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鹰
[前言]打倒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摧毁了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毛“文革”最伟大的“成果”，因此，刘少奇是研究“文革”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
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毛刘之争”，即“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究竟孰是孰非？
这是一个涉及应当“基本肯定文革”，还是要“彻底否定文革”的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对此必须辩论清楚。
丙：看了《“文革”问答三》(http://www.azcolabs.com/xy_wg_q&a3.html)，你和老甲“一唱一和”，鼓吹“文革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爆发”、“刘少奇不是‘官僚’，是‘走资派’”、“只有‘走资派’才能救中国”等等，尔等如此肯定刘少奇，本人就不买帐。
乙：愿闻其详。
丙：那好，我就从头谈起。
1945年中共“七大”时，是刘少奇一伙，“吹喇叭、抬轿子”，带头把毛泽东捧上了台，从此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刘少奇文革时被毛整死，是他“咎由自取”！
乙：我们看问题不能离开历史背景。中共“七大”时，毛泽东显示了“政治才干”和“领袖魅力”，他把“民主自由”等“好话说尽”，的确迷惑了党内外的一大批人。那会儿，对比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延安不只吸引了大量青年、文人向往，就是众多民主党派、甚至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对毛也有好感，连美国政府都对中共抱有希望。所以，毛那时能上台，有其历史必然性，这不是用一个简单的“捧”字就能解释的了的。
文革中，许多“红卫兵”和“造反派”跟着毛泽东去打倒了刘少奇。现在要清算毛“文革”的罪恶，出来“反思”的主要还是这帮人。由于历史上的种种“瓜葛”，为自己名的缘故，“义人”们不去分析毛派与刘派的“政治路线斗争”历史，不去追究为什么毛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搞“社会主义”是大错特错，而是小骂、空骂几句，把毛“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甚至给毛戴上“反官僚”、“是民意和底层社会的代表”等美名桂冠(杨继绳)，却依旧把矛头对准刘少奇，把“气”都撒在他身上，自己方觉得好过一些。
甲：这些人不从政治路线上看问题，不追究毛为什么要大规模清洗“走资派”和摧残一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对刘竭尽挖苦贬损之能事，编造些语言粗鄙，情趣低下的文字，“绘声绘色”地煽情，以迎合庸俗“小市民”的口味。他们把刘描写得猥琐卑劣不堪，以突显毛的高大上，这好像是换了一个法子来继续向毛表“忠心”，显示他们要比毛更恨其政敌一些。
“在‘七大’时把毛捧上了台”，这几乎成了他们口中刘的一条主要罪状。
乙：这些现在仍对刘“嗤之以鼻”的红卫兵有没有想过，六十年代中期，是不是自己“把毛捧上了天”，肉麻地捧成“心中的红太阳”？
一些“造反派”现在认为刘少奇“捧毛上台”，是其人品所致，他只是垂涎那山寨的二把交椅，嘲笑刘是“被他自己抬起来的神砸死的”，自作自受。
但这些“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忘我精神”太强，他们忘了，当年正是自己狂热地“把毛捧上了天”，追随毛去打倒“修正主义”、“走资派”。只是后来遭到抛弃和整肃，才明白是受了毛的蒙蔽。
有道正是：
“愚忠红卫”卫到了被“上山下乡”“再教育”的地步，
“奉旨造反”反招致“义和团”受镇压、遭清洗的下场。
那时这些人犀利的“慧眼”到哪里去了？现在又有没有一点愧疚感？回顾四十年代的情形，我们多数人又比刘少奇高明多少？恐怕是还远不如他吧！
如果一定要用“捧上台”来追究历史责任的话，那我们结合文革中自己的作为与遭遇，是否也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呢？
甲：二战前，大多数德国人狂热拥戴希特勒，文革中大多数中国人狂呼“毛主席万岁”，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个需要正视和深入反思的痛苦史实。
而没有经历文革的年轻人，如果今日也这般自义地笑话或指斥前人，狂傲肤浅地看待历史，小心苦头和教训就正在他们自己的路上等着呢！
丙：那刘少奇不是写了本黑《修养》吗？他鼓吹要人做党的“驯服工具”，提倡“奴隶主义”，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刘之罪不可恕！
甲：反刘人士最喜欢数落他的“罪状”之二，就是写了这本被毛称之为“黑《修养》”的书，而且用的还是毛当年对该书批示的“语录”，这不是至今还在“把毛捧上了天”吗？
不错，刘少奇1939年是写了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其中他对党员宣称“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要求“少数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但这恐怕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党都会奉行的原则，毛自己当然也不例外。
除此之外，刘在书中还一般性地谈到如何处理党内人际关系，例如，“慎独”、“将心比心”、“委曲求全”、“以德报怨”，以及“人皆可以为尧舜”、“吾日三省吾身”等道德教训。平心而论，这些话，虽属“老生常谈”，却也“无可厚非”，还够不上“死罪”。
乙：好，那我们就按老丙痛恨的“驯服工具”论来说吧。的确，谁也不想当个“奴隶”，驯服地听什么人使唤。但就算刘是这样讲了，我想，判断一个人，除了“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让我们来看看，後来刘自己是否真的做了党的“驯服工具”？
众所周知，苏共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死後三年，才敢开始揭批他的罪恶，国民党小蒋也是在老蒋死後十二年，才解除了“戒严令”、“党禁”和“报禁”，开始政治改革的。而刘少奇却是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就同毛有路线分岐，到六十年代初开始有顶撞，敢于当面放话：“这样搞，你我都要上史书的！”而他手下一批文艺界，教育界，经济界，外交界的强悍人马也不断抵制毛的方针路线，“阳奉阴违”地另搞一套。
