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姚蜀平《悲情大地》一书谈起
小 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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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圣诞节过後，我收到北美华人作家姚蜀平女士赠我的《悲情大地》(明镜出版社，2010)一书。我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这部以文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并给她回过两封信，谈了我的读後感。
最近在补充修改《邵荃麟和现实主义》一文时，我把这本小说作为一个例子，来谈文学中“真实情节与真实关系”的关系。
改完之後，我又翻出当年给姚女士的信，觉得那时讲得更详细些，索性一起附上，并加了个後记，供读者思考，批评讨论。
……
因此，在《论马恩的文艺批评》一文中论及“真实情节和真实关系”这一点时，荃麟特别写道：
这里还看出马恩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比自然主义的左拉高得多；因为后者只是真实情节的描写，而从巴尔扎克这种“真实关系”的暴露中，则明确地见到“他看出了他所心爱的贵族必然没落，而描写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看出了仅仅能找得着的将来的真正人物。”恩格斯就是从这个阶级斗争关系的观点上，肯定了这是巴尔扎克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之一。
这就是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力量和伟大所在，也是它与种种浅薄的、虚伪的自然主义或教条主义的本质区别。
下面，我们以讨论近期的一个作品，来进一步认识“真实情节和真实关系”的关系。
前些年，我读过一部以文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悲情大地》(明镜出版社，2010)，作者是北美华人作家姚蜀平女士。书中主要人物有一位毕业不久的女医生和一位高级干部牛主任，一对海外回国的科学家夫妇，还有一些老少知识分子、普通工人、居民及红卫兵等。作者显然是亲历过文革的，得以许多细节生动地描述了文革时的“真实情节”，包括红卫兵的种种暴行，知识分子受到的迫害与虐待，以及造反派之间的残酷武斗，故事情节曲折动人。作者对文革的起源，也做了一定的分析和批判。这是值得一读并引人思考的好小说。
但遗憾的是，这部小说并没有抓住文革内涵的“真实关系”。
小说的一条主线是，文革前牛主任迷奸了女医生，并将她下放到劳改农场，文革中牛主任又作为“走资派”被打倒，自有了一番体验和感慨。简言之，作者把文革看作是一场“反官僚”的运动。
事实上，文革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毛泽东发动“文革”只是要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摧毁“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及其文化背景，而不是一般地反什么“贪腐官僚”。
那么，毛刘的“路线之争”，为什么必然会在中国发生？这里大的历史背景和斗争的驱动力是什么？其中又是谁对谁错呢？限于篇幅，我这里只能简述如下。
马克思认为：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生，不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文革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宗旨，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它既不符合中国长期封建专制且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实际情形和需要，也违反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因此，文革注定要失败。
同时，“走资派”和“官僚”完全是两个概念，“资产阶级”并不就等同于“贪污腐败”。相反，“走资派”是一批思想深刻、眼光远大的“志士仁人”，共产党里有，民主党派里更多，他们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走资派”在中国存在是必要及合理的。当然，“走资派”们在工作中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有些甚至很严重，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可能也不够彻底，迫于毛派压力他们也曾有过动摇与妥协，但他们的主张毕竟够能带领封建落后的中国走上自由民主和繁荣昌盛的道路。
如前所述，文艺现实主义不是一面简单地反映生活各个角落的平面镜，她是要透视整个时代和人类的灵魂，并根据她对社会的审视和诊断，来设计人物，构思情节，安排矛盾的发展，向读者展示世界的“真实关系”与时代的“主要特征”，同时也让他们看到未来发展的趋向。
那么，牛主任算不算是一个描写文革时代的“典型人物”呢？
尽管通过曲折的“真实情节”，本书作者，在一定的程度上，向我们生动地揭示了文革中人与人之间的某些关系，特别是，作为故事主要矛盾的一方，牛主任这个人物，显然是实际的和形象的，也让人痛恨，但是我们在任何时代与任何地点，都会遇见有这种劣行和品性的官员。既然文革的本质是：由“空想‘社会主义’”与“封建‘社会主义’”混成的更加反动和凶恶的毛式“社会主义”，以最“革命”的言辞和最野蛮的手段，疯狂地阻挠打压新兴活泼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诉求与发展，那么，牛主任这个人物就不是一个处于文革主要矛盾，或“真实关系”，中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了。
