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鹰 (2016年5月)

[说明]这是2016年的一篇旧作，现在拿出来，是再回答“秦汉以来中国不是封建社会”说。又加了个[後记]，提到2019年写的另一篇《社会属性的判断及道路模式的选择》，那里批驳了一位党校教授的“被封建主义”、“被奴隶制度”的说法，并讨论了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Caudine Forks)等问题。

近来在和友人电话交谈中，常听到对拙作《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一种质疑，就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在秦朝就结束了，所以，你文中关于‘反封建’一说，没有根据。”

因为不止一人有这类质疑，我就想一起对此答辩如下。

对于中国社会属性的判断，是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如果认不清楚中国社会的属性，就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应当怎样改革？近年来，我在网上也看到过“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在秦朝就结束了”的说法，好像易中天、许小年等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么，这些名士的“颠覆性”新论是否可信呢？

我所看到对之的论述基本上只是一句话：因为周朝“分封诸侯”，秦始皇“一统天下”，所以自秦以来，“封建制”在中国已不存在了。

在我看来，这样简单地来作社会性质划分，近乎是对“封建”二字的“望文生义”或“咬文嚼字”，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因而，是个极大的误导。

我以为，判断一个社会的属性，主要是要看它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注意，这里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劳动成果的分配制度，和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组织形式等等；这里所说的“生产力”也不是仅指GDP的数值，而是主要指其主要因素──人，被“解放”到了什么地步？此外，也要看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等物质条件“进步”到了什么状况？而“生产关系”则是由“生产力”的水平来决定的。

如果这样来看，自周朝的“分封诸侯”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及后来的历朝历代，政治体系、制度法令等虽各有不同，但“生产力”的水平大致相同，可以说，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手工操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状况，“生产关系”则定格在土地私有和租佃交易之上。

而千百年来，与之相应的礼教制度、伦理道德、等级观念、社会习俗等文化，也是“大同小异”，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

不错，多少年来，我们总有个“皇帝坐龙庭”，要搞中央集权，但国家太大，关系复杂，交通不便，因而“皇亲国戚“、“封疆大吏”、“铁帽子王”还是不少，满清王朝也有个“八旗”，更不用说地方上有数不清的“土豪”占山为王、“恶霸”乡镇邻里。大家族各有“家规”，土皇帝亦有自己的“王法”。老蒋时“军阀割据”，内战不断；到了老毛，他也怵八大军区司令在一个地方久待坐大，要予以对调架空。

当然，从周的“诸侯自治”到秦以后的“中央集权”，是国家体制上的一个重要改变，但“封建割据”也好，“皇帝独裁”也好，“专制”二字却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地方专制”或“中央专制”之不同罢了。这正如巴金所说：在我国的历史上，“我们找不到民主的传统，因为我们就不曾有过这个传统。”(《老化》，载《随想录》。)

那我们又有些什么样的“传统”或“特色”呢？鲁迅1925年在《灯下漫笔》中写道：

几千年来，无论是国家省市还是家族家庭里，一级一级地都是照此章(专制等级)办理。这种“君臣父子”、“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是由封建社会小生产的生产方式所确定，这种封建意识也深植于社会的土壤之中。

应当看到，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特别是自民国以来，我国长期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已开始有所转变，但生产力的水平仍然十分落后。到了毛泽东的时代，随着毛式“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我国的生产关系发生了人为的、强制性的扭曲。对此，王若水先生有过这样一个论述：

说它超前也好，扭曲也好，随着毛政体的专制独裁化，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人，不但没有被解放得自由，相反，倒退到更加受奴役的状况。实践证明，毛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大大地破坏了原本已经十分落后的生产力，给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参见拙作：《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

此外，旨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清廉的政府和光明安定的社会，相反，引发全国上下“专制和特权”盛行。文革的一个“丰功伟绩”便是把几千年淀积下来的最肮脏丑恶、愚昧腐朽的文化渣滓和社会上最卑劣无耻的人性全给翻腾上来，把各种污泥浊水全给搅成一片混汤，导致人们社会价值观的丧失和道德信仰的崩溃。实际上，可以说是“封建主义”在我国大大地复辟了。