1967年《红旗》5期刊发的经毛审核的戚本禹的批刘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杀气腾腾”地点明刘少奇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而刘少奇当时对毛指控的回答是：“我早在去年八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更可贵的是，刘到死也没有屈服于毛党的“组织”淫威，被毛称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刘少奇在“路线斗争”中对抗毛的这些实际“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与“驯服工具” 论相去甚远。
相反，刘倒是做到了其书中所言：
“他(共产党员)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即使他这样做暂时于他不利，为了拥护真理而要受到各种打击，受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和指责而使他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
刘少奇书中写的这些话，又哪里是在宣扬什么“驯服工具”和“奴隶主义”啊！
甲：我很难想像，现在这批指斥刘少奇“僭主越位”、“分庭抗礼”，大有“逼宫之意”、纯属“大逆不道”的“红卫兵”(高华)，以及嘲笑刘连“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规矩都不懂，痛骂他“犯上”是“自作孽，不可活”的“造反派”(胡鹏池)，若是他们当年处在刘的位置，又会如何地“识相、知趣和谄媚”了？
这些人，大概是宫斗剧看多了，年纪轻轻，就满脑“君臣父子”封建礼教观念，谈吐俗气得很。他们不妨扪心自问，如果那时候是自己在位，能不能那怕有一点刘“走资”的那些远见，包括“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对“合作化”，要搞“民主化和工业化”，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等等。
又敢不敢公开讲出来，与毛唱反调？更不用说是为信念“宁死不屈”了！
乙：是啊！刘少奇等“走资派”，建国後坚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要兑现与众多民主党派达成的协议和对人民的承诺；刘反对毛搞“合作化”，有文字批示说，毛的主张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刘要搞“民主化和工业化”，要“二十年不触动私有制”；在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更是基本上否定了毛的“三面红旗”。
60年代中期，毛泽东大力鼓吹“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毛式“社会主义”道路，而刘少奇则在工矿企业中推行“计件工资”、“奖金挂帅”等“物质刺激”措施，探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行性；文革前不久，他甚至还在热衷试办大工业托拉斯，刘少奇所有这些行为，实可谓是与毛主义“针锋相对”了。
可是文革时，无论是“团”派还是“四”派，是“天”派还是“地”派，多数“造反派”都是“斩钉截铁”地要“反修防修”，誓死要跟毛走“社会主义”道路。
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人说什么“文革的发生”是由于“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秦晖)。好像毛泽东始终“与百姓同在”，文革“左”的不是毛泽东，竟是那些“反毛的官僚”，即刘少奇等“走资派”！──马屁居然可以这样子拍法，实在是“匪夷所思”啊！
甲：这些人的“驯服和盲从”，跟刘的“独立思考”之境界与胆识，完全无法比拟，是不是？
文革中，毛泽东“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推崇“个人崇拜”，正是他把全国十亿人都变成自己“思想”的“精神奴隶”，不是这样吗？
而其中一些人，摘下当年“红箍”，还不过瘾，现在又戴上有MAGA(让美国再次强大)字样的“红帽”，甘当二次“红卫兵”。他们中了“毛思想”愚忠之毒，可谓深也。
丙：但毛泽东对此书的批语是：“‘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甲：嗨，这又是在引用毛语录！
的确，在毛派看来，“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可算是“大逆不道”，无异于“叛徒行径”。好，这可是够给刘定一条”死罪“了！毛如此“定罪”，有着明显的“杀机”，但他这样讲，根据是什么呢？
我查了一下历史文献，1967年5月8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文章题目就是《“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该文指斥《修养》一书“闭口不谈阶级斗争，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尤其是公然删除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文章这样写道：
“《修养》一书的作者，不仅自己不提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在引用列宁的两段话时，也把无产阶级专政剜掉了。
……
《修养》在一九六二年重新修改出版，为什么仍然把无产阶级专政删掉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反对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完全可以证明，这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对头，他是绝对不能容忍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就一定要把它砍掉。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样无耻地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灵魂的。”
所以说：
“在全国胜利以后，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乙：毛派对刘少奇“走资派罪行”的这些“慷慨激昂”、“证据确凿”的“批判”，很难辩驳，是吗？
那好，他们既然谈到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让我们看看马克思到底是怎么说的？
在《看看马克思还讲了些什么？》(https://www.azcolabs.com/xy_MKS.html)一文中，我总结了马、恩着重陈述过的五条内容，都是些中外共产党故意不看，也不想让大众知道，更不想实行的“马克思主义”。
其中三个陈述要点如下：
一，关于“资本主义阶段不可逾越性”的陈述。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这样写道：