这部小说写了些“真实情节”，但在总体上，没有把握住文革这一历史的“真实关系”和它的“典型环境”，没有能够像巴尔扎克那样，让读者从这种“真实关系”的暴露中，明确地见到封建专制统治的必然没落，而新兴的生产关系必然解放被奴役人类的命运，结果就大大削弱了这部作品的现实主义价值。
鉴于现在有很多这一类文艺作品没有能透彻地洞察现实，没有能抓住其主要矛盾，因此，有必要再温习一下恩格斯在给玛·哈克纳斯的信中所说的关于什么是“现实主义的最好解释。”
“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
姚蜀平：你好！
已拜读完大作《悲情大地》，感觉写得相当好，几个人物给人印象深刻，内容亦颇耐人思考。文革事件几都包括，情节有悬疑和起伏，吸引人读下去。我想它可以拍成一部好的连续剧，但这个题材国内目前恐怕难以通过。
牛主任这个人物，也许不够典型，他似乎也可以存在于文革前和文革后的任何时期。这里涉及到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什么是“走资派”等问题？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
……
小鹰
姚蜀平：
祝贺你，你真是快手！有机会我愿拜读新作。
一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与文革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自觉比去年看得更清楚了。由此我也联想到《悲情大地》，那里你用小说写了文革。你的小说文笔好，故事性强，一些人物刻划细致，有性格，使人难忘。感觉有点像早年读过的《船长和大尉》。
但是，作为反映“文革”这么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我以为，这本书没有抓住本质，显得有些流于表面化了。
文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毛泽东发动文革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文革结束快五十年了，至今众说纷纭，扑朔迷离。
你看过杨继绳写的《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吧？他认为文革是“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他引用毛泽东1964年12月12日在八机部长陈正人的《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上做的批示，特别强调：请注意，在这个批示中，毛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说法，说“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杨也引用《新阶级》一书的观点来呼应，说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特权阶级。由此他推断，文革中被批斗的干部都是“官僚”，是蜕化变质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有特权，思想肮脏、生活腐败，如牛主任那样，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利用职权，玩弄女性，又用“专政”的力量，包括中层干部程书记等，来保护自己，进一步迫害“受害者”。这样的人有没有呢？有！旧中国时有，解放后有，现在更多！这是专制国家的共性。
然而，作为一部描写文革的小说来讲，牛主任这个人物却是不够典型的，虽然他的确很令人憎恶。
为什么呢？因为我要问，文革真的是要解决“官僚特权阶级”的问题吗？不是的！正相反，毛是要进一步强化这个体制。在毛的心目中，文革的主要矛盾是：所谓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
也许你会问：那牛主任不就是个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吗？是个“官僚特权阶级”的代表吗？
不！毛说的“走资派”并不等同“官僚集团”，这是两个概念，虽然毛为自己占据道德高点，刻意把二者混为一谈，把“走资派”等同于“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以便煽情造势，制造仇恨。
其实，毛并不在意牛主任那样的人，他自己便是！还自我陶醉得很。文革重点打击的不是“牛主任”，他恨的是“走资派”，是一批他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他们反对毛式“社会主义”，坚持“新民主主义”反封建、搞民主、搞经济建设的道路。这些人有文化、有教养，有理想，有追求，他们坚持“独立思考”，接受西方的人文思想和人道主义；他们认同和欣赏刘的方针和路线，一贯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这才是“走资派”的真实面目。
毛把他们说成是“官僚特权阶级”，毛的这种手法很迷惑人，也很煽情，但不合实际。请结合具体谈谈，文革所打倒的那些从大到小的“走资派”代表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煤炭部长张霖之、中学校长卞仲耘，以及那些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如吴晗、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以至老舍、周谷城等，为何统统被称之为“官僚”？他们到底都有哪些可憎的“官僚贪腐”、“鱼肉百姓”之恶行？非要由毛泽东发动“造反派”来打斗至死不可？难道今天还要按毛关于“做官当老爷”的“文艺批示”来给他们定罪吗？