今天，尽管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不是还常常可以见到《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和《阿Q正传》中的人物和现象吗？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贪污腐败、贿赂奉承，奴隶心态、麻木不仁，“假洋鬼子”、“不准革命”，到自私、保守、涣散、愚昧，缺乏公众道德观念、少有社会整体意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又怎么可以轻言不再是“封建社会”了？不过，可怕的是，今天这些腐朽的东西往往在“恢复民族历史传统”的口号下出现，它更能迷惑和麻痹人。现在一些人热衷于或拘泥于封建道德观念在字面上的解释，甚至赋予它们摩登的意义，对之“顶礼膜拜”，但是鲁迅却能从“仁义道德”之后看出“吃人”二字，看出旧礼教的实质，这是为什么？

马克思讲得不错，“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平等”、“自由”、“博爱”和“民主”等口号，就是对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和奴隶主义的挑战。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破坏“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解放被“封建主义”桎梏的“生产力”之核心价值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来看，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应当基本上定位于“封建主专制”的国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只有“资本主义”可以救“封建主义”的中国。因此，“走资派”刘少奇是对的，中国需要补“资本主义”这一课。但中国要搞的是那成熟的、完整的、现代的、规范化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去搞为马、恩痛斥过的“封建的社会主义”的变种──“权贵资本主义”。如果只是在经济上搞“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上仍坚持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没有司法独立等“法制规范化”，没有舆论民主和新闻出版自由，那搞的只是畸形的、跛足的“资本主义”、“恶”的“资本主义”，结果很可能反而会应了马、恩对早期“资本主义”的不幸预言。

我们今天重提“回归新民主主义”、重申“反封建专制”的历史任务，其意义就在于此。

写于2016年5月

摘自《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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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记]

文革之後，学界对中国历史的社会属性有了不少争议。

一个令人瞩目的说法，就是“秦汉以来中国不是封建社会”。还有人走得更远，党校的一位教授主张“东方没有封建社会”、“东方没有奴隶社会”，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被封建主义”，甚至是“被奴隶制度”。

在我看来，这类文章大多是“咬文嚼字”、“滔滔不绝”地在“封建”二字的“定义”上做文章，对各种“政体”发些议论，却共同有着一处明显的硬伤，就是忘记了决定一个社会属性的，是它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特征。

例如，当我们考察中外历史上农村土地所有制的种类及其变迁时，究竟是封地、领地，还是公社共有？是准军事化的井田制，或是完全归私人所有？是分封世袭，还是可以买卖转让？那真是形式繁多，五花八门。但无论如何复杂，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可谓是“提纲挈领”地道了出共同之处，即它们都属于“手工操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

因此，我们判断一个社会的属性，首先要看它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其次，要审视为维护这种经济制度而设立的政体及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

如何判断中国社会属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生，不但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有完整的“资本主义”可以救“封建主义”的中国，而不是那些他批判过的各种“假社会主义”和“反动的‘社会主义’”。

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属性问题的准确判断，决定了道路模式的正确选择。

在《社会属性的判断及道路模式的选择》一文里，我驳斥了“被封建主义”，“被奴隶制度”的说法，讨论了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Caudine Forks)，以及“道路模式选择”，并试图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首先在欧洲，而不是在亚洲，成功了？”等问题；相反，如果人为地强行对抗“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最终都将不免失败，如毛式“人民公社”的消亡，柬共的垮台，苏联的解体。

在随后的《关于<社会属性的判断及道路模式的选择>的通信》中，更有进一步的讨论。

遗憾的是，国内电子刊物《记忆》不接受这些文章，并借故终止了本人的会员资格，故作者只有另觅途径发表。

欢迎有兴趣的读者去参看，并批评指正。

写于2021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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