高度肯定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的同时，也指出了恶性“资本主义”的弊病，指出其内在的“死亡因子”──极度贪婪。这实际上还是挽救了“资本主义”，后者懂得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要保持“规范化”，要分享资本利润和回馈社会，才能“长寿”。这就是“资本主义”从早期榨取最大利润的“曼彻斯特”型演化到现在的“美国”模式和“北欧”模式的原因。

美国以及一些先进工业国，特别是从二战之后，在政府的干预之下，设立了反企业垄断法、非歧视的雇佣法，设置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的标准，建立了雇员休假、劳保、医疗、退休等福利措施，以及社会贫困和失业救济制度；同时，也开始注重改善环境污染的社会问题。而通过资本利润的分享与回馈，工薪阶级的工资和福利不断改善，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也可以参与股份投资。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中，稳定的中产阶级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权利，生活具有相当的保障，有受教育的权利和能力，也有进取的余地和盼望；同时，他们又成为国家税务的主要承担者。尽管现在劳资之间仍会有矛盾，不时仍有罢工发生，但国家在整体上却仍然是稳定的。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看到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和不公，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和破坏性，然而，如恩格斯在晚年所承认的那样，他们低估了这种体系的潜力和生存的能力。资本主义到现在还在发展，其原因在于它为其自身稳定，在经济和政治的民主监察制度方面作了不断的规范和自律。

不过，“美国”模式也并非完善。由于人被私欲、贪欲和权力欲等所驱使，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存在有偏离资本主义那三要素的诱惑和倾向，也有许多丑恶的东西和内在的矛盾。西方现代史告诉我们，资本如果没有规范，对资本主义本身也是致命的。由于长期实行金融去规范化(deregulation)的结果，2008年美国那场“金融风暴”差点没要了“资本主义”的命！而政府如果打压思想言论自由，没有公众监督，没有法制，那专制和特权就还会滋生。1970年美国尼克松政府的“水门事件”就是一个例子^[9]。现在美国政府又风行狭隘的“民族主义”、短视的“民粹主义”，甚至以打压“假新闻”为由，实行野蛮的“法西斯主义”，这更与成熟的“资本主义”原则相左。

而另一方面，强调自由民主平等，分享社会福利的“北欧”模式便更引人注目，据说，那些国家里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是世界最高的。恐怕这也是谢韜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原因。

事实上，美国在医疗保险、教育、环保、枪支管控、劳工福利等许多方面都明显地落後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2015年美国一位敢言制片人Michael Moore制作了系列片《Where to Invade Next》，他亲自采访考查了许多国家，提出他们值得美国学习的地方，为我们具体展示了“北欧”模式的优越性。

顾先生也力主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但他把中国还定位在所谓的“亚细亚的原始生产方式”，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社会和国家没有分化”。因此，“中国目前也没有资格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以瑞典或德国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选择。”中国“将在曼彻斯特资本主义阶段共时态地完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初级资本主义社会的任务，并逐步创造条件向美国式的或瑞典、德国式的资本主义过渡。”

也就是说，按照顾先生的路线图，中国要从史前文明出来，追随西方文明的发展史，当“亦步亦趋”地先“完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初级资本主义社会的任务”，然後才能“逐步创造条件向美国式的或瑞典、德国式的资本主义过渡。”他告诫我们，“不过，这需要许多代人的努力。”果真如此的话，那就让我们踮足引颈地盼望吧！

但顾的这些“理论”，着实令人费解。

美国通过“革命战争”嬴得了独立，又通过“南北战争”废止了南方的奴隶制，剥夺了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使黑奴解放得自由。但美国人并没有按照顾先生的“路线图”，先设法进入“封建社会和初级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林肯总统的带领下，直接按美式资本主义立国，建立了崭新的生产关系，从此“大江东去”、“一日千里”。

就算是如顾先生所言，几千年来中国“仍然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发展阶段”，在21世纪的今天，难道我们还要“循规蹈矩”地走顾先生的理论“路线图”吗？难道美国历史的实践经验没有给我们什么启示吗？

我们还要问，现今的中国人民，面对自己的生存和前途问题，究竟是因为“中国社会形态”太低下，而“没有资格”选择，还是在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高压统治之下，“没有权力”选择？

这时，他的答案开始“闪烁其辞”了：“因为历史的发展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不是人的意志可以任意选择的。……不作选择，任由社会自然发展，也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这些话是讲给那些阻碍历史发展的“治人者”们听的，那当然好，可是千百年来，他们之中又有谁接受过这番“不作选择，任由社会自然发展”的哲理规劝呢？如果这些话是讲给有权做历史选择的“受治者”们听的，那这些“清静无为”的道家说教，倒是很对“治人者”“愚民政策”的胃口。

现在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中正确的那一部分，已正在为人们理解和重视，那我们就应当无可推诿地选择为之呐喊，尤其是应当为“走资派”正名，因为毛泽东们已把“走资派”搞得太臭并太久了。^[11]

“走资派”是一批思想深刻、眼光远大的“志士仁人”，共产党里有，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更多，他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这包括党的领袖刘少奇和彭德怀、张闻天和周恩来，以及邓子恢和王稼祥、李维汉和陶铸、陈毅和万里等，也包括党内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如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邓拓、田家英等。与他们为伍的，还有众多民主党派人士及许多爱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如章伯钧、罗隆基、宋庆龄、张东荪、胡风、马寅初、梁漱溟、黄炎培，以及林昭、张志新、顾准、遇罗克、林希翎、谭天荣等。而“走资派”的存在也不就止于“文革”，之後的历次运动中，又有不少被废黜、关押或赶出国门，如胡耀邦和赵紫阳，以及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

尽管“走资派”们在工作中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有些甚至很严重，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可能也不够彻底，迫于毛派压力他们也曾有过动摇和妥协，但他们的主张毕竟够能带领封建落后的中国走上自由民主和繁荣昌盛的道路，起码比毛式“社会主义”要现实得多，也好很多。如果明白我国四千多年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统治是何等根深蒂固、盘根错节，那就不会过于挑剔历史上这些敢于挑战并冲击它的勇士们了。评价一位历史人物，还是要看历史的总体趋势，要从发展的过程来谈“大是大非”，也要进入当时的“政治环境”，“设身处地”来具体分析；不可苛求别人“高大全”，自己也不宜以“高大全”──自高自大、求全责备──的心态来“指手划脚”。不幸的是，现在有许多人仍把“走资派”当作“官僚”来指斥，或轻蔑地贬为“他们主张的不过是些‘常识’而已”，这实在是对历史和政治的认识失之浅薄。

人们应当理解并支持现在和今後的“走资派”，与之共同奋斗，让中国尽快地跟上世界历史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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