“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处于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封建专制社会国家，想要发展，只能老老实实地先“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妄图超越自身生产关系的政治和经济形态，直接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来解决只有“资本主义”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那是十分荒谬的”，因此注定要失败。
二，关于“在封建专制社会国家里，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的陈述。
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主张，在那些尚未经过“资本主义”的地方，共产党要按照“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支持“资产阶级”革命，先建立起一个“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把“法国的生活条件”搬过来。
什么是“法国的生活条件”？
马、恩这里所说的“法国的生活条件”，不仅是指“良好的物质生活水准”，还包括一个由“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以及“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所保障的公民“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生活环境。
马、恩明确指出，任何地方要想搞“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先具备三个前提，它们分别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若是还不具备的话，那就先去建立它。
以後，直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方可谈论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
三，关于“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的陈述。
马、恩在1848年写作《共产党宣言》时，英、法两国家已分别有50─100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针对当时那里出现的一些“社会弊病”，他们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废除“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等主张，试图以此来解决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出现的所谓“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内在矛盾”。
然而，到了1895年，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写道：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甲：原来如此！
如你所述，马克思是讲，只有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再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时候，才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
但他们误判了形势，“资本主义”直到现在还在兴旺发展。更不用说，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的矛盾。
然而，马、恩毕竟清醒地指出过“资本主义阶段不可逾越性”。
也就是说，马克思告诉我们，在封建专制、生产力低下的国度里，“无产阶级”首先要争取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简言之，就是“法国的生活条件”。
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同时也预见并告诫人们，要分辨“低级经济形态”中冒出的种种假“社会主义”的特征。
後来那些从不曾有过正经的“资本主义”的俄、中等封建落後国家，用专制暴力强行“跳过”或“用法令取消”“资本主义”这一社会“自然的发展阶段”，现在还一直要革“资产阶级”的命，结果，他们搞的只是那种如马克思预言过的“粗陋的、汤匙的、或暴食的‘兵营式共产主义’”，这就完全违背了马克思说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所以这些独裁寡头总是与世界格格不入，不得人心，到处碰壁，不断受到客观法则的“制裁”。
乙：奇怪的是，这些都是《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明白的话，却少有人去追究毛的背叛，後人反倒是信了那骗子“创造性发展了的”什么“高峰和顶峰”。
建国後，毛背弃了与众多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共同协商的“新民主主义”，要加快“社会主义改造”，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还要“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实可谓是“一步错，步步错”，直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全国人民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反观刘少奇，他在五十年代初的中国，要求“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敢于讲出“不要‘合作化’”，“要‘民主化和工业化’”，以及“二十年不破坏私有制”等主张，到六十年代又“一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就一定要把它砍掉。”
现在来看，刘的这些主张和做法倒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封建专制、生产落后的国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原意。
1962年，刘在再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时，删去书中引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话，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这正说明，那时的刘少奇可能已经意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并不适宜中国的国情，起码是希望淡化它。