事实上，被杨继绳同学称之为“官僚”的刘少奇等“走资派”，以及为其“摇旗呐喊”的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主张“新民主主义”，反倒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读过苏联的小说《州委书记》吗？那是一本文革前出的“白皮书”。书中那个因“自由化”而遭到整肃的州委书记是个正面人物，我的印象中，有点像后来的叶利钦或戈巴乔夫那种“走资派”。
可是，恕我直言，你小说中没有一个干部是这样子的，也没有揭示出这种路线斗争的是和非，所以不能说是反映了文革的本质。你书中也提到了《新阶级》一书，批判了专制体制问题，很好。但把“走资派”等同“官僚特权阶级”，并用“牛主任”来形像化，这就中了毛发动文革的舆论“圈套”，在某种程度上美化了毛泽东，似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用意和宗旨是好的，只是方式方法错了。而实际上，毛发动的文革从理念到方法都是错的，他成功地打压了中国的“维新”机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复辟了封建皇朝专制。
我的这些看法写在《“文革”问答三》(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q&a3.html)，以及《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https://www.azcolabs.com/xy_wg_fgl.html)等文中，在那里我进一步论证这样的“走资派”，他们不但不坏，反而好得很；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则是“毛修”，不是“刘修”，并探讨了 对一些概念的新看法。欢迎指教。
我们可以再讨论，用电话也行，我的电话是xxx-xxx-xxxx。
我相信你哥哥(指姚监复，小鹰注)会理解和赞同我的观点，至少他也会有兴趣看和思考。我读过他引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来批毛的文章，知道他的观点。你哥哥那里还能通电子邮件吗？邮箱还是原来那个吗？再谈！
小鹰
多年後重读本文，笔者记起一些有关的事件和感想，写在下面。
一、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下台，林彪成为第二号人物。
“林彪一上台就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文化革命就是要罢官，实际上就是罢官运动，罢哪些人呢？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第二个是不是突出政治，第三个是不是有革命干劲，这三条标准，是我们选拔干部的标准，以及是罢官标准。另外林彪在8月13日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大节和小节的问题，林彪说我们要看大节，不要看小节，小节什么男女关系偷鸡摸狗都没有关系，只要大节忠于毛主席，这是最大的大节。”(高华：《再探林彪事件幕后》，在香港科技大学的讲座，2006年4月12日。)
到了1967年1月，总後勤部造反派批斗邱会作部长时，曾揭发出他大量玩弄女性，类似牛主任的劣行。林彪闻讯後，亲自下令将邱会作解放并保护了起来，因为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当时是由叶群手持林彪手令，直赴批斗会场“解救”，令总後的那些“造反派”们一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极具戏剧性。
因此，如果我们现在仍把文革理解和描写为批斗、打倒“牛主任”式人物的运动，那就“大错特错”，并误导後人了。
因为人们会这样问：“文革”固然很野蛮暴力，破坏了文化和经济，伤害了许多普通百姓，但毛泽东发动“文革”毕竟打倒了类似“牛主任”这样一大批令人痛恨的“贪官污吏”，这有什么错吗？毛这样做，避免了“‘资本主义’复辟”，这不是救了中国吗？因此，“文革”还是必要的，应当“基本肯定”，只是方式方法不好罢了，或者，毛的那本“经书”本来是好的，只是下面的一些“歪嘴和尚”──“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把它念歪了。
而这，恐怕与该书作者的写作初衷刚好是“背道而驰”。
二、广而言之，林彪、叶群亲自解救邱会作(或牛主任)一幕，对现在还认为毛发动“文革”是要带领民众“反贪腐”、“反官僚”的人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讽刺。
呃……有什么“说法”来替毛和他们自己“圆”吗？
有的。
杨继绳的“文革史”《天地翻覆》第26章的末尾专门开有这么一节，叫做“毛把他最后的思想留给后代”。
其中他不惜篇幅，以肯定的态度全文列出毛远新整理的文革末期毛泽东谈话，即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题目是《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最后他甚至动情地写道：“毛泽东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给后人留下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中国以后的政治会发生影响，它将成为反对官僚集团的政治武器。”
不错，毛在其“最后的思想”中也谈过“反官僚”，而且，看来最能“打动”人的地方，大概就是那些骂“官僚”的话了。
可是，奇怪的很，毛指责的“大官们”有“好房子，汽车，高薪，服务员”等，对毛自己和毛派都适用，怎么“官僚”都跑到刘派一边去了？毛派就个个清廉？毛泽东向毛远新说那些“豪言壮语”时，恐怕就是坐在他自己那带有私人室内游泳池的“好房子”里，毛也忘了他在全国各地还有无数的豪华“行宫”，他自己就拥有最多的平民女性“服务员”，并委以重任，後来又亲自“走后门”送她们去上北京大学[注1]。此外，他还有用特权强制发行“毛选”而获得的“巨额存款”。
毛这样把“走资派”和“官僚”混为一谈，这是“忘我”煽情，还是用力把水搅浑好忽悠人？
可是，对于文革之後披露出来的这些丑闻，杨继绳在其“文革史”的导论中，却只用这样一句话就轻轻地打发了[注2]：
“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
多么堂皇的“理由”啊！
但我想，如果不这么搪塞一下，杨继绳“文革反(刘派)官僚”的文章恐怕就做不下去了。
[注1]：“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海蓉)、唐(闻生))，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静宜)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毛泽东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1975年5月3日)
评：什么叫做“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行使的不是别的，正是“封建帝王和权贵们的特权”！
前些年美国有报道，有些名人富豪通过行贿将子女送入名校，後经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法院审理判决，家长和受贿者要被罚款坐牢，子女亦被学校除名。
毛泽东多年来一直把“资产阶级”妖魔化，不断向人们灌输“‘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是‘洪水猛兽’”的观念，进而他恐吓人们：你们瞧，刘少奇要“复辟资本主义”，就是要“做官当老爷”，叫你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现在许多贪官“认罪检讨”时，也总是说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被“资产阶级”腐化了，云云。
其实，贪官们干的那些肮脏丑事，自古以来，还没有“资产阶级”时就有了，是“封建特权”。“贪腐奸淫”的事，无需“资产阶级”来教化，有特权就可以做。而主张“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出现，反的就是这“封建专制和特权”。
然而，在许多被毛“洗了脑”的人的心目中，“腐败官僚”已无疑等同于“资产阶级”，因此，“反走资派”就是“反官僚”，“反官僚”也就是要反“资产阶级”。这种“民粹主义”性质的“偷换”很容易迷惑人，危害也极大。
[注2]：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2013年11月。该文，作为“导论”，被收入他的“文革史”《天地翻覆》(由清华校友重新编辑合成的2017.2版书稿)；2025年6月底，杨托人用电子邮件送我该“导论”的8/13/2023最新版本，也还是如此宣称。
三、对于否认“‘文革’是‘两条路线斗争’、是‘两个司令部斗争’”说法的人而言，还有一个更大的讽刺，或者，一个很难“圆”的事实。
文革中，毛左们抓不到一些“走资派”的“贪腐”行为，便从历史问题来下手。当时盛行“揪叛徒”、“抓特务”之风，即借口“纯洁党的队伍”，对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进行所谓的“调查”。而如果“查无实据”，就可以“上手段”，以“逼供信”来制造“证人”和“证据”。因此，打倒刘少奇时，除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恶谥外，还有“叛徒、内奸、工贼”等“罪名”。
难道“叛徒和特务”不该清除吗？
可是，文革中有人举报江青、张春桥和康生的叛徒历史问题，举报大寨的陈永贵抗日时期出任伪职一事，都被毛泽东死死压住，不允调查。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除了把这叫做“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外，别无解释。
所以，建国後“两个司令部”一直是存在的，毛自己对此心里“一清二楚”，他对此所说的和所做的，也是“一清二楚”，即一切是非对错，要以“司令部”来划线。
现在，一些“文革专家”还在否认这一点，他们要么是“极度书呆”，要么就是“实属故意”。
再温习一遍：“林彪说我们要看大节，不要看小节，小节什么男女关系偷鸡摸狗都没有关系，只要大节忠于毛主席，这是最大的大节。”
这位“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还说过：对于“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也说过：“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只要做到了这些，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是“好干部”，即使他们有重大历史问题或是犯过严重错误的官员。
现在有“伟大统帅”还在要求属下的绝对“忠诚”(loyalty)，并以此作为解职和委任官员的唯一标准，尽管後者没有任何相关的资历与经验，没有任何相关的知识和训练，完全是个外行。
请有理性和良知的人，扪心自问：
“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种族、一个元首”，就这样又回来了，是不是很恐怖？
写于2020年10月，2025年9月修改补充。
研究文革，点击参见：
小鹰：《“官民矛盾”·刘“四清”与毛“四清”·“文化革命”》(2018年4月)
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2017年5月)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016年12月)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 (2016年5月)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