我现在这样讲，并非是“空穴来风”的推测。
事实上，当时毛泽东“退居二线”，刘派正开始在文艺界、教育界、科技界推行一系列“宽松政策”[注1]，在农村推出“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注2]，在工矿企业搞“利润挂帅”和“市场经济”，政治上为“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
[注1]：1961年6月，中宣部和文化部在北京召开有关文艺工作的“新侨会议”，周恩来出席并作了讲话，随後制定了“文艺八条”。不久，在蒋南翔和聂荣臻的主持下，高教部和中国科学院也分别发布了“高教六十条”、“科学十四条”等宽松的方针政策。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之後，刘少奇立即就主持召开了史称“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部署了一系列纠左的经济措施。1962年3月，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宣布给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4月27日中央又发布“甄别工作”通知，要加速为“反右倾”等运动中受牵连的人“甄别平反”，还有1962年8月的“大连会议”，那里提出了许多後来被毛定为“修正主义‘黑八论’”的文学主张。
即使是在毛大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後，1963年4月，中宣部在北京召开文艺工作会议时，邵荃麟，在周扬等人的支持之下，仍坚持周恩来在“题材问题”上的文艺方针，与来自上海秉承柯庆施“大写十三年”颂圣旨意的张春桥及姚文元展开了面对面的激烈辩论。
这些所谓“右倾”的会议，都是“走资派”与毛派做“路线斗争”的表现，而他们制定相关的方针政策当时很得人心，以至文艺界有人提出，要把“文艺八条”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传下去。
[注2]：“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这也就是土改以后刘少奇主张在中国农村实施的经济纲领。
所有这些，都被毛看在眼里，记在心上。1962年秋，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大骂这是在刮“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文革初又这样写在他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里：“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然而，诸位试想，假如建国一开始真能按刘少奇的蓝图来搞的话，而不是像毛泽东那样，年年搞“政治运动”，天天搞“阶级斗争”，那到了1961或1971年，我国经济文化的各方面就完全不会像是被毛泽东搞成的那种烂摊子了，我国的“经济起飞”恐怕要比日本或“亚洲四小龙”更早！
如果中国的“走资派”能够实施他的建国纲领，不正是国人最大的幸事吗？
老丙，你说呢？
丙：你们说的这些，颇具新意和理论深度，许多问题我也不曾思考过。
但以前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它是这样的：
我看过文革的基本历史文献，如毛泽东主持批发的“社教23条”、“五·一六通知”以及“文革16条”等，那里面讲得很清楚，这场运动的宗旨就是要整“走资派”。
可是，一些批毛人士，对于毛的那些“义正词严”的反修、防修、反“走资派”的“豪言壮语”，说不出个“一二三”来，总是回避不谈，还美其名曰“不要坠入中共官方史学的话语陷井”(高文谦)，仿佛一旦涉及这个话题，就“理亏三分”、“矮了一截”、“无言以对”，必败无疑。
于是，他们就纷纷杜撰出些什么“文革反官僚”说、“毛心理问题”说、“面子工程”说、“争权”说、“饰词”说、“试错”说、“两个文革”说、“一丘之貉”说等等，就是闭口不谈毛发动“文革”反“走资派”，到底反得对，还是不对？
但这种“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避免正面冲突的“游击战法”不解决问题。许多和我一样的人，都会这样想：“文革”固然很野蛮暴力，破坏了文化和经济，伤害了许多普通百姓，但毛泽东发动“文革”毕竟打倒了刘少奇等“走资派”，这有什么错吗？“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这不是救了中国吗？因此，“文革”还是必要的，应当“基本肯定”，只是方式方法不好罢了。
现在，你们把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毛刘之争”，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提到“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理论高度上来认识，指出刘少奇的路线是合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进步”，而毛泽东的路线则是背逆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这样就肯定了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为“走资派”正名，而且把“官司”直接打到马克思那里去，揭穿了毛是如何修正马克思主义的。
甲：是的，如果沿这条路走下去，这就可能要颠覆整个毛派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了。把毛泽东披在身上的假“马”皮剥去，其结果是让人们知道，原来毛没有“马克思”──“‘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只能附到僵尸“秦始皇”那里去了！
乙：的确，这样做，恐怕会令一些人更加恼火和恐惧，也会让“毛粉”冷静下来想一想。所以，把马克思同毛泽东切割开来，用马克思来批毛，也许更有力些。
写于2023年9月25日，2025年8月7日修改补充。
研究文革，点击参见：
小鹰：《我与杨继绳就“文革”问题的往来》(2025年7月4日)
小鹰：《“文革”是毛“修复面子”的工程吗？》(2025年2月14日)
小鹰：《“走资派”是个“伪概念”吗？》(2025年2月7日)
小鹰：《答对我“文革观”的一种议论》(2025年1月17日)
小鹰：《看看马克思还讲了些什么？──从“三个代表”谈起》(2023年8月18日)
小鹰：《杨继绳“文革反官僚”说的恶果》(2023年5月17日)
小鹰：《“官民矛盾”·刘“四清”与毛“四清”·“文化革命”》(2018年4月)
小鹰：《对杨继绳的“文革史观”提几个问题》(2017年5月)
小鹰：《刘少奇是“官僚”，还是“走资派”？》(2017年2月)
小鹰：《对秦晖教授“自由平等”观的异议》(2016年12月)
小鹰整理：对《文革研究向何处去？》的质疑与讨论 (2016年5月)
小鹰：《为什么毛式“社会主义”是反动的？》(2013年10月)